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效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诗经》不仅是儒家文化圣典，也是研究先秦文化的百科全书。有关褒姒的文献最早出自《诗经》，直接影响了后世对褒姒的评价。

一、《诗经》中的秦岭古道与褒国

镶嵌在秦巴腹地的汉中盆地是中国西部与四川盆地之间的交通咽喉，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地区。《三国志·秦宓传》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1]在秦宓看来，大禹生于四川盆地边缘，由西南走向全国治水，就是经由褒谷、斜谷到中原的。《史记·夏本纪》说：“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2]47远古洪水之时，水路由蜀郡汶山西南的桓水，经由汉水支流褒河河谷到渭河，再到黄河中下游。这样，禹封12个姒姓联盟部落之一居于褒，褒国就是夏朝的封国，而且是夏禹嫡系的姒姓封国。《史记·周本纪》记载，幽王三年，宠爱褒姒，宫廷内乱。司马贞《索隐》曰：“褒，国名，夏同姓，姓姒氏。”张守节《正义》曰：“《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2]107褒国国都就在今汉中市汉台区河东店镇，褒国在这里筑城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南北交通要道[3]。商朝时期，商王武丁与其妻妇好征伐褒、蜀、巴方等西南方国，也可能经行斜谷与褒谷。殷墟卜辞记“伐缶与蜀” （《粹》1175），“缶眔蜀受年”（《乙》6423），“丁卯卜，贞，王缶于蜀”（《合集》6860），“丁卯卜，壳贞：王敦缶于蜀”（《合》6862）。这里的“缶”，即是文献中的褒。古无轻唇音，读褒为缶。“褒”即夏代姒姓褒国[4]。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则将“缶”写作“孚”，将“褒姒”写作“孚姒”。“王或取孚（褒）人之女，是孚（褒） （姒）。”[5]171也有学者从铭文入手，发现了最早的褒国青铜器“孚公甗”，时代约在西周中期，通高43.5厘米，宽31.3厘米，重7.47公斤，甑鬲合体，甄呈深圆形，侈口立耳，腹微敛；鬲部分档，裆缝连于腰际，三足正向蹄形发展。颈部饰夔鸟纹。足上部饰兽面纹。铭文9字：“孚公枤乍旅甗，永保用。”清华简有幽王娶孚姒生伯盘、孚姒即褒姒[5]172的记载。这一切似乎可以证明，褒国确实是夏商周三代汉水上游的著名方国，也证明商周时期，穿越秦岭的交通道路已开通，中原王朝常越秦岭征讨褒、蜀、巴等西南方国。

