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佳，孙志鹏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20世纪初，由于欧美市场对旱獭皮毛需求量猛增且价格高昂，中国不少苦工远赴内蒙、黑龙江等地进行捕猎，个别苦工捕捉或误食了携带鼠疫杆菌的旱獭，病菌即传入人体引发鼠疫，再由腺鼠疫发展至肺鼠疫，造成人传人的鼠疫大暴发。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报告了第一例肺鼠疫患者。11月7日，哈尔滨报告了首例鼠疫病患，此后鼠疫沿铁路线迅速蔓延[1]24-25，造成约6万人死亡的疫灾。围绕清末鼠疫，先期研究多从东北防疫机构的组建[2]、交通遮断措施[3]、鼠疫在东北的传播[4]、警察对卫生事务的管理[5]等方面进行论述。奉天作为东北的行政中枢和经济中心，其鼠疫传播与防治措施尤为重要，当前学界对此鲜见论述。故而，本文拟以宣统年间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以及最新出版的《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等史料为基础，考察奉天鼠疫的传播及政府防疫举措，进而探究奉天防疫之利弊及其对公共卫生近代化之影响。

一、奉天鼠疫源头及传播路径

关于奉天出现鼠疫患者的最早日期，当前流行的说法是1911年1月2日。《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将奉天出现首例病患的时间认定为1911年1月2日[1]25，其依据是1月8日《盛京时报》的追溯：“初二日，有一华人在东门外路上，因病仆地，苦闷异常，当由警员命人奔赴卫生医院求治，无几，该华人竟吐血苦脑以死。……卫生医院医员诊察该两人，均以为类似黑死病也。”[6]247在日本关东都督府编写的《明治四十三、四年鼠疫流行志》中，记载1月2日在奉天大东门外道路上首次发现鼠疫病例[7]12。日本学者饭岛涉赞同此说，并认为首例患者是从哈尔滨来奉天的乘客[8]45。但是，揆诸原始史料，奉天的鼠疫患者要早于此日期。核查《盛京时报》发现，该报1910年12月4日出现了关于奉天鼠疫患者的最早报道：“日昨，小南关张某之子，年方弱冠，晚由学之归家，偶染时疫，初系呕吐不止，比及次日辰刻，未及延医，命已呜呼。”[6]233《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全省疫势最先发见者，实惟省治宣统二年十二月二日，为奉天肺百斯笃发生之第一日。……查首先患疫之人为李玉福，该患者来自北方，受毒于先，发病于后，实为奉省鼠疫之滥觞，自是省城患者陆续发见。”[9]165-166该报告书是由当时的防疫机构编写的官方文件，可信度较强。故而可以判定，奉天第一例鼠疫病例出现的时间并非1911年1月2日，而是1910年12月2日。

1910年12月13日，自哈尔滨、长春南下奉天换乘火车的478名榆关苦力，因途中疫毙2人，后被拒回奉天站，但此时奉天留验隔离所建设并不完备，第七区无法容纳众多苦工，因此陆续将苦力分散至第五区，此后七、五两区暴毙人数日益增多[9]167。在分散苦力的过程中，不乏有苦力逃散的情况，染疫苦力在逃散过程中突然暴毙身亡以致疫情扩散，成为鼠疫在奉天蔓延的起点。奉天省城其他地区鼠疫的发生及蔓延多与此有关，即“各区初传入无一系土著者，东区为刘通士屯行人李云忠，南区为浑河铺行人金力介、木杨家店朝鲜妇人，西区为北牌关上小三家子等处无名男，北区为旺官屯行人无名男，故四乡疫线虽极复杂，不外以逃散苦力为之媒介。”[9]170随后，奉天鼠疫沿铁路线与苦力逃散路线传播至其他地区。

二、逐户检疫：发现鼠疫患者

奉天巡警总局卫生科成立于1905年，主要负责防疫、道路清洁、饮食和药品的检查以及医院的管理。为应对鼠疫以及对日、俄干涉东三省事务的担忧，清政府迅速成立奉天防疫总局[7]345，一边联系黑、吉二省协同扑灭疫情，另一边严饬奉天各属堵截疫线，防止疫情的蔓延。自奉天发生鼠疫后，在省城，设立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在承德县，设立乡镇防疫事务所，为四乡之防疫总机关。

在防治鼠疫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的首要困难是难以扭转民众对疫情的认识。“‘这是天灾’许多人说，‘大限到了的时候，所有人都得死，谁也逃不掉。’”[10]208究其原因，一是民众将染病与否看作命运注定，二是不愿意被限制人身自由，三是当时谣言四起，传说有病的人都要被送去隔离所且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四是民众因害怕隔离、消毒，身体出现症状时往往选择隐瞒，或者私下掩埋暴毙者尸体，造成疫情扩散。面临检疫阻力，东三省确立了以户口检查、检诊报告、尸体检查、鼠类检查等为主要措施的“疫病发现法”[11]107。

