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青云，傅梦玲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

《西厢记》位于“中国四大古典名剧”之首，备受推崇，它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在绘画、小说、诗歌等领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西厢记》以其巨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吸引了无数学者的目光，由此产生了数量繁多的《西厢记》批评。随着社会进程不断推进，不同的历史阶段，研究者会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西厢记》进行批评，从而产生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其中有一些《西厢记》批评者和戏曲爱好者通过改编和续写的形式，对《西厢记》的思想内容、主题、情节等进行改编，目的在于或教化民众维护封建礼教或显露自身创作才华（但后世并没有出现超越“王西厢”的续改作品）或寄托自己的理论主张等。作家无法脱离所处的世界进行创作，所处的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阶段都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创作者，其特点也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因此分析总结明清《西厢记》续改本中的文化语境有助于补充《西厢记》批评的文化语境研究。

一、明清《西厢记》批评的矛盾性

实际上，王实甫《西厢记》的文学地位存在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它在元代问世之时，并不是以元杂剧代表作的身份流播的，只是多流传搬演于优伶之间。明代诸葛云生在《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卷首《序》中论及：“实甫在元人词坛中未执牛耳，而《西厢》初出时不为实甫第一义，要于尝鼎一脔，仅供优弄耳。”［1］到明中叶至清代初年，《西厢记》逐渐吸引更多文人学者、戏曲批评家、戏曲爱好者、书坊主、艺人演员甚至普通民众的目光，社会上开始出现大量印刷、刊刻、评点、演艺《西厢记》的现象，使其成为全民性质的文化活动，掀起一股“西厢热”。

据赵春宁不完全统计，仅明清时期《西厢记》钞本和稿本就有20 种，刊本和选本更是数量繁多，刊印总量超过200种，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因现存资料有限以及古代文本尤其戏曲文本保存的局限性导致统计不完全）。［2］甚至在清代《西厢记》被当作“淫邪”的代表而被朝廷禁毁的政治形势下，《西厢记》也没有完全停止过刊刻和印刷，除坊间刊刻之外，还有官刊本（宗室大臣允禄曾刊刻《太古传宗琵琶调西厢记曲谱》）。除大量刊刻和印刷之外，明清时期很多的文人学者、戏曲批评家也竞相对《西厢记》进行评点和校注，名家辈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明代徐渭、王骥德、汤显祖、李贽、凌濛初、王世贞等，清代毛西河、金圣叹等。社会各阶层虽都爱《西厢记》，但不同阶层的态度还是存在细微差别，《水东日记》卷二十一中有记载“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处于轻薄子一时好恶之为，如《西厢记》《碧云騢》之类，流传之久，遂以泛滥而莫之救欤。”

原本《西厢记》中崔张是在情的驱使下自主结合，虽然期间也遇到各方阻力，但最终在二人的努力追求下获得了大团圆结局，王实甫在结尾处也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然而在明清时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崔张的行为显然罔顾封建礼教，违背封建道德观和婚姻观，尤其崔莺莺作为大家闺秀，与张生私合，在世人看来，更是有伤风化、淫乱不堪。统治阶级将《西厢记》当作洪水猛兽，害怕它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其实施禁毁。明代曾“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大力提倡“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者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的杂剧创作，宣扬“义夫节妇”“孝子贤孙”类戏曲，意在“劝人为善”，维护中央集权和统治阶级利益，《西厢记》并无此作用，对其自然不倡导。清代统治阶级对《西厢记》的态度更为极端，据《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所载“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著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查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清朝统治者明令禁止《西厢记》的传播和刊刻，对其施行禁毁策略。不同的是在民间，《西厢记》深受喜爱，民众推崇备至，明代藏书家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曾记录了《西厢记》等其他戏曲在民间的流传范围之广已经是“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随之，明清统治者们也在戏曲迅速发展、大受欢迎于民众之中的社会现实下，逐渐意识到戏曲强大的社会教化功能，开始想利用戏曲实现对社会弊病的矫正和对民众的教化。另外，在戏曲创作者中，他们由于受到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的影响，无法摆脱思想禁锢，视《西厢记》为“淫词艳曲”，不满作品中的“诲淫”思想。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在承认《西厢记》极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喜爱、欣赏《西厢记》。《内省斋文集》卷七中，清初汤来贺在《梨园说》一文谈论道：“自元人王实甫、关汉卿作俑《西厢》，其字句音节，足动人，而后世淫词纷纷继作。然闻万历中年，家庭之间犹相戒演此。此恶其导淫也。且以为鄙陋而羞见之也……”［3］万历年间，《西厢记》一些续改本曾在坊间广为流传，甚至家庭之间也互相传阅，但汤来贺认为其内容低俗，“导淫纵欲”，希望民众能互相警戒，限制其传播。