周人将秦岭之南称为“南土”“南国”“南邦”，《诗经·常武》：“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因汉水上游汉中盆地距周人发祥地关中西部的“周原”仅有秦岭一山之隔，是周人南土地域中最近的一站，故最早被周人征服。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的西周铭文《太保玉戈铭》记载：“六月丙寅，王才（在） 丰，令（命） 太苉苊（保） 眚（省） 南或（国），帅汉，萡苋苎（出） （殷） 南，令（命） （濮） 侯辟，用走百人。”“王”即周成王，“丰”即周都丰京，“太保”即辅佐成王的太保召公奭。“南国”亦即古文献中所说的周朝的“南土”，指分布在江汉流域的包括巴、濮、楚、邓等众诸侯国。召公奉成王之命，沿汉水南下，巡省南方诸侯国，并奉王命以百名仆御封赏濮侯，以使其继续效忠周室[6]。王辉在《逑盘铭文笺释》中指出：文王在灭殷前封支族单公于邻近眉县的“单”，是因为“眉”在先周及文王时代居于广义的岐周的南缘。周人要向东发展，乃由周原南行，再由渭水东行，眉及其周围是重要据点。周人向南、向西扩张，更是如此。武王以后，眉又成为周原通向南方的门户[7]。卢连成在《岈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一文中，对昭王时代的青铜铭文：“唯五月，王才（在）岈，戊子，命作册折兄（贶）望土于相侯，易金、易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娼，其永宝”进行研究后得出“岈”在“汧渭之会”的结论。汧水和渭水相会的地方，即今宝鸡、凤翔、眉县交界地。这里北依周原，濒临渭水，有较为开阔的河谷台地。昭王十九年南征对象是汉水上游方国，其行军路线是由“岈”地出大散关或由“眉”进入斜谷，到达汉水上游[8]。《诗经·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城归。”申伯回今南阳盆地的申国国都“谢”，周宣王送到“郿”，显然是由褒斜道经汉中，沿汉水而下回封国。诗中还提到，“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申伯，式是南邦”，“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证明褒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申伯返回“南国”“南土”，褒国是必经之地。而在周初，陈仓道的地位似乎更重要一些。1974—1984年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和茹家庄西周墓地被发掘，共出土27座墓葬。依据所出土的铭文可知，这些墓葬属于周代神秘的“弓鱼”国，与西南巴蜀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证明在商周时期陈仓道是沟通西南与西北的交通要道。国学大师王国维根据清乾隆初年在陕西凤翔出土的周厉王时期的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中的“周道”，认为“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水经注·漾水注》之故道水”。周亡之后，后世称为故道。《水经·渭水注》也提到宝鸡附近渭水支流扞水有“周道谷”。《诗经·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经·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迟”，《诗经·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里的“周道”，应该包括由宝鸡穿越秦岭山地到汉中的故道。2016年7月在汉中市圣水镇青史村汉江河段青龙滩大桥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只西周时期的青铜编钟。从形制、纹饰、铸造特征初步来看，应属于西周晚期编钟中的“甬钟”。这只甬钟高37.5厘米、最大口径21.5厘米、壁厚1厘米、重约6.5公斤。这是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首次发现西周时期的青铜编钟[9]。对于研究西周与褒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上考古研究成果与史料皆证明，夏商周时期中原与褒国、蜀国、巴国等西南方国及汉水上游方国的联系颇为密切，特别是周人格外重视对汉水上游方国的控制。《诗经》中的诗歌，形象地反映了周人与褒国等汉水流域方国的关系。

《诗经》描写的最南地域即汉水上游和汝、淮流域，一般称为“南国”。这里的褒、巴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师。褒与巴在《牧誓》中被列为“友邦冢君”，与周王室的密切关系又在庸、蜀等方国之上。他们不仅最早服从周人，而且是周人控制“南国”的根据地，是周王朝实施“南国之化”的基地。目前，可以确认《诗经·大雅·旱麓》描写了汉江南岸的汉山，是“歌颂周文王祭祀祖先而得福的诗”。《毛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所谓‘受祖’，即姚际恒所谓‘祭祀而获福’之意”[10]769。自汉唐以来注家皆以为祭祀的是今汉中市汉江南岸的大汉山。西南史地研究领域著名专家任乃强先生指出，《诗经·早麓》，为周王祀旱山、会南国诸侯之诗。旱山者，米仓山之北峰，世传灵异，有祭坛在其麓，为南国镇山。褒国姒姓，雄于此区，实主旱山之祀，为南国领袖。深得周室重视，互为婚姻，从“太姒至于褒姒，可云世婚”[11]。汉中盆地的褒国、南阳盆地的申国与“汉阳诸姬”，共同构成周人在南国的战略屏障。周人通过婚姻关系加强与褒国的政治同盟，在此背景下，褒姒由褒国到了镐京，她的命运与西周王室联系在一起。