巡警局在平时就有户口调查的登记册，入户检疫时，即按照户口调查簿进行。奉天省城分为七个巡警区，在各检查段派1名巡警长为检查员，随带2名搜疫巡警，并派2—3名检诊医官驻扎各区。自1911年1月28日起，“特派检验员、巡警等逐户严查有无病症，于所查之户粘贴防疫所之证据，以为标识而免挂漏云”[6]361，如遇染疫病死亡住户，便用白墨在其门上涂一个“疫”字，以免外人误入而传染[6]254。奉天颁布《奉天病人户口检查巡兵消毒章程》，详细规定了调查户口的巡兵在调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不可椅座，或饮食问话时不可接近相距6尺等[11]109-110，相比吉林、黑龙江二省，更为注重防疫细节。

若在户口检疫时发现了疑似病例，必须经过镜验及医生把关才能定为确诊病例：“检诊队报告既如上式，惟逐日报告必以医官诊断书为凭，医官之出诊断书，务以镜验成绩为据，一病名之是否，必经数医之手，多次之检查确有百斯脱菌之发现而后敢决定。”[11]117虽说官方有此规定，但是奉天警察担任职务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难以具备关于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尤其是防疫事务[8]31。因此在鼠疫检测过程中，多有检测不力的事件发生，例如奉天火车站顺兴店内有一年逾五旬的苦力，因痰疾复发，被防疫所误断为鼠疫，险遭活埋[6]68。据1911年1月18日《民立报》记载，哈尔滨医护及官员对于民众染疫与否，检查不够严格，以致于经常出现将病人活埋的情况：“初一日，死者不足50人，而医院中竟死27人，即其证明病者尚未气绝亦据装殓入棺，有抬至埋坑病者，以头撞开棺盖者，如是者已五见其人。”[12]301奉天最早在1911年2月21日有3人接受镜验，结果均为阳性[11]128。不过，从奉天第一例鼠疫病例出现至今，已过去71天，期间共增加1923人。可见，奉天镜验方式的运用为时过晚。奉天官方回复时将其归为医疗资源紧张：“盖当哈尔滨疫盛时，奉天疫病尚未发现，卫生医院原存之显微镜与染色之药品、检痰用之消毒器均经医员携以赴哈。”[11]117这也暴露了奉天防疫机关风险意识低，预备措施不够充分。

三、控制传染：收治病患与尸体安置

随着鼠疫在东三省蔓延，现有的医院和隔离所出现床位紧张的态势，增设临时医院及隔离所成为燃眉之急。奉天将临时医院和隔离所选择在远离城市之处，“近来防疫事务日渐完密，唯医院尚在缺，如防疫总办张韩两司使议，在小西门宝林寺、大南门榛子董胡同、小东门天齐庙、小北门屠兽场、小西边门西庙各处，建筑临时医院”[12]311。这几处都是远离人口密集区且土地辽阔的地方，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随时扩充医院和隔离所的面积。

医院及隔离所主要选择铅瓦房，好处是便于在屋内进行焚烧以及房屋搭建较容易，因此成为政府首选。1911年2月，因北路贫苦劳工居多，疫势不易熄灭，特在山西庙医院南边委派英国工程师于三周内修好一所新的疫病院，共有房屋159间。疑似医院的设置是当时的措施之一，即接受病状疑似鼠疫但未经确认的患者。对于疑似医院的规定存有争议，因为“未经医官检验，有似百斯脱病者皆送入此院”[11]212，其中不免有没有经过专业医师检验就被送入疑似医院的普通肺炎或伤寒患者。如此，疑似医院就成为一个交叉感染的场所，这是如何掌控鼠疫防控宽严政策的一个难题。

奉天府虽能根据疫情需要创建隔离所，但其设置有不少疏漏之处，如：“近闻小西边门外所设之防疫所房屋空敞，并无暖炉，一切病人悉卧于地，铺以石灰，原有衣服、被褥概不准用，以防毒患。况又饮食不足，雇用夫役亦不留意扶持，……又不认真施治，仅以药水淋洒。医官怕染疫，永不往视。”[6]333可见，隔离所的硬件设施不能满足患者的正常需求，再加上个别医师、役夫出现畏惧和懒惰现象，造成死亡人数增多，减弱了防疫效果。

对于染病尸体的安置，出现了土葬与火葬之争。基于中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土葬是鼠疫死者家属的首选。鼠疫流行时，奉天民众首先考虑的尸体安置方式是将尸体装入棺材，而后深埋于地下，即深埋多于火葬。但是，“疫气蔓延，死亡枕藉，仅事掩埋不足消弭余毒”。对于误入掩埋地及掩埋地的看护人员来说，仍存在染疫风险，故而通过焚烧尸体以消灭病菌的火葬方式更为官方看重。

不过，吉林、奉天的民众听说疫毙后要采取火葬，便将此视为政府苛政，引起舆情不满[7]350。各地地方官，既害怕群众借机骚乱，又害怕上级给予处罚，只能采取火葬与土葬并行的方式，上下敷衍，结果土葬数量大大超过火葬。面对民间传统习俗的压力，奉天当局一方面设法安抚民众情绪，另一方面尝试借助佛教思想劝诱民众：“古有明训，佛法慈悲，本崇火化。特习俗所在，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疫染日厉，与其积尸酿疫殃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伤死者之心。”[11]151这种结合民众信仰以推进火葬的方法，更易于被民众接受，结果选择尸体火葬的民众逐渐增多。

