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

鲁迅在上海写杂文，这关联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写作主要是杂文；二是鲁迅的杂文主要写于上海时期。针对这两点，学界形成了三种比较重要的研究路径：第一种以钱理群为代表，主要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表现出一种真的知识阶级的独立性和批判性①；第二种以郝庆军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1933—1934年间的杂文写作如何重返政治领域，认为鲁迅的杂文写作呈现了一种政治诗学②；第三种以代田智明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杂文的署名和投稿形态，认为鲁迅化身为媒介者，有力地介入和撬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政治运动和板块构造③。三种研究路径都很好地提升了对“鲁迅在上海写杂文”的理解，并或隐或显地启发了一个重要命题：作为语境的上海与鲁迅杂文的形式有何关联？

要解答上述命题，首先，要描述鲁迅与上海发生关联的基本事实；其次，要分析鲁迅理解上海的基本方式；再次，要分析鲁迅的杂文形式与这些基本事实、方式的关系。因此，分析上海语境与鲁迅杂文形式的关联，也可以理解为从形式出发分析鲁迅的上海研究与杂文写作。

一、以上海为方法

鲁迅与上海发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早，1897年前就购买了不少上海出版的书刊，如《点石斋丛画》《格致汇编》④。1898年5月2日，他自绍兴出发去南京求学，即途经上海⑤，此后三四年往返，均途经上海⑥。1902年3月24日，鲁迅去日本留学，也途经上海⑦。1903年9月10日途经上海时，鲁迅曾与周作人一起去四马路买书和观剧⑧，“四马路”这一地名后来也多次出现在他上海时期的日记、书信和杂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