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政家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清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冉冉升起的“儿童发现”和“儿童文学运动”[1]，驱散了遮蔽文坛千年的“长者本位”的氤氲，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片儿童书写的绿茵，第一次在超越家族传宗接代的崭新文化层面上赞美、关爱、描绘儿童，检视、质疑和批判包裹着成人压迫的父权文化，出现了许多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的代言人，放射出第一缕现代性的曙光。这期间，除了男性的周氏兄弟、叶圣陶、黎锦晖、郑振铎和赵景深外，浮出地平线的民国第一代才女陈衡哲、苏雪林、卢隐、冰心、凌叔华、谢冰莹等，在关注女性命运和妇女解放的同时，无一例外地怀揣女性敏感的真诚，把母性慈爱的目光投向弱小的儿童；苏雪林和谢冰莹后来甚至被誉为台湾儿童文学的“祖母”，“在台湾儿童文学最需要灌溉的时刻，她和谢冰莹教授适时给予滋润，使儿童文学的薪传可以持续”[2]。在这群女作家中，最热衷儿童书写的当属冰心和凌叔华，但与冰心长久以来享受过度阐释或人为建构的文化部长级待遇不同，凌氏的儿童书写一直是其人声鼎沸研究园囿里一个相对少人探访的角落，因此更别奢谈对其儿童小说现代性的挖掘了。不是凌叔华的儿童小说没有裹挟应有的儿童品质和现代气质，相反，其儿童小说以儿童视角和儿童为本位，或直写儿童之事，或借儿童视角审察成人世界，不借小说以诉胸中块垒，具有更甘醇的儿童韵味和现代性；在小说技巧的运用上，其儿童小说同样散发着最初的现代性光芒。问题可能在于，她没有秉承中国士人“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没有借儿童小说以行社会剖析或批判之实（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就是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没有追随五四的主流高歌新时代新观念的胜利，不是当时流行后来不断被看好的“问题小说”，在一个一贯重教化和功利的文化语境里，儿童本位的馨香恍若昙花一现，所以凌氏本该有的光辉也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被一枪挑出现代文学史。

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氏陆续在《晨报副刊》 《现代评论》 《新月》 《小说月报》 《北斗》 《文学杂志》 《文季月刊》 《武汉日报副刊》 《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小说，后结集出版为《花之寺》 《女人》 《小孩》 《小哥儿俩》四本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小孩》 《小哥儿俩》叙写的便是童真童趣，或儿童眼中的成人世界，册数与成人小说册数秋色平分，从中不难看出她对儿童小说的青睐。探寻凌叔华儿童小说与现代性的关系，无疑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价值，因为这几乎是个学术的空白地带。故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抛砖引玉，以期开拓凌叔华研究的新境界。

一、儿童小说观念的现代性：儿童本位观

在学界，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观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儿童小说或儿童文学现代性的开始，已是大部分学者共识的命题——虽然新生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杜传坤等对此提出了异议[3]。惨痛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在用坚船利炮轰开古老帝国紧闭的大门时，杀进来的不仅仅是两眼发红的殖民主义者，还尾随着吟哦圣歌的传教士和隐身的西方现代理念，殖民者一边享受着瓜分华夏的狂欢，一边将发端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人性自由、主体意识、民族国家共同体和法的观念等现代性理念洒落在中华大地上。当然，列强们绝没有“布施煌煌恩泽于天下”的大气，没有助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善心，而只是在完成着他们既定的扩张进程——包括文化的扩张，这正如竹内好在反思日本现代化历程时深刻指出的那样：欧洲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张性的文化[4]。但是，列强们输入的现代性理念，客观上却警醒了清末第一代有识之士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精神风貌，看到了现代性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巨大魅力，深感社会改良和国民性改造的急迫和重要，并将这种改良和改造寄托在新生代儿童身上。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最初的觉醒迅速演变成如火如荼要求变革的社会改良和文学改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第一个从外国文学观念中汲取灵感，形成包括重视儿童和儿童文学在内的较完整的文学主张的，并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都具有一定历史影响的人物，就是梁启超”[5]。1901年，他在《清议报》连载了《卢梭学案》一文，详细介绍卢梭的《民约论》，赞同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明确宣示：“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强夺也”。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合理性的存在必然第一次被理性地瞩目。然而，梁氏之所以重视儿童，是将其当作未来的成人或国民，是立足于未来国民的改造——新民，是期待借助新民以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国民”属于“国”，不属于他自己，是“以国为本位”，而不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儿童为本位”的观念，因此梁氏的儿童发现依旧带着传统父权社会的训诫气，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儿童观。随后的周氏兄弟，特别是周作人，接过梁氏的儿童发现，吸收当时历史学、儿童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最新成果，把着眼点放在儿童天性上而不是国民性上，十分重视和尊重儿童独特的个性，将梁氏的儿童观转变为真正的儿童本位观——即对儿童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生理心理规律，顺应儿童的天性，欣赏和激发儿童内在的天赋，把儿童等同于一个大人看待，并据此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性儿童文学观念和理论体系。

