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沛勇，刘莲芬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5）

国家认同包含两种范式，即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国家认同。就国际层面而言，国家认同即一国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就国内层面而言，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族群等多因素的共同体，其存续仰仗于各民族认同的中央机构，认同超越各民族文化特征的统一文化，本文仅从国内层面论述中亚各族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形成。19世纪中叶之前，中亚国家林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很难形成。俄国兼并中亚诸汗国后，随着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当地居民的国家认同感逐渐形成，但此认同感并非自然形成的，具有强制性特征，但客观上推动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俄国政府在中亚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当地居民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最终于20世纪初爆发大规模的民族起义。

一、俄国征服中亚与当地居民政治认同感的形成

19世纪初，中亚境内国家众多，哈萨克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的影响力最大。因汗国众多，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感，俄国征服上述地区后，采用诸多措施增强各族居民的国家归属感。总体而言，俄国政府在中亚地区推行的是有限俄罗斯化政策，在掌控军政大权后保护贵族的利益，保留了各族居民的风俗和习惯法，尊重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居民的反抗意识较弱，与俄国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联系日趋紧密，政治认同感也逐步形成。

（一）俄国兼并中亚诸汗国

1594年，哈萨克汗国向莫斯科公国遣使请求共御强敌为双方交往的最早记载。［1］彼得一世亲政后，十分重视与中亚诸汗国的关系，希望借助哈萨克汗国开辟通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商路，双方举行多次洽谈。彼得一世去世后，因国内局势混乱，谈判终止，18世纪中叶，双方恢复和谈。1748年，哈萨克汗国阿布莱汗与俄国沙皇签署和平协议，共同保障商路的畅通。

历任沙皇都把征服中亚、南下印度洋作为称霸世界的策略之一，彼得一世就曾将中亚称作通向亚洲腹地的咽喉和大门。1714—1717年，俄军四次攻打希瓦汗国，均以失败告终，此后通过修筑要塞、实行军屯、强制殖民和组建要塞线等战略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保罗一世继位后，派遣哥萨克军团经奥伦堡和布哈拉汗国进军印度，但其去世后，印度远征军半路折回。19世纪上半叶，俄国外交重心虽在西方，但也多次进军中亚，1807—1838年，俄国共出兵14次远征中亚。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加紧向中亚扩张，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国际影响力一落千丈，欧洲宪兵的地位丧失，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一则加紧向远东地区扩张，二则在近东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寻找时机摆脱外交上的颓势，三则扩张重心向东方转移，大规模向中亚进军；二是经济原因，19世纪上半叶，俄国棉纺织业发展迅速，早期棉花多由美国进口，南北战争爆发后棉花进口受阻，棉价迅速上涨，1861—1865年，国内棉花价格由2卢布50戈比/普特增加至22卢布/普特，纺织厂大量倒闭，必须另辟棉源。［2］98中亚盛产棉花，且质量较好，价格低廉，工商企业主联名上书沙皇，请求他们去中亚经商，采购棉花；三是俄军占领中亚还可牵制英国，加强本国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力。英国占领印度后，开始觊觎中亚，为阻止英国势力过多渗入中亚，俄国加快侵略中亚的步伐。

俄国征服中亚诸汗国历时数十年，首先将矛头锁定于哈萨克汗国。17世纪，哈萨克汗国逐渐分裂成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亦称大帐汗国、中帐、小帐汗国，清代文献将其称之为右部、左部和西部。大玉兹位于哈萨克汗国东部，主要分布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和楚河流域，为哈萨克汗国的核心；中玉兹位于哈萨克汗国中部，主要分布于锡尔河中下游、托博尔河和伊希姆河流域，其人口最多，实力最强；小玉兹位于哈萨克汗国西部，分布于咸海北岸。18世纪初，俄国虽未大规模进攻哈萨克汗国，但已在双方边界建立要塞，派遣哥萨克戍边，企图逐步蚕食其领土。［3］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哥萨克同时从东西两线挺进哈萨克草原，就东侧战线而言，1847年，俄军由塞米阿巴拉金斯克向南推进，逐步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于库克乌苏河上游建立科帕尔堡。1854年，俄军已推进至伊犁河下游和楚河流域，在伊犁河南部建立维尔诺堡，组建新西伯利亚要塞线；就西侧战线而言，1847年，俄军在锡尔河附近建立阿拉尔斯克堡，随后一路向上推进，于1853年占领彼罗夫斯克，组建锡尔河要塞线。俄国沙皇一面派遣哥萨克和军队入侵哈萨克草原，一面与汗国王公进行谈判，以威逼和利诱相结合的方式入侵哈萨克汗国，中帐汗国和小帐汗国先后归顺俄国。1854年，俄军又以同样方式吞并大帐汗国，至此彻底征服哈萨克汗国。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无暇东顾，暂时放缓对中亚的进攻，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军加紧侵略中亚。