二、《诗经》中的褒姒形象

《诗经》对褒姒形象的负面描写直接影响了后世对褒姒的评价。

首先，《诗经》将褒姒描绘成美艳的妖妇。这是西周晚期，周王室内部矛盾中，胜利的一方周平王君臣精心编造的历史谎言。中外学者正在努力揭开“褒姒亡周”的历史谜团。日本学者谷口义介在1986年撰文指出，西周的倾覆源于周幽王时期的继位争端，争斗的双方实际上是周王室的两个传统联姻对象：姒、姜两个氏族。而隐藏在姒姜二氏争斗背后的则是一东一西两个地方封国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两个封国集团即源于上述两个氏族。按照这个观点，西周灭亡是姜族对姒族的胜利[12]212。而沈载勋认为西周灭亡是两大政治集团恶斗的结果。一派是幽王、伯服以及虢氏，另一派是太子宜臼、申郑鲁三个诸侯国，甚至还包括西戎。西周的灭亡是第二派对第一派的胜利[12]212。上述两位学者有关西周灭亡的观点虽有待完善，但他们与只强调褒姒的作用已截然不同了。《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这是一首讽刺周幽王宠褒姒、逐贤良，以致政乱民病、国运濒危的诗。诗人除了批评幽王倒行逆施之外，还不遗余力地斥责褒姒[10]921。大意是指贤能之士为国之栋梁而立国，美而不德的女人必祸乱其国；这样的女人就像枭与鸱那样的猛禽恶鸟；这样的女人花言巧语，是导致祸乱的根源；犬戎之乱不是天降，实由幽王信褒姒谗言而导致；不是有人教王为乱为恶，而是受到了褒姒与佞臣的影响。西周重男轻女，是社会主流意识。正如诗中所说，“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即“妇人无与外政，虽王后犹以蚕织为事”[13]。在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褒姒不幸成为牺牲品。《诗经·大雅·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贼内讧。昏椓靡共，溃溃回遹，实靖夷我邦”，继续描写周王室内部分裂争斗，“昏椓靡共”，即以谗言伤害别人，导致混乱，暗批幽王宠信褒姒及近臣。

其次，《诗经》将褒姒描绘成西周灭亡的罪人。如果说“大雅”中的《瞻卬》 《召旻》是不点名的批评幽王及褒姒，那么“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则公开批评褒姒。《小雅·正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这首诗是幽王与褒姒的政敌写的，借民间的谣言，表达自己的愤怒。以气候异常，引出政治反常：孟夏季节，天降白霜，上天警告，民情汹汹，谣言四起，国之将亡，我心忧伤。作者由忧伤到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他站错了队，遭到周幽王的冷落。“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我是栋梁之材，当初朝廷需要我，惟恐得不到我，后来又将我冷落到一边，不让我参与朝政挑重担。“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烕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政治黑暗，让我愁肠百结，今日的朝政为何乱如麻？火燎旺盛的烈火谁能熄灭它？盛大兴旺的宗周，褒姒能灭亡它。“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当权的狐群狗党，生活上有美酒佳肴，政治上任人唯亲，想我孤独无依靠，忧心伤痛欲断肠。作者借“民之讹言”，表达了自己失势后的惋惜、感伤与悲叹、愤慨的复杂心情，将个人的满腔怒气发泄到了周王室的替罪羔羊褒姒身上，喊出了“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愤怒控诉，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他是申后、宜臼阵营中的骨干，是后来掌权的周平王的吹鼓手。学者马银琴指出，在周王室内部斗争中，褒姒只是周幽王打击申侯势力的工具，作为工具的褒姒不可避免地成为朝臣抨击的目标。《国语·郑语》中史伯对褒姒的妖魔化，是“褒姒灭周”这个政治“讹言”的直接源头。在“周二王并立”的背景下，作为“讹言”的“褒姒灭周”论出自史官之口，从根本上会直接动摇幽王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正月》诗人才会对“讹言”的“亦孔之将”忧心不已。但是，作为“褒姒灭周”论最直接的受益人，周平王的最后胜出，让“褒姒灭周”这个曾经的政治“讹言”被认定为“真实”的历史。于是，这首旨在警戒幽王君臣当心“讹言”乱政的《正月》，最终也被解释为“知其必灭周也”的政治预言[14]。而《十月之交》借日食天象批评周幽王受到佞臣与妖妻褒姒的影响。“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十月天象异常，出现日食灾异，日月无光，是阴侵阳，臣陵君之象，“政变于下，日变于天”，这是君臣之道的反常，也是民众灾祸来临的征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矜之人，胡憯莫惩？”电闪雷鸣，百川沸腾，地动山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天下汹汹，周将亡矣！“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而昏聩的周幽王对天灾人祸无动于衷，以皇父为代表的七位佞臣和妖妻褒姒把持朝政，败坏国家。除了这些直接批评褒姒的诗之外，还有一些隐晦批评褒姒的诗。如《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齐诗》认为此诗旨在批评幽王信褒姒之谗而害忠良[15]。程俊英先生也指出：“此诗是刺幽王信褒姒之谗，而害忠良。所谓忠良，乃指太子宜臼等。”[10]693诗人以青蝇起兴，层层递进，由浅入深，使人逐步感到信谗的后果。“四国”是指四方诸侯之国，意为谗人为害，搅乱了诸侯。“构我二人”是指离间幽王与申后[10]694。《诗经》中的这些诗篇，都是西周王室内部政治斗争中最大受益人周平王及其追随者有计划、有目的、有选择地保留下来或者刻意编造的。平王是东周的首位周天子，在位长达五十一年之久，因此，他有机会命人创作并编辑讽刺他父亲周幽王的诗，为了“替尊者讳”“替亲者讳”，就直接将西周灭亡的污水毫不犹豫地泼向了褒姒，这是“褒姒灭周”论产生的大背景和主要动力，也是褒姒形象被彻底扭曲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周王室从平王开始，国力衰微，权力下移，礼崩乐坏。在《左传》中能清晰地看到周平王“非礼”、无能、心虚胆怯的一面[16]。而《诗经·王风》是平王东迁后以洛阳为中心的诗歌，不仅没有一篇讽刺周平王，甚至有学者认为《周南·汝坟》“产生于东周初年洛邑，是歌颂周平王的诗”[17]。这一切均证明《诗经》中幽王前后的诗章，是经过周平王君臣“加工”过的，有意将导致西周衰败的责任转嫁到幽王身上。