因此，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文人学者抑或是普通民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普遍存在一种矛盾心理，既无法抵挡《西厢记》巨大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又害怕它激化社会矛盾，传播“淫秽”思想。一方面明清统治者对其实施禁毁，一方面文人创作者又对《西厢记》中的“宣淫”内容进行大力翻改，通过翻改使“西厢”故事符合其教化要求，充分发挥戏曲的社会功用。

二、明清《西厢记》续改本对“导淫纵欲”的校正

出于上文所提及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矛盾心理，明清社会上开始出现对《西厢记》进行翻改的作品，目的在于消解原本《西厢记》中的“诲淫”思想，减少《西厢记》的社会影响，维护封建统治，维持社会稳定。不同的剧作者因其自身的看法和主张的不同，在续改作品中以自身的独立创作对《西厢记》“诲淫”部分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和翻改。

（一）修正

明清一部分戏曲创作者想通过对《西厢记》的修正，在保持“西厢”故事原型的基础上，把“诲淫”部分一改为合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情节和人物形象，以此既保留大众对“西厢”故事的喜爱，又能通过潜移默化达到维护封建礼教的目的。

明代无名氏的《东厢记》只存6出，不知整本全貌，但从现有内容可以看出其是对“王西厢”诲淫部分进行修正之作，作者崔莺莺和张生二人第一次相遇地点改成湖边，相比佛殿这个密闭空间，湖边是一个开放的环境，男女在此偶遇更能令世人所接受，也不影响女性贞洁，更谈不上“诲淫”；崔张的关系修正成两人本就是指腹为婚的，在有婚约的基础上二人在一起也是符合封建礼法；而红娘在传信给张生之后，也是遭到莺莺的怒骂。这三处翻正是为了缓和莺莺做出“荒淫”之事引起的的矛盾冲突，使其符合封建礼法，给后面崔张私会以合理性。清代程瑞的《西厢印》已佚，但《曲海总目提要》中对其故事梗概有零星记载，可以看出此本也是对《西厢记》“诲淫”之处进行修正，使其贴合封建思想和封建礼教。《西厢印》中，崔莺莺所赠张生的《答张生》诗并不是莺莺刻意为之，而是改为其睡梦中所作，由红娘私自送与张生，这整个过程莺莺并不知晓，因此不存在说莺莺不顾贞洁引诱张生的意图；崔张私合之时莺莺也是让红娘代替自己，因此并没有崔张私合之实；张生生病之后，莺莺前去探望也是邀老夫人陪同，自己没有私下单独去见张生。从中可看出，程瑞对《西厢记》“诲淫”部分进行全部修正，比《东厢记》更甚，目的在于保留崔张真挚爱情、促使婚恋合礼法的前提下，削弱原作中“导淫纵欲”的思想内容，使“西厢”故事和谐发展。同样的，在清代张锦的翻改作《新西厢记》中，更是对崔张私合“淫乱”之处极力修正，力求使崔张之间的恋爱关系、恋爱行为合理化，限制其“导淫纵欲”思想的传播。在孙飞虎兵乱化险为夷之后，老夫人成为崔张二人的“媒婆”，主动提出要把莺莺许配给张生，之后也竭力撮合二人，老夫人主动开西厢别院的侧门以便两人见面，这样修改之后，崔张之间就变成了符合“父母之命”的恋爱关系，一切都合情合理；为再次撮合二人，老夫人设宴邀请张生反而遭到崔莺莺的拒绝，只因崔莺莺认为自己和张生之间无“媒妁之言”，热烈追求爱情的崔莺莺一改成为维护礼教的闺门淑女，谨遵封建礼法，从无破格的行为。

文人创作者对原本《西厢记》的修正，很好地体现出上文所提及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程度的修正可以说是创作者们能在时代局限性的限制下所能找到的一种最为合适、最为温和的方式，来稳固封建思想和礼教，从而维护封建统治。

（二）翻改

另外还有一部分戏曲创作者对《西厢记》的改造几乎是否定全本《西厢记》，完全颠覆“西厢”故事，极力翻改，在翻改中削弱《西厢记》中“宣淫”思想的作用，这类作品往往有更直接更强烈的封建教化的目的，直接指责《西厢记》的“诲淫”和崔莺莺不守贞洁，以至于对“西厢”故事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效果以及是否受大众欢迎并不在意。

