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运贵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近年来，随着革命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特定区域、特定时期生长、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别山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受到专家学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关于“大别山精神”之内涵的研究，学术界和地方党委部门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只有进行认真梳理和审视，才能为“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发掘奠定基础。

一、“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没有停止过对于大别山革命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诸如整理出版了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出版了与“大别山精神”相关的学术专著，发表了与“大别山精神”相关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凝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梳理，笔者发现，关于“大别山精神”内涵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学术界的学理性探索

从目前的文献看，2004年赵士红基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研究，提出了“大别山的革命精神”这一概念，并将其概括为“顾全大局、勇挑重担的精神，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齐心协力、精诚团结的精神”[1]。

第一次正式提出“大别山精神”的学者当属刘国胜，他于2007年在《党史天地》中发表文章，对“大别山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概括。他认为“大别山精神是指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在大别山这一特定区域，由大别山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一种以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价值取向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革命意识、革命品质和革命行动的总和”，可集中概括为“信念坚定、意志顽强、意识先进、品质质朴、行动果敢”[2]。

在随后的研究中，有学者从四个层面对“大别山精神”进行阐释，但在具体内涵表述上不尽一致。如朱慧花将大别山精神剖析为“英勇无畏、百折不挠是其精髓；坚定信念、对党忠诚是其核心；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是其支柱；无私奉献、敢于牺牲是其体现”[3]。刘利将“大别山精神”归纳为四种精神，即“信念坚定、执着坚韧的精神；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朴诚勇毅、求真务实的精神；万众一心、不胜不休的精神”[4]。杨文超结合抗战歌谣的研究，将“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归结为“矢志不渝的坚守抗战精神，胸怀大局的担当奉献精神，团结一心的抗日救国精神，勇当先锋的杀敌救国精神”[5]。刘晖、侯远长认为，“大别山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坚守信念、对党忠诚，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依靠群众、同甘共苦、胸怀大局、敢于担当”，其中，“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依靠群众、同甘共苦”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胸怀大局、敢于担当”是“大别山精神”的关键[6]。田青刚将“大别山精神”概括为:“坚韧忠诚的理想信念、胸怀全局的无私品格、朴诚为民的革命本色、不胜不休的顽强作风。”[7]李新安认为，“大别山精神”的科学内涵就是“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一心为民”[8]，其中，“坚贞忠诚”是核心本质、“永跟党走”是永恒主题、“一心为民”是根本保证、“牺牲奉献”是鲜明特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些学者喜欢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大别山精神”。如汪谦干将“大别山精神”归纳为“信心坚定、团结协作、坚韧不拔、勇于创新”[9]；张果将“大别山精神”概括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10]；李平在将“大别山精神”总结为“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11]；郑兴刚、曾祥明将“大别山精神”归纳为“坚定信念、赤胆忠心、无私奉献、艰苦奋斗”[12]。

在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上，不同学者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如王春亮分析了“大别山精神”的鲜明品格，他认为“勇于担当是‘大别山精神’的鲜明品格，主要表现在坚守使命、心系民众、顾全大局、迎难而上、不怕牺牲、勇于纠错等几个方面”[13]。而胡遵远、李业坤等人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永跟党走”作为“大别山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释[14]。方城对“大别山精神”进行了原生态表述，即“‘朴诚勇毅、不胜不休。’‘朴’即真廉务实，‘诚’即忠诚诚信，‘勇’即无私无畏，‘毅’即执着坚韧，‘不胜不休’即不达目的不罢休”[15]。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石仲泉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表述，由原来的16个字扩充为32个字，即“坚守信念、对党忠诚，胸怀全局、甘于奉献，依靠群众、团结奋斗，不畏艰苦、勇当前锋”[16]。虽然内容还是四个方面，但表述上扩充了一倍，使其分量加重，更显厚重感。贾瑛认为，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信念坚定，对党忠诚；英勇顽强，敢打善战；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一心为民，军民团结；实事求是，善于创新”[17]。

