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珊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20世纪的80年代，欧美生态思潮传入了中国。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中国当代作家纷纷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学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迟子建的大兴安岭系列、红柯的新疆系列等都是其中的代表，陕南作家李春平更是独树一帜。李春平的“盐道三部曲”包括了《盐味》 《盐道》 《盐色》三部长篇小说，作品着眼于秦巴山地的盐背子群体，通过几家人、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三部小说在展现人类发展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严峻性的同时更积极探索了生态救赎之路，作品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追寻着人类的理想家园。

一、大巴山脉的和谐之美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导致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人类只能被动地接受自然规律的牵引，对自然的绝对服从和依赖是这个阶段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随着农耕时代的到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开始尝试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劳动。由于生产力水平依旧低下，加之人的活动范围受限，此阶段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并未超出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人与自然依旧保持着相对和谐的状态。李春平“盐道三部曲”所勾勒的大巴山脉自然图景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和谐状态。大巴山脉的和谐之美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作为各自独立的主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显现方式和生存方式，二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交互式的主体关系。作者带着怜爱之情来抒写大巴山脉的草木生灵，在他的笔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灵魂，盐道上的自然风光都具有主体性。在作品中，大巴山的“大”，就在于它先于人类而存在，既不需要人类的统治，也无须通过人类来映衬。封闭的大巴山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承载着一切生命，“它辽阔雄浑，铺天盖地……弱者也好，强者也好，胜者也好，败者也好，都是站在大巴山的身上生杀予夺，休养生息”[1]2-3。盐背子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认识了自然——这种认识是自然让他们感受到的，而不是他们以自己的认知去构建自然的全貌，他们知道了“季节是顺其自然地来，顺其自然地去”[2]1，他们确定了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不断被踩死，不断地复活，你踩你的我活我的，倔强而坚韧”[1]22，他们界定出了一种地方感和归属感，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巴山风情：野性又有规矩，单纯却又丰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生态系统的和谐之美是人与自然互为主客体的结果。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思想意识也是在与自然界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得以产生的；另一方面，人类的出现又使得自然界从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转变为人类活动的客体，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体现其独特价值。大巴山脉不仅包含了土地、溪流、森林、野猪，它还囊括了生生不息的人类，自然万物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相互慰藉，它们形成了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盐道“联结着陕西与四川，联结着镇坪与巫溪，联结着生死，联结着贫富，联结着冷暖”[3]21，盐背子在背盐的路上通过感官体验与自然界亲密接触，留守的村民在大巴山深处与自然界荣辱与共。大巴山脉哺育了无数的先民，也被无数的先民所守护，它形成了“我与你”的关系，这种关系积淀了过去的历史，使其成为了文明的根基。这种文明的根基既是个体与整体、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又是人与具体物种之间的主体间性，它们最终形成了以整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认同。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之下，人与动植物之间心灵相通，与野兔、野猪，甚至是与向日葵花海惺惺相惜。