清代研雪子的《翻西厢》在人物设定和情节发展上，就是对“王西厢”的完全颠覆，郑恒和张生进行角色互换，张生的情节和人物设定移植到郑恒身上，莺莺与郑恒相恋，张生为猥琐小人插足催郑之间。研雪子笔下的崔莺莺不再是极力冲破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勇敢女性，而是遵守三从四德、严守礼法、维护封建贞操观的大家闺秀，在婚恋观上严格遵守封建婚姻制，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自然消解了“王西厢”中崔张“闺房私合”的可能性，翻改了“宣淫”之处。她钟情于郑恒，但面对郑恒的调戏，她没有像“王西厢”中的崔莺莺一样答应私合，而是选择拒绝，严守礼节，郑恒辞婚约时，也是誓死不同意，刺股明志。当丑陋奸诈的张生想要对她行非礼之事时，她更是态度坚决，宁死不屈，甚至在红娘高声吟诗之时也对其加以谴责“女孩儿家原笑不出声，言不露齿，那可如此不知规矩。”要求红娘恪守女德，因此红娘也成为了一个严格遵守和维护封建礼教的下层女性形象。

在清代《砭真记》中，韩锡胙用神怪传说对《西厢记》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直接在剧中道明反对《西厢记》所传达的思想内容，翻改目的是正社会风化，翻改之后的《砭真记》几乎看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影子。在这部翻改作中，崔莺莺为因故被贬的仙女，奉命在凡间查处“传流书史”，然后修正其错误，在寺庙中也没有跟张生私合。剧中添加了元稹这一角色，韩锡胙让剧中角色自己直接去说明《会真记》和《西厢记》中的不当之处，要消除原作中的“淫乱”思想，反对“尤物”误人说，通过修改“西厢”故事并使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的方法点醒世人，以达到劝诫的目的。

《西厢记》的明清续改作大多对“导淫纵欲”之处进行翻改或修正，使原本“西厢”故事中“导淫纵欲”之处合理化，抑或直接在翻改作中谴责崔张“导淫纵欲”的行为，但无论何种翻改，其目的都是在于削弱原本《西厢记》的社会影响，教化世风。

三、反对“导淫纵欲”的语境解析

实际上，明清时期并没有学者或戏曲爱好者对这些《西厢记》续改本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专题批评，我们只能通过分析这些续改本的序跋、对它们的评点以及零星文集，才能依稀识别出明清时期《西厢记》续改本批评的部分风貌，因为一些作者及其友人会在作品序跋、评点和交往过程中品评剧作时写明剧作者的创作动机或者创作心理。从中可以看出，明清戏曲创作者们通过续改的方式批评《西厢记》体现出反对《西厢记》中“导淫纵欲”的文化语境。究其根源，受社会思想、政治制度的影响颇深，其中包括程朱理学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以及中央集权制度所引发的弊病日趋显露等。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日益繁盛，市民阶层壮大，逐渐出现这一阶层自身独特的意识形态，即市民意识。市民意识由元至明清，在经济繁荣的温床中蓬勃发展，对社会影响逐渐加深。受市民意识影响的人们开始要求个性自由、思想解放，重视个体价值，强烈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抑，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念已经不再适用。封建传统思想备受冲击，社会矛盾被激化，而戏曲创作者们多为文人学者，他们普遍维护传统纲常伦理，具有卫道性质，因此戏曲创作者们试图通过对《西厢记》的改编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政治思想方面，除在礼法体制上规范和限制民众之外，程朱理学在明代成为官方思想，获得独尊地位，大肆宣扬“存天理灭人欲”，这种思想更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根深蒂固，提倡人伦纲常。明初邱浚很早就在他的传奇剧本《五伦全备记》中主张“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观”，认为戏剧“实万世纲常名教之理”。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开始出现个性解放的思潮，主张以情抗理，至明末清初，该思潮逐渐式微，程朱理学再次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清代批评者们依然竭力通过对《西厢记》的翻改来遵循程朱理学的要求，女子必须严格遵守理学控制下的贞操观。人才选拔的方式自然也是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服务，对文人学士的思想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教育机制中选取的是指定书目，目的就是为了束缚文人思想。明成祖、康熙、雍正、乾隆等都曾下令专门编纂适用维护中央集权的图书，将图书中对统治“不利的思想”删除甚至禁毁，其中就包括“涉淫”图书《西厢记》，大力宣扬理学和心学，鼓励民众遵守三纲五常，维护王权。明清时期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其引发的弊病也是逐渐显露，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的矛盾日益激化，统治者需要借助戏曲的力量来巩固统治，劝诫人心，达到教化的目的，因此文人创作者为使《西厢记》内容和思想符合当下的社会环境、维护封建统治、教化民众而创作出大量的《反西厢记》《翻西厢记》等对《西厢记》的改编和续写的作品。此时期《西厢记》续改本的文化语境多呈现为“导淫纵欲”“激化社会矛盾”等特点，其中尤以“导淫纵欲”为最，因为创作者普遍认为《西厢记》中有浓厚的“宣淫”思想，有伤社会风化，但也有部分续作夸大《西厢记》中“淫”的部分，使续作落入低俗之流。