俄国吞并哈萨克汗国后，开始进攻浩罕汗国。浩罕汗国由乌兹别克人建立，大抵为现今的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在地。1860年，俄军经由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远征浩罕汗国。1864年，俄军兵分两路挺进中亚，一路由西西伯利亚的维尔诺堡出发，一路从锡尔河的彼得罗夫斯克出发，6月下旬俄军汇合后占领突厥斯坦城，彻底切断哈萨克草原同南部诸汗国的联系。1864年10月，俄国将领切尔尼耶夫攻克奇姆肯特。1865年5月，俄军进攻塔什干，切断塔什干的物资供应，库里汗王阵亡，随后攻克塔什干。1868年2月，俄国强迫浩罕汗国签署通商条约，该汗国沦为俄国的附属国。

俄军征服浩罕汗国后开始觊觎布拉哈汗国。1866年，俄军以布哈拉汗国干预浩罕汗国内政为由，对其发起进攻。4月，突厥斯坦总督考夫曼帅军正式进攻布哈拉汗国，5月2日和17日，先后攻克撒马尔罕和卡蒂—库尔干，布哈拉汗王被迫求和，双方签订和约。布哈拉汗国除割让撒马尔罕和卡蒂—库尔干地区给俄国外，还赔款50万卢布，彻底沦为俄国的附属国。

俄国侵占浩罕汗国和布哈拉汗国后，遂进攻希瓦汗国。1869年11月，俄军占领里海沿岸的克拉斯诺沃斯克，从塔什干、奥伦堡和克拉斯诺沃斯克三个方向包围希瓦汗国。1873年，考夫曼兵分四路，由突厥斯坦、克拉斯诺沃斯克、曼格什拉克和奥伦堡四个方向同时进军希瓦汗国，因正值希瓦汗国内部政变，俄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希瓦城。1875年，俄国于希瓦汗国属地设立费尔干纳省，隶属于突厥斯坦总督府。19世纪70年代末，俄军的势力已经渗透至阿姆河流域，直逼阿富汗，经过英俄两国多次博弈，阿富汗成为双方的缓冲地带，俄国征服中亚也告一段落。19世纪80年代，中亚大部分土地都纳入俄国版图，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19世纪下半叶，中亚各民族居民认同俄国属民的身份受诸多因素的掣肘，但征服上述地区是其国家认同感形成的基础。

（二）政治认同形成：民族政策与移民

政治认同涵盖内容甚广，如对国家政治体制、政府政策、组织方针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认同。就中亚居民而言，政治认同即其俄国公民身份的认可、服从当地行政机构的管理、遵守俄国法律等等。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亚各族居民的政治认同感，以民族政策和向中亚移民的影响力最大，因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保留了习惯法得到民众的拥护。向中亚地区大量移民，一则可巩固俄国政府在当地的统治，二则可传播俄罗斯文化。