中国文化发源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中原内陆地区，农耕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人们依靠自然生存，生活方式也依赖于自然条件。昼夜更替、季节更迭、动植物的生长与衰亡是其必然遵守的自然规律，人们必须跟着自然的节奏安排生活，这构成了我国的时间观念，也成为了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李春平在创作“盐道三部曲”的过程中，始终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去接近、感受大自然，进而融入其中，这种生态观念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集中体现，是对物我一体、自然万物相互交融的和谐生态观的高度概括。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民胞物与，它们都倡导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物我一体，同时也强调尊重物性、遵循规律。正是因为从小就接受了这些文化观念的耳濡目染，作者才发现了“崇山峻岭们都在阳光下展示着自己的肌肉和骨感”[3]1，才听到了“毛竹的尖笋破土而出的声音”[3]1，才明白了大自然之大，就是因为“天地造化，不可逆转，你得顺应它”[2]2。同时，对万事万物的敬畏之心、对规则和尺度的坚守，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态智慧，更是世人恪守的日常行为准则。《盐色》中的陈氏家族之所以可以青史留名，就是因为他们几代人共同坚守的家训，这家训既是孔夫子的君子三畏，又是陈洪鼎教导陈三畏所说的“对生命，对父母，对天地人……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花草鸟兽”[3]23的敬畏之心，既是祖宗传下来的崇仁向善的铁律，又是扶正祛邪、保家卫国的大义。对规则的坚持，对敬畏之心、怜悯之心，拳拳爱国之心的坚守，是这个家族绵延不断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在这三部作品中不断流淌，古老的自然法则推动着叙事进程，它们看似是单调乏味的循环生活，但却为四季更迭、生老病死赋予了生命力量，袅袅炊烟、鸡犬相闻、怡然自得，那是迷失者的生命原乡。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祛魅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类狂妄地认为可以依靠科技的力量揭开自然的神圣性与神秘性，只要从事实出发，运用理性的方法进行推理和演绎，就可以洞察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在他们看来，大自然不过是一台精密运行的机器，只要掌握了运行规则，就能够控制并战胜自然。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认定自己无所不能，乃至于成为万物的主人，代替自然站上神坛，完成对自然的祛魅。这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突出特征，也是“人化的自然”的美学呈现。“人化的自然”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这是被人类实践活动所改变的自然，与人们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人类将自身放在了宇宙中心的位置，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将自然变成了为我所用的他者。“盐道三部曲”的盐背子们“走得了险路，背得动盐袋，饿得了肚子，打得过匪徒，斗得过野兽，戒得了女色，忘得了生死，忍得住眼泪”[1]19，背盐之旅需要克服的重重困难都是将“我”之外的对象置于他者的位置，而他者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是要为己所用的工具，背盐之旅的实质就是征服之旅，盐背子在征服自然、将自然人化的过程中彰显出自我价值。同时，人类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之下，早期形成的团结互助型社会关系走向了崩塌，在利益面前，和谐的社会环境荡然无存，个体的尊严消失殆尽，甚至是基本的生命权都无法得到保障。《盐道》中被绑架的刘凤儿隐约觉察出了绑匪的身份，但却不敢把话挑明，她明白在利益冲突面前，根本没有什么乡里乡亲的颜面，她是可以被随意处置的对象，只要敢顶撞，就会被打死，她的生死即便在亲人面前也轻如鸿毛，毫无情分可言。

对自然祛魅之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一方面表现在理性思维对于个体生活的全面控制，理性成为了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个体的生活被规范和约束，复杂的人类社会被塑造成单向度的世界。在这个单向度的世界里，个体之间缺乏平等的沟通和对话，缺少理解和包容，更谈不上认同意识，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随时都有可能解体的利益关系，在利益面前人性逐渐丧失、道德开始沦丧，礼义廉耻被勾结算计所取代。《盐道》中的崔无疾做人做事讲究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一辈子堂堂正正、吃苦耐劳，在村里享有颇高的威望，他本该有个光明的结尾，但家族的命运却是不得善终——由于自己的深明大义，大儿崔大岭被剿匪队剿杀，大儿媳、大孙子与崔家彻底决裂。当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失之后，他开始被乡亲们排斥，从此足不出户。在小说中，崔无疾与村民利益受损并无明显的因果联系，但对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而言，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替罪羊，崔无疾因价值观的不同理所当然地被推到了大家的对立面，从而被唾弃，一代英雄就此陨落，崔家从此黯淡无光。