周作人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核心，不但是在对传统儿童非人生活批判的基础上，而且是在理性扬弃梁氏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基础上，来重建儿童教育的价值尺度，强调儿童独立的精神气质，坚守儿童本位和维护儿童生命尊严的。周氏认为，经历文艺复兴的洗礼，西方早在15世纪就发现了人，但儿童的发现，则要迟到19世纪；在中国，情况则更糟，在成人本位的驱使下，成人用长袍马褂把儿童打扮为成人模样，用四书五经做催熟剂浇灌儿童，使他们不能享受童年的乐趣，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阻滞了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扭曲了儿童的精神和个性。在《儿童的文学》里，他写道：“以前的人对于儿童都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是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他提请人们注意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梁氏儿童观的进步和发展。他意识到儿童阅读和教育存在的弊端，指出“大多数的儿童经过小学时期，完全不曾和文学接触”[6]53；他反对有的翻译家“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不放，将外国童话“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他认为最恶心的是教育和儿童文学假借“尊君、卫道、孝亲”的名义来杀戮儿童。周氏对儿童怀着发自心底的怜惜之情，他欣赏孩子的纯洁善良，歌颂孩子的浪漫幻想，甚至纵容孩子的顽皮嬉戏。在理性批判和扬弃的背景下，他创建了许多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下依旧富有建设性意义的儿童文学理念；他的儿童文学观是以儿童为表现对象，且以儿童为接受对象的，有着清醒的对象意识和读者意识。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是反传统的、自觉的、理性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儿童发现”不仅是“儿童”作为独立的人的诞生，还是近现代我国人性解放在儿童身上的独特表达方式；周氏真正“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认识进入到关心个体尤其是关心儿童独立人格的阶段，实现了从封建或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变，其现代性是不言而喻的。“周作人关于儿童学和儿童文学的论述，为京派女作家的儿童小说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7]38凌叔华是周作人牵入文坛的，并视周作人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她遵循并礼受师长的儿童观。处于五四风潮和留英的凌淑华，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意识的浸染。这都决定了她的思想是女权的，也是儿童本位的，对儿童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她自称“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8]，“对儿童有着爱与理解”，“本于温柔的母性，加上学理的知识与艺术的修养”，在她的心中也就盘踞着一个启蒙的、现代的、平视乃至仰视儿童的天使，让她成为“最为适宜”的儿童小说的制作者[6]57-58。在尊重儿童天性之外，认识儿童书写儿童，还需要一种心性，这就是天真、单纯、质朴的孩童心性，这一心性，凌淑华也是具备了的。她曾在1939年发表的演讲《在文学里的儿童》中说：“我自己大约属于偏爱儿童的那一种人，长大成人后，我的兴趣常常与儿童很近。在玩艺店里或摊子上，我看了要买，买了又看，常站上一两个钟头。一堆小孩子在那里玩笑，我虽不能参加，但是在旁守着，向来没感乏味儿。”这一切说明凌氏有明确的儿童主体意识和儿童读者意识，并把她打造成三十年代京派文学家里最亮眼的儿童小说家。天然的儿童情结，观念的理性自觉，使她笔下的儿童都是带有独立精神和创造欲望的，是有主见，有个性，独立自由，快乐狂放的孩子，洗去了前辈陈衡哲、冰心、庐隐等儿童小说偏于教训或玄美的瑕疵，绽放出中国儿童小说最鲜嫩最优美的现代性之花。

