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晓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有名的“科玄论战”，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所以会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尽管这场论战距今已九十余年，但是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场论战能给今天带来哪些启示，现今应以怎样的心态来对待这场发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论战呢？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试予以探析。

一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简称“科玄论战”，也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清华周刊》272期）。他在文中写道：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凡此取舍之间，皆决之于观点。观点定，而后精神上之思潮、物质上之制度，乃可按图而索。此则人生观之关系于文化者所以若是其大也。[1]36-38

同年4月，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了反驳的文章，题为《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文章讲述了8个问题：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科学的智识论、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中外合壁式的玄学及其流毒、对于科学的误解、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以及中国的“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