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亚洁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写于1940年的三幕话剧《北京人》是曹禺先生继《雷雨》《日出》《原野》后创作的又一部杰作。在这部剧作中，曹禺打破昔日创作上的桎梏，在人性的开掘及戏剧形式的转变上都进行了新的、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部杰作既没有了《雷雨》中“雷雨”前的郁热与压抑，又不同于《日出》中“日出”前的喧哗与骚动，更不似《原野》中“原野”里的阴森与恐怖，而是以一种生活化的笔法，淡然地描绘出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古旧家庭。生活在曹禺笔下的这个封建没落士大夫家庭里的每一个曾家子孙，都被这所古老房子里的沉闷气氛包围着。在这毫无生机的深宅大院里，曾皓、曾思懿、曾文清及曾老太爷的女婿江泰等人无尽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年华，变成了一个个慵懒的废物[1]。然而，就是在这死气沉沉的曾家大院里，又有一股光明的力量在潜滋暗长。逐渐觉醒后，愫方和瑞贞最终选择离开这个家，这个如牢如笼般的家。乘坐着火车远去的她们，是这个黑暗王国里唯一的光明和希望。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出封建没落思想对人的束缚及醒悟后的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剧作家在现实主义写作的基础上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将这座大院里的丑恶与善良，黑暗与光明生动且意味深长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

在剧作《北京人》的意象呈现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一种是表现曾家家道衰微及曾氏子孙生命状态的具有腐朽色彩的意象；另一种是展现封建家庭中丑恶势力统治下星星之火般的具有新生色彩的意象。在这两类意象中，前者暗示着封建时代的没落，如剧中的曾宅、棺材、耗子意象。后者象征着涅槃重生后的光明与自由，如剧中的北京人意象。《北京人》中这两类相互对照的意象共同构筑了剧作深邃幽远的思想内涵，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独特的戏剧氛围。

一、“曾宅”的象征意蕴

提到“家”这个字，人们大多会将其与“码头”“港湾”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但剧作《北京人》中的曾家子孙却没有这种美好的感受。他们个个视养育他们的大院为牢、为笼，整日里不是想着死，就是想着逃。面对不幸的婚姻，曾霆、瑞贞共同发出“真是想死”的声音；面对生病昏厥的曾皓，江泰激动地发出“我要杀人，我杀了他，再杀我自己呀”[2]599的吼声；面对文清和愫方的暧昧，气急败坏的曾思懿恨恨地说道：“明天一见亮我就进尼姑庵”[2]593；整日面对吵闹喧嚷的家庭生活，曾文清向愫方真情吐露这个家他“一辈子也不想回来”，并恳切地劝说愫方“赶快也离开这个牢”[2]575……曾家子孙的这些语言及他们的行为，无不暗示着他们对这个家庭的怨恨与不满。而导致这一结果的祸首就是曾家的大家长，老太爷曾皓。作为曾家最有资历的长辈，曾皓是曾家绝对的权威。精神上，他用种种“仁义道德”教育规约着他的子孙；经济上，他手握着曾家的财权。双重的权力使得曾皓在曾家的任何事上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但迂腐无能的他却担不起这个重任。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曾家这个昔日的官宦世家，气象轩豁的望族，才变成如今这样内里蛀空，徒有其表。与往日的曾家相比，现今的曾家子孙竟落魄到为挣得几个钱，把祖传宅院中的一间屋子也租了出去。在这个物质上得不到保障，精神上又让人备受压抑的破落宅院里，曾家的子孙或者想死，或者想逃，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因此，与其说曾家子孙的厌恶不满是因为曾家黑暗落魄的生活，不如说他们是在对父权及以父权为代表的落后思想礼教表示不满。

除了抱有虚妄消极的想法外，在家庭成员关系上曾家子孙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而面对家庭成员间的矛盾，曾家的大家长曾皓丝毫没有办法，实在气急了，也只是一遍遍说着类似“不肖子孙”的话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平日里，曾家的事情曾皓都交由他的大儿媳曾思懿处理，而他对凡事则尽量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尽管曾皓抱着不插手家庭中的事情，过好余生的打算，但终究还是没能如其所愿。为了能获得些钱财，以曾老太爷儿媳为代表的部分曾家子孙竟打上了老太爷最喜爱的楠木棺材，这个曾老太爷仅剩的值钱物件的主意。支持卖棺材的曾家子孙和反对卖棺材的曾皓在心里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虽然明面上不多说什么，但暗地里他们却互相较量着、算计着。伴随着戏剧情节的进展，最终这个上好的楠木棺材，这个曾老太爷最心爱的楠木棺材还是被抬出了曾家。虽然在棺材被抬离的时候，曾皓也试图做过最后的挣扎：他抱着，他语无伦次，他指着，他望着……但这一切终归没有用。对于昔日享受过富贵生活的、有权有势的曾皓来说，当连自己心爱的楠木棺材都留不住时，那么，这个曾家的大家长所剩的还有什么呢？因此，棺材的被抬离这一结果，不仅表明了曾皓在家庭中权力地位的彻底丧失，同时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以父权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的衰微。