二、儿童小说叙事的现代性

（一） 直写儿童之事

1.抒写童真世界

凌淑华儿童小说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取决于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儿童文学观念，其创作实践，也是在这种现代性的引领下亦步亦趋的。这首先体现在儿童本位（以儿童生活为表现对象，又以儿童为接受对象）的直写儿童之事上。就儿童小说而言，由于接受者心理发育未成，人生经验、社会实践有限，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困境的认识远远无法达到成人的深度与广度，小说家不宜将成人浓厚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复杂的哲学思辨灌注到儿童小说中。因此，构成儿童小说品格的灵魂就转由“童心与童真”承担，需要将儿童及其天性置于小说的聚光灯下细细展露，以符合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和审美特质，吸引孩子的眼球。如前，凌氏有着天真、单纯、质朴的孩童心性，这使她本能地用孩子的眼光观察外部世界，用孩子的心灵感受人间的悲喜。在《凤凰》里，枝儿因无聊寂寞偷溜出门后，和一群孩子围看一个手艺人“捏玩意儿”，当他捏出威风凛凛的齐天大圣时，孩子们顿时欢呼雀跃起来。枝儿后来被人贩子骗出城，满心欢喜得看近处的树林草地，远处的茅屋河桥，在她的眼里都幻化成童话世界一般美好；那个“和气爱小孩，要求什么都舍得给的‘好朋友’人贩子，也被她看作童话世界里的‘仙人’”，稚嫩微妙的心灵铺展得淋漓尽致。代表作《小哥儿俩》，大乖、二乖的爱鸟爱猫更是刻画得精彩绝伦。他们先是筹划着给八叔送的八哥按学堂的规矩上课，发现八哥被黑猫吃掉后，怒气冲冲准备给黑猫一顿揍，但来到后院，看到一群圆滚可爱的小猫，“揍意”顿时烟消云散，又忙着筹划给大猫小猫盖房子，奇诞可笑却充满童趣！凌氏选取本真的儿童生活场景，直写单纯无邪的童真世界、幻式思维和游戏精神，用童心写出一批温厚而富有暖意的作品。

2.展示伤感一面

美国心理学家金诺特曾说：“我们不应该剥夺孩子忧愁和哀伤的权利，在他所爱的生命死亡时，他应该悲伤。这样，孩子的道义感才可以加深，品格才能提高。”生活并非都是甜蜜的，让孩子在审美过程中适度地感受一些生命的苦涩与无奈，是必要且有益的，对孩子多维现代意识的形成也是有助的。在童话世界里，最先引入凄美故事的，当属安徒生，他开启了童话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几乎所有的儿童文学史都把安徒生界定为现代童话的奠基人。他的《丑小鸭》 《卖火柴的小女孩》 《海的女儿》等作品，展示了别样的儿童文学创作范例，让过于甜腻的儿童文学有了些许苦涩，与过于迷幻的底色保持了适度距离，使线性的儿童文学初显非线性，为二十世纪当代童话梦幻+现实双线结构的叙事模式奠定了基石；没有安徒生，林格伦的《小飞人卡尔松》、E·B·怀特的《夏洛的网》、克斯特纳的《5月35日》、J·K·罗琳的《哈利·波特》等当代童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安徒生由周作人最早介绍到国内，凌氏与周氏有“师徒渊源”，难保安徒生的创作不对她产生影响。最热衷儿童书写的是冰心和凌叔华，但与冰心相比，凌氏的儿童作品有着更多的感伤色彩，如同安徒生的童话一般，有着更强的现代意识和色彩。她将自己儿时高墙内的生命体验带入儿童小说中，抹出了孩子们幼小生活伤感、寂寞的淡淡色泽。《弟弟》中的小男孩被关在家中没有玩伴，“一本《小朋友》又看完了，他索性爬在靠窗户的桌子上，守着院子看，呵气在玻璃上，用手指头画着各样东西玩”，童趣、孤独与无聊并肩跃然纸上。更为不幸的是《凤凰》里的枝儿，在家里遭受大人的冷落，独自溜出家门上街去玩，险些着了人贩子的魔道。

（二）儿童眼光看世界

1.质疑成人世界

直写儿童之事是儿童本位观的要求，借儿童眼光看世界也是儿童本位的另一种表达，因为儿童视角，一般指“小说借助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点，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叙事角度”[9]，可见其核心依旧是儿童本位的。凌氏似乎深谙此道，她的许多儿童小说并不单纯表述对儿童的喜爱，或描写童年的趣味与枯燥，而是借儿童眼光看成人世界。《凤凰》 《千代子》 《异国》 《小英》 《弟弟》等都是这样的小说，这些小说对成人世界某些规则取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是凌氏小说现代性的另一种表露。创作这类小说时，凌氏“注重贴合儿童的心理感受，力避成人视角的闯入”[7]42，“其高明之处还在‘老少咸宜’，儿童和成人都能从各自的层面上饶有兴趣地乐山乐水”[10]。《小英》写的是一个小女孩目睹姑姑出嫁的经过：女孩从最初对婚礼充满欣喜的期盼，到姑姑出嫁后转成了沮丧和寂寞。小说有婚礼前后不同的心理感受，喜事中处处夹杂着凄凉的气氛，这都是儿童较少关注的，这样的处理，表面上看似违背了儿童本位，却从儿童率真的眼中折射出错误婚姻的不幸，叩问不合理却无人反抗的婚姻。合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要义，质疑、批判和反思更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重要基石（非理性和盲从则是前现代的主要特征）。这类儿童小说因取儿童视角来叙写，其现代性的表征含而不露，非常符合凌氏的创作风格——也因此没有备受关注。

