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华，赵朝峰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1940年以后，中共的粮食工作形势严峻。日伪试图控制整个华北，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愈加频繁，各抗日根据地粮食损失严重，与此同时在“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下，国民党也限制中共的征粮工作，自然灾害的频发更加剧了中共的粮食危机。保护好现有粮食成为中共的重要议题。但中共没有集中保管粮食的粮仓，同时为了防止敌伪抢粮，也不能采用集中存粮的办法。因此，中共只能选择“藏粮于民”①藏粮于民政策包括藏民粮和公粮，但本文侧重论述群众藏公粮的问题。——要求群众将民粮分散埋藏，秘密埋藏；将公粮实行分户负责保管，秘密埋藏的方法---以适应战争形势。藏粮于民不仅需要群众提供地方，更重要的是需要群众保密，戎伍胜认为，“埋藏和分散之公粮，如技术提高，方式优良，固然可减少损失，但依靠群众保守秘密尤为重要”②戎伍胜：《关于粮食工作的几点重复说明》，（1942年9月22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963页。。这就意味着藏粮工作需要良好而坚固的群众基础。然而在藏粮实践中，中共的藏粮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群众在藏粮积极性、藏粮方法、保守秘密、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等方面的问题时刻考验着中共的群众工作能力。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将藏粮研究附于中共与敌的粮食斗争研究中，并较多关注藏粮技巧和方法，对藏粮中的群众关注尚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