家道的衰落，子孙的背离，当作为封建家长的曾皓再也不能维持传统的宗法家庭秩序时，曾宅，这个象征父权的老屋变得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因此，《北京人》中的曾宅这一意象，在表现曾家子孙痛苦生活的同时，也暗示出父权及以父权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的衰落。

二、“棺材”的象征意蕴

棺材作为一个承载特殊感情的符号，它的出现总是让人不自觉地与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但作为曹禺艺术上最为成熟的一部剧作，《北京人》中曾老太爷的楠木棺材这一意象绝不仅仅意味着人的死亡。在剧中，棺材除了暗示它的最终使用者杜老太爷即将离世外，它在曾家的去留及它的最终去向也是颇有意味的。棺材的去留及它的最终去向，不仅揭示出以曾家为代表的封建阶级的没落，同时也暗示出杜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中潜藏着危机。

《北京人》中，除了“曾宅”，这个作为情节背景而笼罩全剧的意象外，棺材是唯一一个贯穿全剧始终的意象。戏剧伊始，几个油漆工便赫然映入眼帘。他们在八月节来曾家是为了讨要曾家一直拖欠着的工钱。有意味的是，工人到曾家要账，而曾家大管家曾思懿却不想着见他们。她像没事儿人似的对仆人张顺说道：“你叫他们在门房里等着去吧”[2]500。仆人张顺看不过她的态度与做法，希望大奶奶“借”点钱给工人们。但曾思懿却狡黠地笑着对张顺道：“你叫他们跟老太爷要去呀，你告诉他们棺材并不是大奶奶睡的。他们要等不及，请他们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摆在家里，我还嫌晦气呢”[2]501。戏剧开场主仆这几句简短的对话，除了暗示着曾家家道的衰落，即大过节的还被工人们上门催债外，同时其也为之后戏剧矛盾冲突的展开埋下了伏笔。伴随着戏剧情节的展开，油漆工之后又多次上门讨过债，但总是无果而返。几次来回后，恼羞成怒的工人们眼见曾家还不上拖欠的债款，便动手要将老太爷曾皓那漆了十五年上好漆的楠木棺材抬走卖了抵债。油漆工的这种行为在昔日的曾家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昔日的曾家是一个大家门第，不是正三品的蓝顶子，曾家的门都不一定进得去。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富贵人家，如今也不得不想法应付着每天上门讨债的油漆工。油漆工漆的是曾老太爷的楠木棺材。这副棺材是一副至今已漆了十五年且漆的全是上好漆的楠木棺材。为了漆这副棺材，这个死后的安身之所，曾皓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确实，棺材是越漆越好、越漆越厚，但曾氏家族也在这年复一年的漆棺耗资中变得衰败起来。没有谋生能力的曾氏子孙，又个个是会花钱的主，入不敷出的他们面对日益破落的家庭，心里想的不是如何通过努力使家庭生活变得好起来，反而惦记起曾老太爷的楠木棺材和祖上传下的宅子。尤其是曾家的大奶奶曾思懿，整日在心里算计着，恨不得曾老太爷赶紧死去，这样曾家的财务就全归她自己掌控了。还要用来安身的曾宅暂时还不会卖掉，需要用钱的曾家子孙就把目光瞄向了曾老太爷那漆了又漆的，很是值钱的楠木棺材。一直视这副棺材为宝贝的曾皓哪肯愿意将这漆了十几年上好漆的楠木棺材就此卖掉，因此，他迟迟不肯答应杜家买棺的要求。围绕着是否卖棺，曾家两派人暗暗展开着较量。最终，这副漆了四川漆、福建漆的楠木棺材还是被抬出了曾家。而无计可施的曾皓在棺材就要被抬走的时候，竟像个小孩子似的死也不肯放手，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随着棺材被渐抬渐远，曾皓心中仅存的那点希望家族好起来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在这场卖棺与反卖棺的拉锯战中，表面上看似乎是赞成卖棺一派的人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在这场拉锯战中没有一个赢家。反对卖自己心爱棺材的曾家大家长曾皓输给了儿孙是事实，但除了这种输，在与杜家对这副上好楠木棺材占有权的竞争上，他的这种输更深层次地表明了以他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失势、失败。而为了获得些钱财还债而支持卖棺的一派虽然赢得了胜利，但他们却丢了曾家，这个昔日的富家大族几代人的颜面。因此可以说，在这场卖棺风波中，曾家子孙输得很彻底。终于，棺材还是被杜家这家暴发户抬走了。杜家抬走的不仅仅是一副上好的棺材，其抬走的更是以曾家为代表的封建阶级的魂魄。

