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兵，孙晓彤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将“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1]4确立为哲学批判的主要任务。何谓“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与宗教世界借助上帝这一“人造的”神圣形象实现对人的支配与占有这一异化方式相比照，人们通常把“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理解为在世俗世界中人的自我异化方式，即由人所构成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制度反过来支配、控制了人自身。对于1843年的马克思来说，“非神圣形象”首先指涉的是当时德国的政府制度，“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1]6。从政府形式上来理解“非神圣形象”诚然不错，但还不足以充分展示马克思“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因为，“非神圣形象”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态，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表征，它所关联与传达的是人自我异化的存在样式。国内许多学者也逐渐意识到，除了“当时的德国制度”这一直接所指之外，“非神圣形象”还是一个具有多重指向因而具有复杂内涵的理论术语。例如，以近代哲学所使用的“理性”指称“非神圣形象”[2]22，以资本这一“现实的幽灵”来解读“非神圣形象”[3]64，乃至将“非神圣形象”理解为货币这一“世俗神”[4]77。不同学者从不同方向对这一概念的拓展性解读无非意味着，“非神圣形象”这一概念在马克思这里具有开放性，同时，这一开放性并非表现为彼此之间没有内在关联的随机的若干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