三、《诗经》中褒姒形象被扭曲的原因

首先，《诗经》是经过周天子审定的诗歌总集，体现了周平王所代表的官方意志。关于《诗经》的来源有三种说法：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采诗就是古代负责掌管音乐的机构奉命去民间收集民歌，后编定成册，其中《国风》中大部分是这样来的。献诗说是指各地的小诸侯献诗歌颂天子的功德，删诗说是指孔子对《诗经》进行删改终成现在的《诗经》。《诗经》由贵族官吏、国人及奴隶创作。其中由国人及下层民众创作的民歌由采诗官到民间收集，交给管音乐的太师，太师再把民歌按音律加以整理，配上乐器，然后再演唱出来。贵族官吏的诗歌则可能直接献给乐师，乐师再演唱给天子听。《诗经》实际乃是一部社会调查材料的汇编，周天子通过各地采集来的民歌了解各诸侯国和地方官员政绩。中央从民间采集上来的，称为“风”；周天子君臣创作或者诸侯进献的，称为“雅”；歌颂先辈的诗史类作品，称为“颂”。因此，《诗经》体现了以周平王为核心的官方意志，这是褒姒形象被丑化的时代大背景。

其次，《诗经》中歪曲褒姒形象，是西周晚期政治斗争中胜利一方刻意为之。学者李峰指出，褒姒的身世、神秘的行为以及诱使幽王欺骗诸侯，从而导致周王朝灭亡的一系列臆造，都是根据《诗经》中的某些核心信息构建起来的，这些信息表明她也许在幽王统治时期扮演着一个政治角色，从而使其成为承当王朝灭亡罪责的理想对象[12]218。褒姒不幸被选中除了美艳迷人之外，还因为她出自姒姓贵族。姒姓与姜姓是周天子两大母族舅家。褒姒被丑化是周王室内部这两大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结果。周人的崛起离不开姜、姒等强大氏族的鼎力支持。西方的姜姓与东方的姒姓部族，很早就与周族结成婚姻关系，是西周建国的两大支柱。关中盆地的姜姓部族紧密团结在周天子身边，最终形成四支胞族，即齐、申、吕、许四个诸侯国。在西周，申国是周室的支柱；在春秋时，齐国是周室的支柱。整个西周，至少有7位王后是姜姓：周武王的王后邑姜、周康王的王后王姜、周穆王的王后王俎姜、周懿王的王后王伯姜、周厉王的王后申姜、周宣王的王后姜后、周幽王宠幸褒姒之前的申后。在周人王后家族中，地位仅次于姜姓的，就是姒姓了。周文王的夫人就是姒姓女子，被尊为“太姒”。商周时代，姒姓包括有蟜氏、有崇氏、夏后氏、有莘氏等部族国家，“太姒”就来自“莘国”。西周时期，最著名的姒姓国家就是“褒国”。褒姒与申后之争，宜臼与伯服之争，其背后是姜姓与姒姓两大集团之争，最终姜姓支持的周平王成为胜利者，自然受到周平王的嘉奖与支持。