与曾家家庭内部围绕棺材去留展开的较量一样，剧中棺材的去向同样值得人们注意。抬离曾家的这副棺材最终被抬到了杜家。作为曾家的邻居，杜家却一直是曾老太爷深恶痛绝的对象。在曾皓的心里，他总觉得杜家人缺少士大夫的教养，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开纱厂的暴发户而已。可就是这个曾老太爷始终都瞧不上的暴发户，却最终占有了这副上好的棺材。被抬到杜家的这副棺材，表面上看是要用来安放杜老太爷的遗体，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就不难发现剧作家赋予它的象征意义，即以杜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最终也会走进这副象征死亡的棺材。虽然剧作没有描写棺材被抬到杜家后的具体情形，但从剧作家本人那里我们可以获得些线索。曹禺本人在谈论这部剧作时曾表明，在剧本前引用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隐喻共产党的朋友们的”[2]691。而这就从侧面表明，剧作家对于贪婪伪善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同对于腐朽落后的封建阶级的态度是一样的，一样的排斥与厌恶。

棺材这一意象的使用，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曾家子孙表面和平实则互相算计的家庭关系，同时也暗示了腐朽落后的封建阶级必将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而资产阶级的命运似乎与封建阶级一样，有着死亡象征意味的棺材是它们最好的归宿。

三、“耗子”的象征意蕴

在剧作《北京人》中，“耗子”这一词语出现了多次。对于这种重复出现的词语，美国学者罗·海尔曼称为“重复意象”。而这种重复出现的意象在加深读者印象的同时，也使得剧作颇有意味。正如美国学者罗·海尔曼在其《总体意象模式与整体意义》一文中所言：反复本身就是意义的一种形式。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不会重复无价值和偶然的细节。至少他不会超出语言内在必要性的严格限制去这样做，所以重复——姑且不论我们以为是作者有意为之，还是其过程尚无明确界定的创造性想象的必要作用形态——使得重复词语具备了特殊的、超越语言界限的价值[3]。在《北京人》中多次出现的耗子形象里，除那些吞噬字画、啃食家具墙柱的真耗子外，其他的耗子则有着更深意义的指涉。这些其他的耗子就是生活在曾家大院里的每一个曾氏子孙。在曾家，有虚伪自私的老耗子曾皓(尽管家道渐衰，但仍十几年坚持给自己的棺材涂上一道又一道的上好漆)，有精明泼辣的母耗子曾思懿(待人刻薄，只想着怎么拥有更多的钱财)，有软弱无能的废耗子曾文清(有出去闯一闯的想法，但也只是想想)，有懦弱听话的耗子曾文彩(听话是她最大的“优点”)，有饱受压制的小耗子曾霆(曾家家长不许他做任何他们不许他做的事)。除了曾姓子孙外，曾家还有一个人物不得不说，他就是曾老太爷的女婿江泰。按理，留过学的江泰因受过西洋教育，所以他应该不会被曾家沉闷的生存状态所浸染。但现实情况却是，回到北平后的他变得好吃懒做起来。一次在和租住在曾家的人类学家袁任敢的聊天中，江泰说道：“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种顶好的地方去吃。”[2]572接着他便颇为自负地对他的这位听众讲起了他所知道的好吃的地方：“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2]572除了在吃上的讲究，这位留学生也做过官，制造过肥皂准备开厂，但他的这些谋生之道都失败了。在这之后，他就在家整日里拿着一本《麻衣神相》研究着自己的面相，看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发财。自此，江泰也成为了这个“笼”中的一只耗子，一只寄生的耗子。这些形形色色的“耗子”，这些毫无生机的“耗子”就这样浑浑噩噩，成年累月地蛀蚀着曾家的基业，使得这个原本富裕的曾家大户变成如今的危机四伏、摇摇欲坠。

