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章，徐 品

(1.三亚学院 国际设计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2.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海南 琼海 571400)

木帆船时代，自渤海湾到北部湾，再到三沙的各个海域，各地的渔民经过千百年的耕海与贸易实践，不但形成了各种《水路经》《更路簿》《海道针经》《顺风相送》等纸质航海记录文献，而且形成了多为口头传承的帆船“物候”定位经验。这些经验的出现在于“弥补”《更路簿》等纸质文献的“局限性”。周伟民、唐玲玲认为“罗盘放在渔船上，因为海浪的冲击，渔船航行时前后颠簸，虽然罗盘针一般不受影响，但如果风浪太大，船左右摇晃，罗盘往往会发生误差以至失灵，这时，渔船有可能误行方向。渔船在大海中远航，半夜火长换班，也可能误认针位”[1]147。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言“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2]。两处观点结合起来即是说《更路簿》经常失灵，而定位需要“观星”“观日”“观指南针”，这里提到“星”“日”等即是我们所谓的“物候”中的“天文”。

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内的三沙海域，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就形成了特有且影响至今的《更路簿》和丰富的口头传承的帆船“物候”定位经验。对于来自潭门或文昌的任何一艘在三沙海域作业的渔船来说，不但要有属于自己并与船随行的一册《更路簿》，同时驰岛和阿班[3]103等还必须通过所掌握的丰富经验，来测算帆船的“真实”速度，再换算成《更路簿》记载“所需”的更数和水程，同时还要根据经行海域中的各种物候确认《更路簿》中所记载的地理坐标和起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