（二）地方党委推动的征集与研究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这里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孕育和诞生了“大别山精神”。因此，鄂豫皖三省的地方党委都非常重视对“大别山精神”的凝练和概括，并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推动相关研究。

2012年11月27日的《信阳日报》发表了田青刚的《大别山精神的特质与时代价值》一文，对“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16字的“大别山精神”进行了全面阐释。2013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信阳市委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大别山精神”内涵又做了进一步的表述，即“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奋斗、勇当前锋”四句话16个字，将原来的“团结一心”改为“团结奋斗”。2016年8月，大别山干部学院院长、中共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对16字“大别山精神”做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坚守信念是核心、胸怀全局是风格、团结奋进是根本、勇当前锋是品质”[18]。

湖北安徽等地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2013年，湖北麻城市纪委监察局撰文，将红色大别山精神概括为“紧跟党走，艰苦奋斗，敢于牺牲，不胜不休”[19]。2016年，安徽省六安市面向全国开展了“大别山精神表述语”征集、评选活动，通过进一步的论证和完善，最终得出了六安市关于“大别山精神”的新表述，即“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万众一心、永跟党走”[20]。2018年，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部门将“大别山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威武不屈、众志成城、勇当先锋”[21]。

（三）散见于各种会议、网站的一般性表述

关于“大别山精神”的内涵表述还有不少散见于各种会议及有关征文之中，其表述各有不同。比如，有的将其概括为“坚守不屈，敢打善战，同心携手，勇当前锋”，有的表述为“信念坚定、顾全大局、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还有的从突出大别山红旗不倒这一显著特征出发，提出“红旗不倒、顾全大局、鱼水交融、敢于亮剑”，认为“红旗不倒”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蒋建农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难以穷尽概括”。他眼中的“大别山精神”就是“信仰坚定、团结奋进、朴素务实、担当奉献”[22]。2019年9月，河南省社科联的李庚香在“学习和弘扬大别山精神”研讨会上把“大别山精神”概括为“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23]。2019年11月，王立兵在湖北青年学者论坛暨大别山精神研讨会上对“大别山精神”作了最新表述，那就是:“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紧跟党走、不胜不休”[24]。

二、“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的理论检视

目前，学术界、地方党委和社会各界对“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凝练与文本表述，为人们更好认识和研究“大别山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应该看到，尽管对于“大别山精神”的研究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但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比如：研究队伍在不断扩大，但大而不强；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相对权威、获得多方一致认可的文本表述不多；研究广度和深度还不够，“大别山精神”的研究与影响还基本局限在大别山地区。

（一）“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逐步趋于成熟

“大别山精神”的研究已经得到有关地方党委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鄂豫皖三省的有关部门围绕大别山红色文化相继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搭建了科研平台，初步建立起鄂豫皖三省大别山精神研究区域协作机制。2009年12月，在湖北省教育厅的组织下，湖北省“大别山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建立。2012年，河南省信阳市组织成立了“大别山精神”专题研究组，启动了对于大别山精神的专门研究。2012年11月，在安徽省文化厅的推动下，由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了安徽省大别山文化研究院。2013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信阳市委与信阳师范学院联合组建河南省红色资源研究中心。为进一步推进“大别山精神”的研究，2019年，“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心”“大别山精神研究院”相继在信阳和郑州成立。