除此之外，他们每一个人也视他人为破坏自己“好事”的耗子。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楠木棺材被抬到杜家，曾皓满心哀痛地发出“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2]649的心声。面对自己丈夫和愫方的暧昧不明，抓不到任何把柄的曾思懿对文清切齿道：“不会偷油的耗子，就少在猫面前做馋相。”[2]593望着不肯离家远走的愫方，文清恳切地规劝：“想想这所屋子除了耗子，吃人的耗子，啃我们字画的耗子还有什么。”[2]575对于不幸的婚姻生活，曾霆发出来哀怨的声音……在这座牢笼般似的深宅大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与矛盾可以说是构成了曾家人的日常。生活在这个大院里的他们，自命为有着士大夫的教养，但却从不知道亲情为何物。虽然他们也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想有所改变，但争吵与算计仍旧无法避免。最终每一个人都成功地成为了他人眼中的耗子。因此，那些让人厌恶、烦恼、恐惧的耗子及其习性可以说是曾家子孙家庭关系及每个人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总之，曾家众多的真耗子与不是耗子胜似耗子的曾家子孙一起，使得曾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北京人》中的耗子形象是曾家这个黑暗腐朽家庭里的典型意象。透过这个意象，读者不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曾家大院的沉闷压抑，每一个曾氏子孙病态的生命状态，同时也能窥探出曾氏子孙彼此不和的家庭关系。因此可以说，剧作中“耗子”这一意象的使用是极为成功的。

四、“北京人”的象征意蕴

在《北京人》中，剧作家曹禺创造了一种奇观：他让人类的祖先，即远古北京人“从天而降”，与今日的北京人，即以曾家为代表的北京人一起，同时出现在剧作中。通过古今两种北京人的参照与对比，表明了他对于黑暗现实及在其中庸碌生活的人的不满与厌恶，而流露出对拥有美好品质的北京人的赞美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之情。

相比于前文述及的棺材、耗子这两种意象，北京人这一意象虽然不是剧中最早出现的意象，但它却是全剧最具特色的一个意象。这一意象不仅使剧作具有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包含着剧作家深切的思想感情和动人的理想情怀。之所以说剧作透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及浓郁的京味特色，是因为剧作名为《北京人》，剧中故事的发生地设在北京，剧中透露着浓郁的北京人生活气息。而之所以说剧作包含着曹禺深切的思想感情，是因为在古今两类北京人身上透露着剧作家鲜明的情感倾向。剧中，曹禺借人类学家袁任敢之口正面介绍远古北京人的同时，也让人类学家的朋友，体格头骨有点像顶早北京人的机器工匠登场，生动地再现出人类祖先的形象：“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个兽皮，浑身上下毛茸茸的”[2]558“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2]569与昔日的北京人相比，今日的北京人，“成天垂头丧气，要不就成天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愁精神上没有出路，愁活着没有饭吃，愁死了没有棺材睡。”[2]569同样都是北京人，今日的北京人却和远古的北京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与生命状态。体格上，今日的北京人单薄消瘦，而远古的北京人则强壮有力；精神上，今日的北京人死气沉沉，而远古的北京人则自由随性。通过象征、对比手法，剧作家巧妙地揭示出以曾家为代表的整个封建士大夫文化的腐朽与荒谬，而对远古北京人的生命状态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赞扬和肯定。

在着力表现曾氏家族腐朽，曾氏子孙自私堕落的同时，剧作家曹禺也在愫方与瑞贞这两位纯真善良的女性身上投射了一束光辉。他赋予这两位受苦受难的女性以美好的心灵和坚毅的性格，从而让她们有了冲破这黑暗世界的力量。倾注着作家审美理想的愫方和瑞贞在经过思想上的斗争后，最终都选择了离家逐梦。剧作结尾处，那从远方传来的两声尖锐火车汽笛声暗示出愫芳和瑞贞的远去。愫芳和瑞贞走了，她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北京人。愫芳和瑞贞的远去也表明了她们与这个腐朽黑暗的封建家庭的彻底决裂。而至于她们要去的地方，剧作里没有明确写明。但根据曹禺在剧作中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愫芳和瑞贞要去的地方应该是延安。剧作中，曹禺曾暗示过瑞贞认识些延安的朋友，并和他们交往密切。

曹禺在剧作中描写了远古社会(人类学家袁任敢的朋友扮演的北京人)、现实社会(以曾家为代表的现在的北京人)、理想社会(寄托着剧作家美好品质的北京人)里的三种北京人。通过他们之间的对照与映射，剧作家流露出对原始人类自然、纯粹品性的欣赏与赞美之情，而对现实中慵懒自私的北京人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斥责。因此可以说，通过北京人这一意象，读过此剧的人不仅感受到了剧作浓浓的京味特色，同时也体悟到了剧作家的深切理想。

综上，话剧《北京人》中象征主义的运用是极为成功的。通过“曾宅”“棺材”“耗子”“北京人”这些带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剧作家在生动再现曾家家庭破败及以曾家为代表的封建阶级腐朽没落的同时，也流露出他对腐朽落后阶级的厌恶与不满。但对黑暗社会的绝望并没有冷却剧作家对新世纪曙光憧憬的那颗心。剧作结尾，曹禺给了愫芳、瑞贞冲出黑暗生活的机会，他借愫方、瑞贞的离去来表明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与向往。她们的离去在表明剧作家动人理想温情的同时，也让读者的心灵得到了些许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