首先，政府政策加深了中亚各族居民的国家认同感。

听老陈这么说，我一时瞠目结舌。这个老陈，真拿他没办法，整天没事就知道胡思乱想。在那一刻，我相信他的脑袋肯定被驴踢了。

俄国征服中亚诸汗国后，重新进行行政规划。1867年，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首府设在塔什干，下辖两个省，即锡尔河省和七河省。19世纪80年代，为更有效地管理中亚，又设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省，1898年，外里海省也划入俄国，成为突厥斯坦总督区下辖的第五省。俄国在中亚实施军政一体化管理机制，其最高长官是总督，由沙皇任命，管理当地一切军政要务，第一任总督为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考夫曼。1886年，俄国政府出台《突厥斯坦边区管理条例》，总督府仍是最高权力机构，设军政委员会协助总督工作，下设三个部：第一部负责行政事务，第二部负责农业和教育事务，第三部负责财政、统计和慈善事务。总督区下设省县两级机构，分别由省长和县长管理，但都由俄国人担任，县下设乡和村等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

就民族政策而言，俄国在中亚推行有限俄罗斯化政策，尊重当地居民的风俗和习惯法，保留其原有基层管理机构。中亚各族居民成为俄国属民后被分成三类，即定居异族人、游牧异族人和流浪异族人。定居异族人是指在城市或者农村内有固定居所的异族人，他们承担赋税和相关差役，但不服军役；游牧异族人是指放牧时不在农村居住，休牧时在农村定居的异族人，他们和农民阶层一样要支付赋税和服役。游牧异族人的赋税多以毛皮或现金方式缴纳，其国家差役多为帐篷税和国防差役，省内差役主要为维护草原，免除其印花税和印章税，同样不需服兵役。他们可按意愿在牧区内选择定居点，也可过渡到任何阶层，进入新阶层后仍不需服军役，国家为其提供面包、盐、火药和铅等生活必需品。游牧异族人具有宗教信仰自由，其子女可在本地或者国内其他地区的学校中学习；流浪异族人泛指无固定居所的中亚居民，他们多沿河流和山脉迁移，主要从事副业或者打猎。异族人保留原有的阶层称谓，如公爵、公、台吉、扎萨克、苏丹等，因俄国政府的政策相对柔和，所以当地居民的反抗意识较弱。

就基层管理组织而言，由氏族管理机构、异族人管理局和草原会议组成。最底层的管理组织为氏族管理机构，亦称乌鲁斯，一般由15户组成，设一名负责人和两名助手；数个乌鲁斯组成一个异族人管理局，由两个负责人和文书进行管理；最高管理机构为草原会议，与会成员包括氏族长和管理局代表。各机构负责人推选方式有三，一是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二是遵循当地风俗或习惯法选出，三是世袭和继承产生。凡年满21岁，具有不动产、未触犯法律的当地居民均有选举权。氏族管理机构职权如下：分摊赋税、差役和欠缴税款，执行上层官吏的命令，颁发暂离许可证、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等等。异族人管理局主要职能为监督氏族管理机构工作、执行上级官员命令、保护族人免受外族人压迫、维护各民族祭祀等风俗和相关制度等等。草原会议和城市会议（杜马）一样，负责分摊赋税、核算收入、推广农业和副业、为辖区内居民申请福利、统计人口等等。俄国政府管理中亚事务的主要依据为《异族人管理规章》，其主要意图有二：一是保障当地居民服从政府的管理，限制草原贵族的权利，一定程度保护当地居民的权益；二是在保留习惯法的基础上使其遵循俄国法律，逐渐推进当地居民的俄罗斯化。

就法律制度而言，中亚居民大多遵循当地风俗和民族习惯法管理属地内事务，习惯法无据可循时依照俄国法律进行审理。对于刑事犯罪（骚动、谋杀、抢劫、强奸、伪造货币和抢劫国家公共财物等）以及在其他城市内、村庄内的犯罪行为，必须依照俄国法律进行审判。当地居民犯罪一般按照草原风俗和习惯法进行口头的审判，氏族管理机构、异族人管理局和地方警察局都具有司法职能。

其次，移民政策巩固了俄国在中亚地区的统治。

俄国政府为永久占领新征服土地，鼓励各地农民迁往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政府允许份地不足5俄亩的男子迁往边区，在迁移地可获得8—15俄亩土地，还可免除3年赋税，并免服兵役。［4］8619世纪上半叶，大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由俄国中部、乌克兰和伏尔加河流域等地涌向边区，1795—1858年，北高加索、乌拉尔南部、新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北部地区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43%、247%、204%、160%、155%和115%。［4］85—96

