王 军，苑 晶

（河北师范大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成立短短10年后，就引起了美国政学两界的特别关注。1932年，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向美国国务院报送了《共产主义在中国——1932年来自汉口的报告》（以下简称“柯乐博报告”），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情况。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Parks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西方社会借此得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1944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共产党将战胜国民党，曾建议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②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based on the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1945年7月，美国政府战争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组织效能及其游击战略给予了高度评价③Lyman P.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1947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贾安娜（Annalee Jacoby）在其所著《中国的惊雷》（ThunderOut OfChina）一书中，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状况，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腐败进行了揭露，同时也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期待④Theodore H.White &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 City: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Jan.1, 1946.。上述著作可以说是美国乃至海外有关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早期文献，这一时期也成为美国“中共学”发展的萌芽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余年时间里，美国“中共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9），美国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及其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党的领袖人物、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党的机构等方面；第二阶段（1979-2012），因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原因，美国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其研究焦点开始转向改革开放新政策、新的经济改革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决策机制、“领导小组”的角色、任命体制和人事制度、高层领导的更迭问题、党校系统和干部培养制度、机构重组以及党建活动等问题；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中共之治”成为美国“中共学”重点关注的问题。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对当代美国“中共学”进行全面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甄别真伪、激浊扬清，从而更有针对性地系统普及党史教育，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一、美国“中共学”研究内容及其意蕴

美国“中共学”是海外“中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美国“中共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的关注，是贯穿美国“中共学”研究的一条主线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其著作中首次引入风靡全球的“毛主义”（Maoism）一词①[美]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该书英文版本较多，最早为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本。。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以研究“毛泽东思想”著称，他详细描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几个阶段，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参与性和反官僚主义的积极价值，以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起来的种种努力②Stuart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ul.28, 1989.。马思乐（Maurice Meisner）和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两人均对毛泽东有独到研究，而且一生笔耕不辍，成果颇丰。两人都还曾对邓小平及其领导的政治经济改革进行过探讨③Maurice Mei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City: Hill and Wang, 1st edition, Sept.30, 1996; Roderick MacFarquhar, “Deng Xiaoping’s Reform Progra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40, No.6, 1987, pp.20-38.。白鲁恂（Lucian Pye）早年曾著《领导者毛泽东》（法文版）一书，晚年则对邓小平领导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进行了评估④Lucian W.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City: Basic Books(French Edition), Jan.1, 1976; Lucian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35, 1993, pp.412-443.。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马丁•怀特（Martin Whyte）、傅高义（Ezra Vogel）和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人则对邓小平的政治生涯、邓小平领导实施的社会经济改革措施和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如何看待国内外环境以及如何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吴本立（Brantly Womack）和狄忠蒲（Bruce Dickson）等人对“三个代表”思想、“三个代表”的构成等问题进行了理论解读和细致分析⑤[美]布兰特利•沃马克：《政党-国家民主与“三个代表”：一种理论透视》，见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6-116页；[美]狄忠蒲：《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从“三个革命阶段”到“三个代表”》，见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第79-95页。。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在其所著《他改变了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如何思考》，分别对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的思想和政策进行了剖析⑥Robert Lawrence 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 New York City: Crown; 1st edition, Jan 11, 2005; Robert Lawrence Kuhn, How China’s Leaders Think: The Inside Story of China'’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Leaders, Hoboken, New Jersey: Wiley, Revised edition, June 15, 2011.。托尼•赛奇（Tony Saich）、罗德明（Lowell Dittmer）、易丽（Elizabeth C.Economy）、苏曼•卡恩（Sulmaan Khan）、吴本立以及山姆•卡普兰（Sam Kaplan）等人对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共反腐斗争、中共领袖的大战略、新时代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评估。2021年1月，美国标准出版社（Standard Publishing Press）还出版了《习近平生平》一书，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生平、思想及成长之路等问题进行了解读①Standard Publishing Press, Life History-Xi Jinping: The Most Powerful Man in China, Paperback,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Jan.3,2021.。