此外，关于“大别山精神”研究的区域协作不断得到加强。鄂豫皖三省的党史研究机构加大了这方面研究的协作力度，大别山区域联盟高校也正在集聚各方力量开展科研攻关，六安、信阳、黄冈等地的宣传部门通过协同配合，合力推进“大别山精神”研究。此外，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央党史研究方面专家的介入，对“大别山精神”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研究成果越来越聚焦“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在对研究成果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尽管研究的着眼点、立足点和研究视角有差异，但共同点越来越多。对于“大别山精神”的概括也越来越接近。总体来看，在对“大别山精神”的发掘上，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在具体表述上，有信念坚定、坚守信念、坚贞忠诚、坚守初心等；二是牺牲奉献，有不怕牺牲、甘于牺牲、甘于奉献、担当奉献、无私奉献等相关的表述；三是斗争精神，有意志顽强、行动果敢、艰苦奋斗、坚韧不拔、不胜不休、勇当前锋、勇往直前、威武不屈、英勇顽强等相关表述；四是团结协作，有胸怀大局、胸怀全局、顾全大局、团结一心、团结奋斗、团结奋进、团结协作、众志成城、万众一心、齐心协力、精诚团结等表述；五是工作作风和党群关系，有紧跟党走、依靠群众、一心为民、朴素务实、求真务实、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同甘共苦、朴诚勇毅等表述。

（二）“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大别山精神”的研究中，存在比较浓厚的区域色彩和一定的地方本位主义倾向。大别山区地跨鄂豫皖三省，“大别山精神”应该是三省共有的红色文化资源，但鄂豫皖三省还没有形成整体研究态势。研究者们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阐释缺乏充分的学术交流、学术争论。

第二，就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在“大别山精神”的内涵研究与文本表达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还没有得出一致性意见，就某一种具体的概括、总结来说，也还存在文本表述不够精准、内在逻辑关系不清等问题。在内涵的提炼上，大多数研究都能结合大别山区的革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发掘、阐释与演绎，但未能将“大别山精神”放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与同时期其他革命精神做比较研究，研究视野不够开阔。

第三，对“大别山精神”内在的逻辑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从目前的文本表达看，有8个字、12个字、16个字，多则达到32个字。有的从大别山精神的不同层面进行归纳；有的注重历史的原生态表达；有的注重精神价值的现代表达；有的从特定时期、特定背景、特定区域的历史事件出发；有的关注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整体发展。总之，对于“大别山精神”内涵的表达可谓各显其能、各展所长，这是由于研究者们所处区域、所站角度、学术视野各有不同，每一个表述语都有其合理性，只是在凝练的功底上能有高下之别。

三、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的反思

当下，关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内涵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依据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进行阐述。比如，长征精神是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二是地方党委的积极推动与倡导。比如，红船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05年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来的。三是学术界的研讨。比如，延安精神、沂蒙精神等就是学术界所进行的提炼与总结。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大别山精神”之内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大别山地区分布广，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大别山区的核心区域涉及6市36县，分属鄂豫皖三省管理。行政区域面积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000万。大别山精神不像沂蒙精神、太行精神仅局限于一个省份，它涵盖的是整个大别山区域。因此，在“大别山精神”之内涵的总结提炼工作中，鄂豫皖三省应提高政治站位，推进协同研究，做到求大同，存小异。

其次，时间跨度长，内容极其丰富，准确表述绝非易事。大别山区历经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28年红旗不倒。在不同历史时期，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形式、特点都不相同，在不同地域的表现也不尽一致。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从没有停止过。在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最终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因此，要全面总结凝练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别山区的革命精神，需要有历史思维和整体思维，既要看到不同历史阶段斗争精神的不同之处，更要寻求不同历史时期斗争精神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

再次，大别山区非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影响力比较有限。尽管大别山区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人民军队的发源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没有成为党中央首脑机关的驻地，其影响力比较有限，因而远没有像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长征精神那样早早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别山精神”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对“大别山精神”之内涵的凝练应立足于鄂豫皖三省的基础科研力量，争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动全国性研究，促成“大别山精神”内涵研究与文本表达取得社会和国家层面的认可。

最后，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增加了凝练的难度。这一方面，既涉及对大别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的认识，也涉及对一些历史问题诸如“张国焘事件”和西路军问题的认识。

总之，对“大别山精神”内涵的研究，需要有科学和严肃的态度，在巩固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问题的症结，突破研究的瓶颈，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才能凝练出尊重历史、符合实际，并为社会广泛认可的有关“大别山精神”内涵的统一表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