中亚土壤肥沃，地广人稀，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19世纪70年代，俄国政府开始向当地移民。19世纪90年代，大批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移民中亚，1891—1892年，因中部地区农业连年歉收，中亚迎来第一次移民浪潮，仅1892年就安置2000 多户俄国移民。［5］60以七河省为例，1871—1896年，约有8.7 万移民迁入该省，［6］701897年，75.5万人移民迁至哈萨克斯坦境内，占该地区居民总量的13%，［5］60此后，俄国居民不断迁至中亚地区。

1905年斯托雷平改革后，中亚迎来第二次移民浪潮。1906—1910年，约有250万俄国农民迁至包括中亚在内的边远地区，至1917年，迁至中亚地区的俄国移民数量达200万人。据统计，至1915年，突厥斯坦总督区所辖5省俄罗斯移民的比率达7.6%。［7］374就具体地区而言，1897—1916年，迁入七河省的俄国移民数量高达73.2万人，［6］70哈萨克斯坦地区俄罗斯移民的数量最多，1897年，该地俄罗斯移民数量达75.5万人。［5］60虽然俄罗斯移民数量大增，但中亚居民中外来移民的比例仍较低，1911年，外里海省居民总量为47.3万人，俄罗斯人的数量仅为4.2万人，其比例不足十分之一，锡尔河省俄罗斯人的数量虽为10.4万人，其比例也低于十分之一，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省俄罗斯人的比例更低，其比例分别为四十分之一和六十分之一。［8］20世纪初，俄国向中亚移民的数量大幅增加，夺取中亚居民的土地分给俄罗斯居民，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

19世纪下半叶，中亚各汗国纳入俄国版图是当地居民国家认同感形成的基础，因政府政策相对怀柔，当地居民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反抗。由此可知，19世纪下半叶，中亚居民政治认同感形成的原因如下：一是俄国征服各汗国后，除镇压少数反抗王公外，大多数王公和贵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得以保障，其政治地位并未改变；二是遵循当地居民的风俗和习惯法，居民可按原有习俗处理民事案件，只有刑事案件遵循俄国法律处理，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三是俄国在中亚并未全部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当地居民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亦推动其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四是俄国政府移民中亚，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

二、经济认同：对俄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增强

（一）中亚成为俄国的棉花供应基地

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棉花进口量大跌，俄国棉花价格迅速上涨，纺织厂大量倒闭，为缓解原料危机，俄国企业主开始从中亚进口棉花。俄国政府中亚后，为保障棉花供应量，大力扶持棉花种植业，其主要措施如下：一是颁布法律推行土地和水源国有化，将大量土地分配给俄国的农业移民、哥萨克和当地居民，试图推广资本主义类型的农场；二是提高棉花进口关税，1878年、1880年、1881年、1887年、1891年和1905年棉花进口关税为40 戈比/普特、44 戈比/普特、45 戈比/普特、1 卢布/普特、1 卢布20 戈比/普特和4 金卢布/普特，［2］99［9］11国外棉花进口量大跌；三是引进棉花种子，纺织企业主莫洛佐夫最早将美国棉花种子引进中亚，1883年，突厥斯坦总督呼吁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改用美国棉花种子，号召商人和企业主踊跃参与棉花贸易；四是引进新式种植技术和先进的播种工具。在上述措施的作用下，中亚棉花产量大增，1885—1890年，中亚地区棉花产量增加9倍，其棉花供应量已占俄国棉花需求总量的24%。［9］14