自然祛魅对人类社会运行规则的影响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一切要素都走向了分离。对于“盐道三部曲”而言，这种分离既体现在《盐道》和《盐味》中自然与人类、男人与女人、我与他者的对立，更体现在《盐色》所展现的东方与西方、资本与原料、强者与弱者的角逐与斗争。《盐色》对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展现恰恰反映了人们奴役和迫害的对象已经从单纯的自然万物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底层。对于崇尚工具理性的殖民者而言，他们带着强烈的自我优越感认定了他国不过是用来促进自身发展的工具，他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有限资源的高度浪费，因此，他们以“传播文明”为口号，以发动战争的方式大肆侵略，并美其名曰“共同繁荣”。这映射出了殖民者不择手段的驱利心理，此时的生态问题已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它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当人类中心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紧密相连时，生态帝国主义就会产生。“生态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在1986年出版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一书中提出的，它特指欧洲殖民扩张所导致的生态入侵。伴随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帝国主义有了更加完善的表达，它专指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将完整的国际市场分离开来，通过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掠夺他国资源，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他国的行为方式，其本质是一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剥削和压迫。《盐色》所展现的秦巴山脉全民抗战的红色历史就是对于日本殖民者在我国推行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实施掠夺和迫害的生态霸权行为的控诉，这种生态霸权行为既是“少数西方国家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延续与拓展历史形成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4]，也是人与自然对抗加剧的直接后果，它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升级。

三、祛魅后的复魅

自然祛魅之后，现代社会就面临着自然环境的迅速恶化和人类世界道德沦丧的双重危机，面对这些危机，人们不得不开始反省自身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唯理思维模式，将自身看作栖息者而不是治理者，恢复自然的神圣性与神秘性，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重现自然在审美中的作用，对大自然的神秘保持敬畏之心，即对自然复魅。大自然的神秘起初是通过天灾、瘟疫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早期的先民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束手无措，只能通过封建迷信来寻求解决方案。“人类凭借对让他们感到恐惧和敬畏的神秘的大自然的一些神秘和虚幻的认识，创造的各种法术，以期能够寄托和实现某种愿望。”[5]在大巴山脉，实施法术的过程就叫跳端公，跳端公就是端公跳，即端公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向上天讨个吉利，《盐道》对于跳端公的仪式性书写，其实质是对自然神性的推崇，端公就是那个能与“上天”进行沟通，理解神的“旨意”，帮助人们心想事成的神人。对端公的敬畏与膜拜构成了巴山子民们的精神信仰。越是落后的地区，巫术越是盛行，究其本质，就是因为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人类自身的力量还很弱小，对自然还处于顺从和推崇阶段，无法被认知的客观规律烘托了大自然的神秘氛围，人们只能期盼通过自身的臣服来改变现有的处境。《盐道》的后半部分端公崔小岭已经开始自我质疑，在《盐味》中，端公的身影更是消失殆尽。当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越发深刻时，巫术的衰落就成了必然，除病消灾、筑路修房，疏通卤口，都不再出现端公的身影。人们不再祈求神明的帮助，不再采用把对方“咒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当下的困境。村民们开始通过互助协作的方式对抗饥饿，抵御匪徒，他们明白了“把幺店子开成仁义店，就不愁生意不兴隆”[1]166，他们懂得了“大家都去扬善，其实也是在惩恶”[1]282。在《盐色》中，巫术再次显现。此时的巫术只是为了“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中合人意”[3]54。崔小岭依旧扮演着端公的角色，但他不再是《盐道》中的神人，人们还是会请他来跳端公，但他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在调和大家的心愿，给予人们心灵的抚慰。村民们当然知道日本的飞机是无法被咒语击落的，他们只是通过这些庄严的仪式去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感。《盐色》中的巫术不再是简单的封建迷信，它更是一种本土文化的认同，体现的是个人与民族的关系。

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盐道三部曲”探讨的终极问题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起初，人们极度渴望通过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改变自身的处境。但是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的推崇逐步演变为企图左右自然，对自然祛魅是自我膨胀的结果。在《盐味》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他们开始尊重个体属性，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复魅，重建和谐的生态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对自然的复魅并不意味着重返原始社会，更不意味着让人们重回愚昧和恐惧的状态，它所强调的是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态度，在与自然的连接中找到人类栖息的场所，重获幸福与自由。张迎风家里人少，虽不至于挨饿，但因为家中缺盐，生活过得有滋无味。林万春家人多家穷，家里虽有人背盐，但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作者有意设置了两个家庭的残缺，同时又指出了弥补的方向——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张迎风和林万春称兄道弟，有盐的带着缺盐的去背盐，有肉的给缺肉的打牙祭。当张迎风“死”去，林万春过继给张家，张迎风之妻任香悦又成了粘合剂，将两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捆绑在一起，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当人类逐渐意识到自身永远都无法成为自然的主人时，他们就开始肩负起重构生态平衡的使命，他们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困境，理想的生态图景逐步建立。