（二）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微观研究，拓展了美国“中共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近20年来，美国“中共学”涌现出一批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例如：安德鲁•魏昂德（Andrew G.Walder）和狄忠蒲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构成及其变化趋势、组织规模的发展以及吸纳资本家入党的战略进行了剖析。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和沈大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小组、党的宣传机构及其作用、党的外交机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卜约翰（John Burns）、史宗翰（Victor Shich）、夏洛特•李（Charlotte Lee）、墨宁（Melanie Manion）以及爱丽丝•米勒等人，对中国共产党干部任命和选拔制度、干部晋升制度、党校系统及其作用以及党章修改和党的指导思想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微观探讨。这些研究成果的问世表明，美国“中共学”研究已经从宏观层面扩展至微观层次，使得其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全面。

（三）十八大以来，“中共之治”成为美国“中共学”的主要议题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曾是美国“中共学”的焦点话题。②路克利：《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百年来英语世界的解读》，《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3期，第96页。中美建交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成为美国“中共学”关注的热点问题③例如：黎安友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威权政体面临许多挑战，但仍然具有强大韧性，而且这种韧性具有独特来源，因而将长期执政。狄忠蒲则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地适应改革创造的经济社会环境，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Andrew J.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4, No.1, 2003, pp.6-17; Bruce Dickson, “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 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5, No.4, 2000.。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身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两场深刻革命的实践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能力，因此，“中共之治”才是中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证。④Marry Gallagher, “Does a Stronger Xi mean a Weaker Communist Party？”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2018.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共之治”成为美国“中共学”乃至整个海外“中共学”的主要议题。这一转换，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日益强大和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的显著标志。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来临，再度激发美国研究者的研究兴趣

2021年6月26日，《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刊发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主席兼CEO弗里德里克•肯佩（Frederick Kempe）《百年中共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冲突》一文，对中国共产党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压力进行了剖析⑤Frederick Kempe, Op-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age 100 confronts growing contradictions, NCBC, Jun 26, 2021,https://www.cnbc.com/2021/06/26/op-ed-chinese-communist-party-at-age-100-confronts-growing-contradictions.html.。中共百年庆典当天，乔治•玛格努斯（George Magnus）在《前景杂志》（ProspectMagazine）撰文，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进行了比较，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表示出担忧⑥George Magnu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y yet go the way of its Soviet peer, Perspective Magazine, July 1, 2021,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economics-and-finance/chinese-communist-party-soviet-union-xi-jinping -centenary-economicspolitics.。5天之后，托尼•赛奇的新著《从反叛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100年》一书出版，详尽描述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夺取全国政权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⑦Tony Saich,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Tony Saich, From Rebel to Ruler: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mbridge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6, 2021.。

毋庸置疑，美国“中共学”对中共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美国“中共学”向微观层次的拓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不足。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美国“中共学”对相关问题的再度关注，有助于国内学界全面总结中共作为百年大党的历史经验和巨大成就。美国“中共学”研究主题在特定条件下的转换，则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如何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中共学”的现实存在，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它实际上还负载着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功能，对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足够的警惕。

二、“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美国“中共学”历经几代研究者的努力，形成了以研究队伍为智力支撑、以研究机构为项目支持以及以多元化文献载体为传播平台的“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从而成为海外“中共学”中相对完善和成熟的一个分支。

（一）智力基础：庞大的研究队伍

从代际分布来看，美国“中共学”研究者大致可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以费正清、白鲁恂、史华慈、施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鲍大可（A.Doak Barnett）等人为代表，大多出生于1920年代及之前，也被称为“知华派”1.0①贾敏：《美国“知华派”3.0一代渐崛起》，《嘹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20期。。第二代以马若德、马思乐、傅高义、柯文（Paul A.Cohe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黎安友（Andrew Nathan）、包瑞嘉（Richard Baum）、大卫•兰普顿等人为代表，大多出生于1930-1940年代。第三代以沈大伟、狄忠蒲、柯伟林（William C.Kirby）、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等为代表，大多出生于1950年代及以后，是当前美国“中共学”研究的主力。