20世纪初，中亚棉花产量增幅加大，突厥斯坦地区棉花种植规模最大，1884年，美国棉花的种植面积仅为300 俄亩，产量约为1 万普特，1886年、1887年、1888年、1889年和1890年其种植面积分别为1.2 万、1.4万、3.7万、4.4万和5.8万俄亩，1900年，播种面积为25万俄亩，棉花总产量达500万普特。［2］1001911年，中亚各地棉花种植面积已达42.5万俄亩，［10］1913年，仅突厥斯坦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就达51.2万俄亩，同期俄国棉花种植总面积仅为64万俄亩，中亚成为俄国最重要的棉花产地。1916年，突厥斯坦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达70.4万俄亩，棉花产量为1490万普特，突厥斯坦地区运至俄国内地的棉花数量由1900年的496万普特增至1913年的1386.3万普特。［2］145—147因中亚棉花产量大增，一战前夕，俄国棉花足以自给。中亚的棉花主要销往欧俄地区，棉花种植业成为部分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虽推动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但也加深了当地经济对俄国的依赖性。

（二）铁路建设加强了中亚与俄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工业化开启之后，铁路建设规模逐步扩大。中亚棉花种植业快速发展之后，国内市场棉花需求量大增，但交通运输设施落后掣肘了经济发展。为加强中亚与欧俄地区的联系，俄国政府铺设两条铁路，即环里海铁路和奥伦堡—塔什干铁路。铁路铺设巩固了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开发，解除了中亚的闭塞状态，为当地产品寻求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

俄国政府加紧修建中亚铁路的目的有二：一是经济原因，铁路修建之前，中亚交通滞后，早期贸易主要依靠传统商路，货物运输时间过长，棉花供应不能保障。铁路修建前，货物由撒马尔罕运至奥伦堡需6—7个月，运费高达3金卢布/普特；二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加紧入侵中亚，为抵御英国势力的渗入，亦为捍卫俄国在中亚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铁路建设势在必行。

1880年秋，乌尊—阿达港口通向里海直抵中亚的外里海铁路初段工程开工，该铁路长度为217 俄里，1881年9月竣工。1885年，克孜勒—阿尔瓦特—察尔珠铁路开工，全长755俄里，此后察尔珠—撒马尔罕铁路竣工，全长346俄里，至此环里海铁路雏形初步确立，总长度为1343俄里，［11］1895—1899年，俄国政府又修建了撒马尔罕至塔什干和安集延的两条铁路，［12］1831899年，外里海铁路和撒马尔罕—安集延铁路汇合，统称中亚铁路。中亚铁路主线全长2510 公里，其中克拉斯诺沃茨克—塔什干铁路为主线，其长度为1853 公里，库什干、安集延、布哈拉和费尔干纳支线铁路的长度分别为312公里、324公里、13公里和8公里，全线共有99个车站、96座桥梁。1900—1917年，中亚还相继修建通往土耳其的梯弗里斯—亚历山德罗波尔—卡尔斯铁路、通往波斯的亚历山德罗波尔—朱尔法—塔弗里斯铁路。［13］至1913年，俄国政府用于中亚铁路的总投资达2.0亿卢布，但其利润较高。19世纪末，该线路年均盈利已达200万卢布。［14］21因外里海铁路与欧俄地区经济联系脱节，俄国政府开始筹备奥伦堡—塔什干铁路。

19世纪末，奥伦堡在中亚与俄国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不断提升。［15］1900年，俄国政府开始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勘测和建设工作，该条铁路共分南北两段，以卡扎林斯克为界，北段于1905年6月正式运营，南段于1906年1月1日通车，塔什干铁路运行长度达2090俄里，共有106个车站。［12］318—319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的作用如下：一是加速了中亚的经济开发，1885—1904年，奥伦堡铁路沿线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近1倍，由100万俄亩增加到193万俄亩；［16］二是推动了俄国棉纺织工业发展，奥伦堡成为中亚棉花的中转站，棉花多由该铁路运至伏尔加流域和中部工业区。1909—1913年，奥伦堡—塔什干铁路共运输2900万普特棉花，年均运输量为590万普特。1913年，突厥斯坦地区经塔什干铁路运至国内市场上的棉花数量为720万普特，价值1370万普特。［17］中亚铁路的修建一则保障了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优势；二则增加了国库收入，1885—1912年，中亚两条铁路经营收入达4.6亿卢布，其中中亚铁路为2.9亿卢布，奥伦堡—塔什干铁路为1.7亿卢布。［14］21

