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

在鲁迅存世的诸多演讲①中，《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风度》）以篇幅长、学术性强、完成度高等特点②，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或从学术史角度立论，将其作为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加以探讨③，借此总结鲁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成败得失；或表微其现实指涉，每借助鲁迅致陈濬信中“盖实有慨而言”一语，将该文之意旨归结于“四一五”清党事件之一端。事实上，以上两种研究倾向虽有所发现，却也不无遮蔽。一方面，鲁迅采用公开的学术演讲和文学史的言说方式，其立意却不限于单一的知识生产，而有意将现实体验及相关思考融入其中；另一方面，该文通过讲述专制统治者杀人，指涉清党，而又能在思想与言说上有明显的延展，使之成为清党事件触发的、对鲁迅南下以来一系列现实遭际与心灵历程的深入思考与独特言说。因此，本文试图将前者稍加悬置，后者适当放宽，视《魏晋风度》为鲁迅思想与行动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文本，呈现其在作家全部创作中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从而揭示该文更为复杂、深广的内涵。

一、遭遇“革命时代”

1928年12月，鲁迅在致友人陈濬信中论及自家著述云：

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