从生平简历来看，许多研究者拥有在华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经历，其中鲍大可、白鲁恂和裴宜理等人甚至出生在中国。埃德加•斯诺、白修德、贾安娜、傅高义、大卫•兰普顿以及杰西卡•蒂茨（Jessica Teets）等人曾长期在华进行采访、报道和调查研究。许多人都有在华科研院所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例如：沈大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华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留学生②沈大伟曾于1983-1985年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之后还曾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2009-2010年间，受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沈大伟还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做过访问学者。。墨宁曾在1970年代末期在北京大学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麦艾文（Evan S.Medeiros）曾于2000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和外交学院访学等等。

从职业背景来看，其主力是高校和智库的研究人员，如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史宗瀚、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德明等等。部分研究人员分布在新闻媒体行业，如埃德加•斯诺、白修德以及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等人。还有一些研究者是美国政府官员或者前政府官员，如李侃如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和亚洲政策高级主任、何汉理（Harry Harding）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特别国家安全顾问、麦艾文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高级主任以及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等等。

从学科专业背景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具有政治学背景，也有部分研究者具有历史学背景，如墨子刻（Thomas Metzge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谷梅（Merle Goldman）、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小斯蒂芬•乌哈利（Stephen Uhalley）等人；有部分研究者具有社会学背景，如马丁•怀特、赫伯特•舒尔曼（Herbert Schurmann）和安德鲁•魏昂德。还有部分研究者具有法学背景，如伊森•莱布（Ethan Leib）、卡尔•明兹纳（Carl Minzner）、拉里•卡塔•巴克（Larry Cata Backer）等人。少数研究者具有经济学背景，如罗伯特•库恩（Robert Kunh）和亨利•罗恩（Henry Rowen）。

相对其他消费行为来说，体育消费具有一定的享受性和发展性。体育消费可以更好地带动农民群众形成消费习惯，是创造内需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机构：提供项目支持

研究机构是美国研究者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平台和保障。长期以来，美国“中共学”研究者以高等院校、各种研究协会和智库为依托，借助它们所提供的项目支持，从事相关研究。

2020年7月，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托尼•赛奇和杰西•图列尔（Jesse Turiel）等人提交的《理解中共的韧性：对中国民众的长期调查》报告，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的项目。该报告以2003-2016年间中国民众政府绩效满意度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共产党的“韧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中国共产党地位非常稳固”的结论①Cunningham, Edward, Tony Saich, and Jessie Turiel,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2020, https://ash.harvard.edu/files/ ash/files/ final_policy_brief_7.6.2020.pdf.。

第一代“中国通”鲍大可、施乐伯和白鲁恂等人都曾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的创始人，李侃如、何汉理、包道格（Douglas H.Paal）、大卫•兰普顿等人也是该协会成员。在该委员会2010-2019年间出版的关于美中关系的10个年度报告中，提及中国的次数平均达到150次之多②NCUSCR Publications, Annual Reports, 见该委员会官网：https://www.ncuscr.org/content/publications.。2021年6月24日，该委员会邀请来自耶鲁大学、佐治亚州立大学以及美国圣母大学的三位专家，组织召开在线研讨会，其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③Denise Ho, Karrie Koesel & Maria Repnikov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t 100: How the CCP Tells its Story, https://www.ncuscr.org/event/ccp-at-100.。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曾于2017年在《时代周刊》撰文，分析了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交等挑战，并对中国的未来表示出担忧④Richard Haass, “Xi Jinping’s Dilemma”, in Times, Vol.190, No.20, 2017.。2021年6月23日，该委员会官网发布埃莉诺•阿尔伯特（Eleanor Albert）等人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一文，对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经济增长缓慢、环境退化以及中美关系等国内外挑战进行了分析⑤Eleanor Albert, Lindsay Maizland & Beina Xu,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une 23, 2021，见该委员会官网：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inese- communist-party.。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作为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⑥美国宾州大学2019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见James G.McGann, 2019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2019,June 18, 2020, https://repository.upenn.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8&context=think_tanks.，专门设有中国研究项目——中国实力项目（China Power Project），围绕该项目聚集了一批研究人员，他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特别是军事力量的发展为主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治国理政实践进行跟踪研究⑦ChinaPower Project, Unpacking the complexity of China’s rise,见该项目官网https://chinapower.csis.org/.。