（三）国内外企业主纷纷投资中亚工业

中亚成为俄国棉花供应基地后，为节约生产成本，内地纺织企业纷纷到当地建厂。以大雅罗斯拉夫手工工场为例，该工厂在中亚共有16家洗棉厂，棉花清洗后直接供给其各地的纺织工厂。［9］33其他纺织工厂也纷纷效仿，什洛斯别尔克兄弟贸易集团专门在中亚各地采购棉花，清洗后出售给国内纺织厂，1888年、1890年和1897年该集团在中亚的棉花采购量为20万、38万和139万普特。德国克诺普公司也在中亚设立分公司，专门从事棉花贸易，1898年，该公司在中亚采购棉花的数量为35万普特。［9］35

随着国内外资本的流入，中亚重工业快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俄国企业主于中亚建立第一家煤炭公司，但其采煤量十分有限。随着巴库石油工业的崛起，中亚石油工业备受瞩目，以诺贝尔兄弟集团为例，该公司于费尔干纳省建立几家油田，但采油量十分有限。［9］1619世纪末，中亚重工业规模有限，1877年、1880年、1885年、1886年和1888年中亚地区采煤量分别为52.7万、30.5万、33.2万、34.0万和42.6万普特，采油量分别为0 普特、1830 普特、2.3 万普特、0 普特和0 普特。［9］18—19［18］28820世纪初，中亚采矿业快速发展，1911年、1914年和1916年仅切列肯地区采油量就达1380万、770万和286万普特。［18］299—300国内外资本进入中亚后，工商业对俄国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当地居民对俄国的经济认同感也不断深化。

三、文化认同：宗教和教育

俄国征服中亚后，其文化和宗教政策相对宽松，主要措施如下：一是大力推行俄语；二是资助当地各级伊斯兰学校；三是创办新式学校，传播俄罗斯文化；四是尊重中亚居民的宗教信仰，采取不干涉的宗教政策，获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对俄国的文化认同逐步形成。20世纪初，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俄国政府试图在中亚地区推广东正教，但部分政策过于极端，双方矛盾不断激化。

（一）教育政策

俄国政府为加大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在当地大力推行俄语，其主要方式如下：一是对各民族的语言加以限制，各类学校内禁止使用非俄语授课；二是各官方机构必须操俄语，鼓励中亚各族人民学习俄语。19世纪末，中亚开始俄化进程，政府确认了俄语的优势地位，部分地区甚至从小学就使用俄语授课。为广泛地推广俄文，哈萨克斯坦部分游牧人学校采用俄语字母为哈萨克文注音。

19世纪中叶，中亚各类学校基本上都附属于教会，高等学校也是宗教培训机构，主要课程为神学，其核心课为伊斯兰教法典和宗教典籍。中亚居民很少接受正规教育，在民间传播文化的是毛拉，经济状况稍好地区将毛拉邀请至牧区教授牧民识字。部分地区虽具有正规的宗教学校，但只传授教义和阿拉伯文，基础教育十分滞后。俄国政府大肆移民中亚后，开始在当地推广俄式教育，中亚文化呈现多元化特征，即传统的草原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互融合，但主流是俄罗斯文化，当地居民被迫俄罗斯化。

为推广俄罗斯文化，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其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创办世俗学校；二是资助各类宗教学校。俄国政府较为重视世俗教育，出台法律规定办学方式、资金来源、教师资格和待遇等等，试图将传统教育与俄国新式教育结合。政府通过创办世俗和军事学校，培养出一大批当地官吏和翻译人才，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影响，方便贯彻俄国的法律方针，为传播俄罗斯文化消除了语言障碍。