再次，西周的衰落与灭亡，是两派政治势力争斗的结果。一派是幽王、伯服以及虢石父，另一派是太子宜臼及申、郑、鲁三个诸侯国，甚至还包括西戎。再次，《诗经·小雅·十日之交》记录了周幽王时期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而获胜方的策划与组织者是周幽王。《诗经·小雅·十日之交》记载了两派斗争的情形：“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这里提到了元老重臣皇父、番、家伯、仲允、棸子、嶥、楀等人，他们大多是皇父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幽王及褒姒的追随者。诗歌谴责皇父的政敌虢石父、褒姒等人蒙蔽周王，在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抱怨周幽王放纵这些人。斗争双方是年轻的幽王与宣王时期留下的前朝元老，同时还涉及两个女人为她们的儿子争夺王位的斗争：一位是正统的周王室王后申后，另一位则是势力逐渐上升的褒姒。结果皇父被迫隐退东部，宜臼被迫离开国都。“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皇父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济源） 为自己营建新邑，并且永久性地离开宗周去那里度其余生。《竹书纪年》记载：“（幽王） 五年（前777年），皇父作都于向。”可与《诗经·小雅·十日之交》相互印证，证明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政治事件。李峰认为：“这是幽王统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周末日的开始。”[12]“许多元老都追随皇父从周都撤离，一同迁往东部，这似乎暗示了宣王朝的老一代官员与幽王刚刚培植的新派系之间的一次决裂。”“王权的合法继承人宜臼在皇父隐退的同一年也被迫出逃。这两起事件必定有联系，俱源于皇父集团败于幽王－褒姒集团的政治争斗。”[12]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周幽王对政敌的胜利不仅为王室权威的重建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开启了西周王朝灭亡的大门”[10]218-230。由于周幽王贵为天子，又是周平王的父亲，东周王室君臣不敢将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他，那么只能通过攻击、诬蔑褒姒，间接攻击幽王。

第四，在《诗经》的影响下，从《国语》 《左传》直到《史记》，逐步建构起了“褒姒灭周”的史学与文学文本体系。晋国是周平王的坚定支持者，得到平王的支持而发展壮大。西周灭亡后，周携王、周平王二王并立。周平王以天子之尊，将祖先龙兴之地即岐山、渭水和汾水地域，赐予秦晋诸侯。当时天下最有权势的当属秦、晋、卫、郑，幸运的是此四国皆倾向于支持周平王。《国语》卷十六《郑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18]302在《国语》的《晋语》 《郑语》中，褒姒被描绘成“妖女”“妖妇”，是上天惩罚周室的“雌性杀手”。《国语·晋语》云：

史苏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不亦可乎？”[18]129-130

史苏将褒姒与夏之妹喜、商之妲己视为妖妇，将这三位柔弱而美丽的女性认定为导致夏商周灭亡的罪魁祸首，正式将“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的政治谣言转化为证明“红颜祸水”之不诬的历史依据。《国语·郑语》则记载了史伯对郑桓公讲历史兴衰的一段对话，将褒姒描写成由龙的体液转化而生的“魔女”，狂言“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将使候淫德而加之焉”[18]300，并预言在西周亡后，晋、秦、齐将崛起。司马迁鉴于汉初吕后专权，对《诗经》与《国语》中的“褒姒灭周”进行了小说化的夸张改编：一是采纳《诗经》观点，肯定了“褒姒灭周”；二是吸纳《国语》材料，将褒姒描写成“龙漦妖子”；三是杜撰“褒姒不好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使褒姒成为亡国妖妇。至此，“褒姒灭周”的史学与文学叙事体系的建构宣告完成。“这样，司马迁认为褒姒应该为西周王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周王只不过是受了她神秘力量的蛊惑而已。”[12]210从此之后，司马迁《史记》文本就成为“褒姒灭周”的标准教材，而“红颜祸水”也成为回答三代灭亡之原因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