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洋

(德国弗莱堡大学 法学院，德国 弗莱堡 79085)

2020年以来，建立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和加密算法基础上的区块链技术作为“新基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公共安全监测、医疗数据共享、疫后保险追偿、慈善捐赠溯源、企业复工复产等多方协同场景中表现优秀，展示出在更大规模应用上的潜力。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遵循三阶段规律：第一阶段是兴趣驱动，主创和受众都是实验室技术人员，很少涉及商业价值和法律法规。第二阶段是商业驱动，新技术体现出商业潜力后，投资人、投机者等纷纷跟进，监管滞后性导致形成中的新市场缺乏规制。第三阶段是规则驱动，市场稳定后，企业与政府均开始规范相关技术标准和社会应用[1]。我国区块链技术发展正从商业自主的第二阶段逐步迈向注重规则之治的第三阶段。

区块链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推动信息互联网升级为价值互联网的重要手段，对区块链技术的立法规制成为法律体系新一轮更新的重点。完善区块链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已成为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关注重点，我国《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密码法》在2019年相继颁行，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热议。然而，尽管系列立法使区块链成为研究热点，其条文的具体内容与结构却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学界所忽视。与区块链相关的多数研究要么具体地从某一既有法律制度如著作权等角度审视区块链技术[2]，要么整体地介绍外国制度[3]与进行理论思辨[4]，很少有学者紧扣我国立法文本进行分析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