中亚世俗学校多创办于大城市中，以塔什干为例，1884年，塔什干建立第一所俄罗斯人—土著人学校，教师由熟悉当地风俗和语言的俄罗斯人担任，学生主要是俄罗斯移民的后裔，后期所有居民的子女均可到学校中就读。19世纪末，世俗学校数量大增，中小学数量增加最为明显，此外，技术学校、武备学校和师范院校的数量大增。至1911年，塔什干市初级教育机构的数量共54所，共有学生4322名。武备学校主要为军队培养军官，学生多为俄罗斯人和当地贵族子弟，毕业生可直接到军队中任职，1911年，武备学校共有学生300名。［7］335此外，塔什干还成立诸多专业技术学校、商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工厂主为培养技工成立专业技术学校，学生主要为工人子弟，学制为三年；商业学校主要培养商业人才，其学生主要为商人和贵族子弟；师范院校主要培养师范生，其主要目标是培育俄语人才，为当地培养师资力量，传播俄罗斯文化。

19世纪上半叶之前，宗教教育是中亚最主要的教育方式，毛拉在传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普及初级教育。19世纪末，俄国政府虽扶持教会学校，其主要目的是借助宗教手段教化民众。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级教会学校蓬勃发展，至1914年，突厥斯坦边疆区初级和高级古兰经学校的数量大增，男学生的数量约5000人，女学生的数量约86名；22所中等教会教育机构中学生数量为1139名。［7］336

（二）宗教政策

俄国征服中亚初期，并不干预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信徒占据主导地位。为维持政局的稳定，俄国政府扶持伊斯兰教上层神职人员，给予其诸多优惠，具体措施如下：一是保护教会财产不受侵犯，教会仍具有诸多特权；二是伊斯兰教法的地位仍至高无上，诸多地区仍遵循宗教教法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三是保持伊斯兰教会的教育职能，政府出资创办伊斯兰宗教学校；四是鼓励穆斯林的朝圣活动。总体而言，俄国政府通过不干预的宗教怀柔政策，稳定了当地民心，以尊重当地居民宗教信仰为手段彰显沙皇的仁慈，通过神职人员的号召力呼吁广大民众效忠沙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世纪末，泛伊斯兰思想在中亚广泛传播，有识之士呼吁各族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其中扎吉德运动影响最大。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俄国政府开始改变宗教政策，由宗教怀柔政策转变为宗教限制。俄国政府试图在中亚推广东正教，限制伊斯兰教会活动，但因下层民众大多都是穆斯林，宗教改革成效不大。据统计，19世纪八九十年代，突厥斯坦总督区下辖的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撒马尔罕省、外里海省穆斯林的比例分别为96.37%、99.09%、97.62%和88.07%。［19］

20世纪初，俄国政府于中亚推行宗教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严格限制当地宗教机构的职能，规范神职人员的活动；二是宗教上层人士的选举需要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三是削弱伊斯兰教教法的作用，在当地推广俄国法律；四是逐步取缔宗教人士的经济特权；五是打破伊斯兰教控制教育的局面，大力倡导世俗教育；六是鼓励穆斯林改信东正教，并给予相应的福利。俄国政府早期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加强了中亚各民族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但20世纪宗教政策的变更导致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各地起义不断。

结论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了中亚各族居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运动规模相对较小。俄国治下中亚各族居民的国家认同感虽强制形成，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就俄国而言，第一，俄国政府在中亚设立突厥斯坦边疆区后，行政改革得以顺利实施，有效地控制了当地的行政和军事大权，政权得以稳固；第二，民族政策保留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一般案件可按习惯法进行处理，中亚居民仍按原有方式进行生活，反抗意识相对薄弱；第三，中亚地区成为俄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解决了棉花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推动了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俄国政府在中亚推广俄语，建立新式学校，传播了俄罗斯文化，为政府机构培养了大批俄语人才，保障其基层的统治；第五，俄国政府实施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支持，宗教矛盾并不突出。总体而言，俄国政府的各项政策推动了中亚各族居民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巩固了其统治，加强了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就中亚居民而言，当地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进程开启了，但却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是中亚成为俄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资源被大肆掠夺，居民损失惨重；二是移民政策剥夺了中亚居民的大量土地，许多居民流离失所，亦是20世纪初当地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三是虽然在中亚地区实施有限俄化政策，但其主要目的是巩固统治，忽略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双方宗教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