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鲤

一、研究缘起:以平台为中枢的国际传播

当前,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如Google、Apple、Facebook、Amazon等为主导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数据搜集、算法驱动、智能运转等数字化方式,正在全面重构国际传播的整体格局。国际传播进入依赖平台运行的平台化时代。①按照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的界定,平台化社会(platform society)是指“社会、经济和个人之间的沟通很大程度上依靠线上的平台生态进行规划”②。在此,平台不仅指向了“物质性的技术实践”,还包括“与之相关联的制度安排、知识形构、意义生产、利益竞争以及价值维系”③等各个方面。这一充斥着互联网公司、政府机构、技术组织、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制衡,以及技术、资本和政治等多样话语博弈的平台生态,为全球化的信息交往方式、传播秩序建设与文化身份想象设定了全新的语境。

中国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战略有待对接全球数字平台的内在逻辑,以“平台”作为全新的战略意识,在整体观的视域下思考数字化国际传播的实践进路。一方面,平台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国际传播的主体关系、权力结构与话语方式。平台推动的全球信息流动的底层逻辑可以大体概括为技术赋权的“可见性”(visibility)逻辑和算法驱动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逻辑。其发展由大数据技术支撑、为所有主体赋权,扩大了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可见程度。同时平台又受到全球资本规制和政治行动者的影响,信息的传播过程处于新的不可见“算法黑箱”之中。另一方面,平台作为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