在此背景下明清《西厢记》续改本的批评者们才会普遍认为《西厢记》内容“宣淫”，需要对其进行改编以符合社会现实以及维护封建统治。清代俞廷举在《一园文集》中《书张菊知〈新西厢〉后》篇写道：“丙辰春，吾友张菊知自山右寄到所刻《新西厢十六曲》，改邪归正，大翻前案，以挽颓风。盖此书一出，天下如梦方醒，大有关世教人心，真苦海之慈航，渡世之金针也，安得天下梨园而尽演之？”［4］大力夸赞《新西厢记》，认为此书是对王实甫《西厢记》的“改邪归正”，修正《西厢记》中“淫邪”的部分，挽救世风日下的社会，点醒迷途之人，救万民于水火，是“渡世之金针”，具有教化作用，从而否定“王西厢”超越时代的进步思想。清汤世潆在《东西厢》自序中说道“作《西厢》者，殆亦鄙其后之不义，故极写其前之多情，以为如兽斯交，如鸟斯尾，此后不足言，归之一梦云尔。续者妄添四山，强为收科，恶知夫作者之意哉。仆恶《西厢》之诲淫，而惜其梦结之犹有可取也，爰另作十六出。”［5］136汤氏肯定《西厢记》中男女之间真挚的感情，但因不喜《西厢记》的“诲淫”之处，将其归之于一场梦，而另作十六出。《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附评语“《西厢》，韵士而为淫词，第可供骚人侠客赏心快目，抵赏娱耳之资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学心赏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5］136《西厢记》虽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世人大多喜爱，但因其“导淫”思想，当时的君子、儒生皆不谈论这些，假道学家心里喜欢但是表面上也是闭口不敢谈论。《崔氏春秋》序中也有提及：“以微瑕而类全璧，宁不冤也。近有嫌其导淫纵欲，而别为《反西厢记》者，虽逃掩鼻，不免呕喉。”［5］76可知当时有人认为《西厢记》为淫词艳曲，厌恶至极，戏曲研究者和创作者开始作《反西厢》《翻西厢》等续改本来纠正《西厢记》的“宣淫”，劝人向善。元稹《会真记》中认为张生被崔莺莺美色所误，与崔莺莺的种种过往皆为错，属于荒淫的范畴，而清代韩锡胙在其改编本《砭真计》中却对《会真记》中的“尤物”说持否定态度，在戏剧第四出论及《会真记》为“小说家言淫放，耸蜃楼海市，绘画痴狂，甚博陵姻戚恣虚张，花枝舞月春无状”，王实甫对“西厢”故事的改编也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以至于他认为《西厢记》“虽极矣斡旋，然脱胎《会真》，文辞妙丽，《长亭》《哭宴》之后，益复泥牛入海”，“遂复芳魂入梦，幽恨重申”（凡例）。《西厢记》的社会影响力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韩锡胙尽管谈及当时世人对《西厢记》态度：“无人不看，无人不好，少年心志未定，还要奉为典型，摇曳蹁跹，自称潘安、卫玠，偷香窃玉，才算才子文人”，但他却批判世人尤其少年人将《西厢记》“奉为典型”是一种错误行为，“任凭你千般批驳，他反说是腐气腾腾，置之高阁而已”，因此他自己另翻作《砭真计》一文，用神怪故事改正《会真记》和《西厢记》的诲淫之处，剧中崔莺莺也未与张生私定终身，可见在他看来，王实甫对《会真记》的改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修正诲淫思想。

从明清时期的续改本中可以看出续改者多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在元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具有“宣淫”的内容，而这些改编者同时又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影响，意图消解《王西厢》的“宣淫”思想主题，反而使得这些续改本远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这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总之，《西厢记》这部文学经典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也能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独特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