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林 郑君波

(1.武昌理工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2.《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总编室，湖北 武汉 430072)

李龙教授最新力作《中国法理学发展史》对中国古代法理学研究对象有较重大发现，即法理学包括两个重要部分：法的原理和法的公理。法的原理包括法的本体论、范畴论、发展论、运行论、秩序论、关系论、责任论，尤其是治国论。法的公理有五个：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社会和谐、诚实守信。《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出版，进一步开发了当今依法全面治国的本土法理资源。

一、本体溯源：求索中华法理脉络

长期以来，法理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国古代虽有事实上的法理学，但没有理论上的法理学。李龙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中国古代有事实上的法理学，还有更丰富的理论上的法理学。

中国法家先驱和法理学的鼻祖管仲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协助齐桓公主持变法时，就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功效显著，成就了齐桓公春秋第一霸的伟业。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二人虽是西方世界首提“法治”者，却比中国古代晚了两百多年。而正式使用“法理”这个科学理念，在西方是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一书，那是1832年。在中国古代，使用并将“法理”提高到治国理念高度则是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和法学家孔稚珪，他在《上新定法律表》奏折中提出了“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的著名论断：“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是以古之圣王，临朝思理，远防邪萌，深杜奸渐，莫不资法理以成化，明刑赏以树功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