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III）创办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设有专门的美中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定期发布关于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该协会还针对中国创办在线杂志《中参馆》（ChinaFile），利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纽约书评》（TheNewYorkReviewofBooks）等媒介发布其研究成果，公开宣称其目的是旨在推进公众对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深入、细致、活跃的讨论⑧见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官网：https://asiasociety.org/center-us-china-relations/chinafile.。

（三）多元化的文献载体：传播和宣传途径

美国“中共学”在以高校和智库等研究机构为依托从事研究的同时，还依赖可资利用的传播和宣传平台出版或发表其文献成果。除了自媒体（个人博客、脸书、个人主页等）外，目前美国“中共学”研究者的主要文献载体包括学术期刊、大学出版社以及媒体资讯平台等三种。

1.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美国研究者借助《当代史》（CurrentHistory）、《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andPost-CommunistStudies）、《近代中国》（ModernChina）、《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民主杂志》（JournalofDemocracy）、《新美国人》（TheNewAmerican）、《亚洲调查》（AsianSurvey:ABimonthlyReviewofContemporary AsianAffairs）、《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n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Quarterly）、《中国领导监测》（ChinaLeadershipMonitor）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期刊，刊发其研究成果①此外，还有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期刊，如英国的《亚洲事务》（Asia Affairs）和《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法国的《中国透视》（China Perspectives）、德国的《中国时事杂志》（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澳大利亚的《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以及新加坡的《中国：国际期刊》（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等。。

2.大学出版社。例如：哈佛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加州大学出版社曾出版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狄忠蒲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21世纪的中国政治》（ThePartyandthePeople:ChinesePoliticsinthe21stCentury）等著作。

3.媒体资讯平台，包括网站、报纸和各类广电公司及其网络平台。《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TheBostonGlobe）等报纸均开辟政治专栏，美国研究者经常利用这些报纸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甚至成为专栏作者。例如：2021年6月23日，《华盛顿邮报》网站刊发《中国共产党悄悄准备100周年庆典》一文，表达了其关注②Associated Press, “China prepares for Communist Party centenary in secret”, Washington Post, June 23, 2021.。6月25日，《华尔街日报》刊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的《中国共产党100年》一文，对中国共产党10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强大的适应能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③Andrew Nathan, An Anxious 100th Birthday for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5,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an-anxious-100 th-birthday-for-chinas-communist-party-11624635205.。此外，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网）、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福克斯广播公司（FOX）等也经常发表有关中国问题观点和看法。

总之，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和传播平台“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的形成，为美国“中共学”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使得美国“中共学”得到稳步发展并日臻成熟。

三、美国“中共学”的现实困境

从1932年“柯乐博报告”提交算起，美国政学两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兴趣已经持续了近90年时间。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她自身焕发的持久生命力，引发了众多研究者的兴趣，美国的“中共学”由此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美国的“中共学”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一）研究队伍出现“断层”，代际传承后继乏人

目前，在美国“中共学”研究者中，1930年代出生且在世的仅剩下少数几人，如小斯蒂芬•乌哈利已有91岁高龄、墨子刻和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均已接近90岁等。近10年间，这一代人中，已经有4位较有影响的研究者离世④马思乐和包瑞嘉分别在2012年1月和12月离世；马若德和傅高义于2019年2月、2020年12月相继离世。。当前美国“中共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大都出生于1940-1950年代，他们的年龄在60-80岁之间。例如：爱丽丝•米勒（1944）、谢淑丽（1945）、大卫•兰普顿（1946）、裴宜理（1948）、傅士卓（1949）、沈大伟（1953）、狄忠蒲（1958）等等。而新生代研究者缺乏“汉学”和“中国学”功底，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知半解，对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更是缺乏正确的认识。直到最近，仍有一些人对当前美国正在与中国共产党竞争还是与中国竞争感到非常迷茫⑤Robert J.Bebber, “The Unasked Question: Wi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ndure？” Orbis, Spring 2021, https://www.fpri.org/article/2021/04/the-unasked- question-will-the-chinese-communist-party-endure/.。