《盐道》展现了对自然祛魅所造成的生态异化，《盐味》通过复魅自然的方式对生态异化进行了匡正，《盐色》则展现了生态异化的进一步升级，即生态帝国主义阶段。生态帝国主义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引发了资源的掠夺和环境的破坏，造成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又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为代价，通过掠夺和消耗他国自然资源的方式转移危机，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凸显，生态危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盐色》所描绘的这段红色历史是巴山现代史上最为残酷的血雨腥风，它既是灾荒频繁、政治腐败、阶级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又是生态危机与政治危机交叉影响的必然呈现。这不是几个小家庭抱团取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所有人放弃利益争端组成革命队伍，同仇敌忾，共克难关。“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代表，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承担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公无私的革命阶级，是唯一一个在意识到客观规律基础上（科学意识）而意识到自己阶级使命（阶级意识）的阶级。”[6]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镇坪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他们知道了“加入共产党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生，为了更多人的生”[3]217，他们“自觉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与共产党一道共同来改造这个社会”[3]219。镇坪虽然从未形成过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但正是因为诸如陈洪鼎、常三百、鲁县长等等这些镇坪人民的舍生忘死，才使得昔日的古盐道成了今日抗日物资运输的重要渠道，这个地方成了稳定的大后方，为克服人和自然的异化，为建立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四、结语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本质都是剥夺生命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这种剥夺主要是通过“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应对的主要方式就是不择手段地征服自然，即与其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失衡，对自然的祛魅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种剥夺主要是通过“人祸”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应对的主要方式是社会斗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逐渐地同化了人与自然的斗争”[7]，从而催生了社会的动荡，最终导致了政权危机。无论是生态危机还是政权危机，它们都是二元对立思想作祟的结果。笛卡尔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人类的价值观念逐渐走了极端化，人类发展史逐渐衍变为赤裸裸的排他史和血淋淋的征服史，弱势被迫向强势臣服，边缘被迫向主流靠拢，否则就只能被排挤，被迫害，这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世界的悲哀。

李春平在创作“盐道三部曲”的过程中巧妙地选择了普通人的视角，从沉浮其中的盐背子群体入手展现农村经济的日渐凋敝，和谐之美的逐渐消亡，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盐道》中，主人公几经挣扎，但都无果，这是作者对于鸦片战争至军阀混战时期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叔本华式的悲观态度。《盐味》则是在抨击生态异化的同时提出了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人们可以通过互助协作的方式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这是作者对于生态环境的诗意想象。《盐色》则重点展现了以陈洪鼎为代表的盐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活状态，勾勒了镇坪人民放弃争端共同抗日的动人画面，这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发展的必然。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全面恶化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它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结果，其基本前提就是去中心化，强调的是整体及内部之间的联系，倡导用整体视野看待和评价所有生命体。这种价值观念发展到奈斯阶段，就演变为“生态中心主义平等”，这种生态平等观是以包容多样性作为前提条件，摒弃单一性和对立性，提倡兼容并包，并以此反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终极理想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平等共存。显而易见，李春平秉承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念，“盐道三部曲”展示的正是从祛魅到复魅的生态复兴之路。这是人向自然的逐步回归，此时的“自然”不仅仅是指大巴山脉，也不局限于自然界，它更指涉了人的理想世界。“盐道三部曲”的理想之境就好似一个磅礴的生命场，它容纳了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巴山子民，这些不同类别的生物都与生态系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各自的生命历程中不断碰撞、磨合，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风骨——“豪放与野性相依，厚道与智慧共存，仁德与侠义俱在”[3]347，这既是流淌在大巴山脉的盐道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强盛的基因，更是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