2.质疑成人儿童关系

除了借儿童眼光批判成人世界的一些现象、规则外，凌氏的儿童小说还追踪反儿童的成人儿童关系，关注成人本位对儿童的碾压，从另一个侧面揭示现代性意蕴。《凤凰》和《弟弟》中，被孩子视为好友的成人不同程度地伤害和欺骗了孩子，玷污了朋友这个称呼，隐现成人世界对友情的轻贱以及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无疑是对孩童纯真世界的践踏。《搬家》里，四婆按礼尚往来的规矩杀了枝儿送给她的大花鸡为小友送行，这看似合理的人情世故正悖逆和辜负了孩子最本真的友情表达、呵护生命的意愿；枝儿的恼怒在大人眼中无法理喻，但越是无法理解越说明成人本位与儿童本位的尖锐冲突。

凌氏的这类小说一改儿童小说单一的叙事内容，呈现出难得的多样性，避免了线性小说观带来的理想化同时也是同质化的创作纰漏，虽在儿童接受上出现一定的障碍，但却强化了其小说的现代性。因为依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文化上的祛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被掀翻在地，基督教的一元论裂变为多元的价值体系：经由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三者分别对知识、道德与审美的批判，“真”“善”“美”这些理性的价值朝着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不同方向趋于分化，逐渐确立了各自的理论谱系；而诸如财富、权利、自由、法律等其他的普世价值也日益为人们所钟爱，并固化为人们合理性行为的出发点，由此催生了近现代社会的多样性。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和儿童小说的多样性。

此外，这类儿童小说还拷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成长和发展意味着什么？未来是否一定胜于现在？以孩童的稚气、纯真为镜映照出的成人世界——虚伪、欺诈、丑恶，赤子之心被遮蔽、扭曲而不自知，反而引以为荣、自恃高于儿童，是儿童的美好归宿吗？枝儿们的未来是否就是大人们可憎的现在？在这里，凌氏用心探视和对比着成人与儿童看世界的方式和价值标准，于探寻孩子更美好、更合理的发展趋向的同时，担忧其发展过程可能出现的不合理性，既有对现代的诉求又有对现代的反思，这难道不是更深沉甚至超前的现代思想？

三、结语

凌淑华的儿童小说秉承五四对“人的文学”和人性的思考，并将“人”锁定在儿童身上，呈现出鲜明的儿童色彩。其儿童小说的现代性突出表现在强调儿童的独立性和纯美天性，采用儿童喜欢和乐见的本真的抒情方式，诚实的审美风格，为儿童开启了一个纯净、充满人性和儿童性、却也略带瑕疵的诗意空间。她或直写儿童生活，展现他们快乐感伤的双面生活；或“通过从成人到儿童的角色转换，以儿童的别样眼光观察和打量陌生的成人生活空间，展现不易被成人体察的原生态生命情境和生存世界的他种面貌”[11]。以儿童本位观质疑、批判成人习以为常且理所当然的陋习，提示成人本位对儿童的碾压，突破了儿童小说只写欢快、只写儿童的单一局限，实现了儿童小说从五四草创期的线性叙事到非线性、多样性的转化，为儿童和儿童本位观张目，也为儿童小说拓展出更多的表现空间，散发出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色彩，成为20世纪三十年代儿童小说摹写的范本。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凌氏除了关注当下孩子的生命状态，还以悠长的眼界，关注儿童的未来发展，用心探视和对比着成人与儿童看世界的方式和价值标准的不同，于探寻孩子更美好、更合理的发展趋向的同时，担忧其发展过程可能出现的不合理性，既有对现代的诉求又有对现代的反思，使其儿童小说的现代性比同为京派的林徽因、张兆和和张秀亚小说的现代性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