（二）研究者鱼龙混珠，研究内容分散凌乱，缺乏完整体系

长期以来，某些研究者套用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和“东方学”方法论，“以东方主义观察中共，反映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殖民主义倾向”①路克立：《全面看待当代西方中共学》，《前线》2020年第2期。。而西方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见，必然导致“崩溃论”、“威胁论”充斥弥漫，大多数研究者要么直接将“精英理论”、“公民社会”、“威权主义”等西式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共学”当中，要么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姿态来评价中国共产党，进而走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误区。

（三）美国“中共学”中“悲观派”的存在，暴露了其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

“悲观派”②David Shambaug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0, No.2, 2012, pp.8-22.无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在自身建设和70余年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治国理政能力，一味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极尽臆测之能事，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中国共产党如何崩溃。其典型代表是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③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How It Will Happen and Where It Will Lead, New York C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12, 2004; Bruce Gilley, “Democrats Will Emerge”, in Current History, Vol.106, No.701, 2007, pp.245-247.。当然，在马若德、沈大伟以及卡尔•明兹纳等人的相关著述中，也有类似的悲观论调④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Anatomy of Collapse”, The New York Times Review of Books, Vol.38, No.11, 1991, p.5; Bruce Gilley, “Could China Be the Next Wave”, in Current History, Vol.110, No.739, 2011, pp.331-333; Davi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No.9, 2015, p.11; Carl Minzner, 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llustrated edition, Mar.1, 2018.。“悲观派”极力“唱衰中国共产党，唱衰中国”，暴露出了美国“中共学”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不但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使得其自身蒙上了一层灰色阴影。

（四）“中共学”的健康发展受制于美国政府推行的“反共反华”政策

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共反华”政策，如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对中国领导人、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制裁等，营造了极为恶劣的政治生态。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2020年1月访问英国时，充满恶意地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最大的威胁”⑤Marc Santora, “Pompeo Calls China’s Ruling Party‘Central Threat of Our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30, 2020.。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则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声读物中，将中国共产党视为美国的最大挑战⑥Newt Gingrich, America’s Greatest Challenge: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udible Audiobook, Unabridged,New York City: Center Street Publisher, June 8, 2021.。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美国“中共学”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沙皇”、“帝国”、“独裁”、“幽灵”、“秘密世界”、“镇压”、“暴君”等“污名化”词语盛极一时。例如：苏曼•卡恩在2018年9月出版的《中国大战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书中出现“幽灵”、“混乱”等字眼⑦Sulmaan Wasif Khan, Haunted by Chaos: China’s Grand Strategy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9, 2018;。。狄忠蒲在2021年5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21世纪的中国政治》一书中，出现了“暴力”、“镇压”等词语⑧Bruce Dickso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y 25,2021.。甚至像沈大伟这样的原本对中国共产党持相对客观态度的典型代表人物，也在最近几年出现了颠覆性转变。他在即将出版的《中国领导人》一书中，使用了“暴君”等污名化词语⑨David Shambaugh, China’s Leaders: From Mao to Now, Cambridge: Polity, 1st edition, Aug.30, 2021.，沈大伟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不是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而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变化”①Chris Buckley,“Q.and A.: David Shambaugh on the Risks to Chinese Communist Rule”, The New York Times, Mar.15,2015.。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美国“中共学”的健康发展。

（五）美国华裔研究者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绝大多数华裔学者是美国“中共学”的中坚力量，他们为美国“中共学”的兴盛以及宣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②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Cheng Li）、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大利（Dali Yang）、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杨大卫（David Yang）以及已故政治学家邹谠（Tsou Tang）等。。但是，受美国特定政治生态以及中美关系波动的影响，华裔学者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100年自身建设和70余年治国理政实践，为“中共学”开辟了广阔而丰富的研究领域和空间。但是，美国“中共学”囿于上述种种困境，必然会对美国朝野的对华认知产生不良影响，这不但不利于其自身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困境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改善，对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结 语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的100年间，美国的“中共学”如影随形，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关注的主题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美国的“中共学”是美国乃至西方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重要窗口和桥梁。客观上看，美国“中共学”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国内“中共学”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人物，也会引起美国政治精英的关注，甚至一些研究者本身就是对华政策的建言者甚至是制定者。因此，及时了解美国“中共学”的动态，不但有助于批驳其各种错误论调，深入普及党史教育，也有助于我们增强美国对华政策的预见性，更有针对性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从而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