四、消灭病菌：消毒、清洁、捕鼠

为了消灭鼠疫杆菌、营造卫生的生活环境，奉天府采取了消毒、清洁、捕鼠等措施。消毒措施集中在医院和染疫者住所两处，清洁措施针对民众生活环境和营业商铺的卫生，在捕鼠措施上施行了奖励办法。

医院内的消毒措施以药物消毒、沸水消毒、蒸汽消毒、火烧为主。例如，病房内的地板、痰桶等物须以石碳酸水消毒，餐饮工具经煮沸消毒后方可使用，棉布制品采取蒸汽消毒法或者采用福尔马林进行消毒，病人的排泄物及其使用的铁床则采取火烧的方式[11]206。普通住宅的消毒方式与医院类似。应烧毁的物品指染疫者所接触的物品，主要包括木制品以及布制品；行蒸汽消毒法以及煮沸消毒法时，应远离革制品、橡胶制品、皮毛制品、漆器等；药品消毒主要指用20倍石灰碳酸水、千倍升汞水、生石灰、20倍石灰水等。对于泥墙封闭的房屋，应采用福尔马林挥发的气体进行消毒，进而开窗通风使日光直射[11]18。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染疫者的住所常采用强制性的烧毁与破坏方式，甚至滥用消毒方法。

公众的防疫清洁，首先是注重街道卫生：“分派清道队，随带车辆赴街渠小巷拉运污秽尘芥，并调查各商铺旅店住户，有堆垛不洁者即令挑倒车上，拉往空旷处焚化。”[11]83道路清洁较注重对堆积的污秽物进行处理。对于屠宰场等下层民众聚集的场所，奉天共组织12个清洁消毒队，包括巡警、医士、苦力、学生[8]47，既体现了奉天政府对于鼠疫防治的重视，也体现了社会各阶层对抗疫的贡献。政府对民众个人卫生也有具体规定，如居民住宅不可有污秽，要及时清理，对于腐烂的食材要及时抛弃，不可食用等。对街道卫生清洁，还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即“卫生委员”，负责管理卫生、清理街道。

奉天防疫规则中规定：对于饮食各店宜严令清洁；客店、伙房、戏园、妓馆、菜市场、澡堂及人口稠密地区应该格外清洁，并施行各种消毒法，免致疫毒发生[6]358。戏园弛禁后，奉天府规定园主要逐日进行扫除清洁，还需设置厕所，严禁随地大小便；观众席的座位，由三排座椅改为两排，每排设座椅两张；戏园自备消毒药水，随时喷洒[11]85-89。对于客栈，奉天规定住客的行李每天在阳光下暴晒一次，住客入店后对人和行李进行统一消毒[11]89。奉天府对公共卫生的重视，有助于公共卫生管理的专门化和近代化，在文明层次上推动了社会进步。

奉天府消灭病菌、维护公共卫生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捕鼠。鼠疫传播的媒介是鼠蚤，因此捕鼠灭鼠也成为奉天府预防鼠疫蔓延的手段之一。“因刻下气寒地冻，所有鼠只蛰栖不出，以为机最可乘，日内即拟举办极大捕鼠方法，现正悉心预备。”[6]342为鼓励民众积极捕鼠，奉天府规定：（一）活鼠、毙鼠每只铜币7枚，由就近巡警发给；（二）死鼠捕拿法，宜用小木棍或者铁箸钳入铁罐，立送收鼠处，不可用手，至于钳鼠之木棍或铁箸，亦应烧除；（三）活鼠捕拿亦不可用手，宜用捕鼠笼或饵鼠毒物，并用罐或小木箱载送；（四）活鼠、毙鼠宜分别载送，不可同载一器；（五）如查有活鼠或毙鼠发现之处，宜即用石灰或石碳酸水消毒[11]248。1911年1—2月，奉天七个区共捕鼠50748只，初见成效。

五、路径防控：阻断交通与车船检疫

阻断内外交通以及对来往车船进行检疫是切断鼠疫病毒传播路径的重要举措。东三省幅员辽阔，水、陆交通便捷。大连以水路交通为主，其他地区多以陆路交通为主，而铁路交通又是陆路交通的主要形式。鼠疫流行时，正值中国传统春节期间，北方劳工归家心切。“兹闻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以此项病毒全系华工等在北方传染，由火车南下，若非设法防范，遏其流传，则关东州内亦恐难免。”[12]333鼠疫沿铁路线，呈由北向南扩散的态势，控制交通和车船检疫成为阻止鼠疫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

当时东北地区有东清铁路（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京奉铁路三条重要干线。东清铁路是沙俄为控制我国东北北部而修建的铁路，连接哈尔滨至长春；南满铁路则为日本人所控制，连接长春至大连；京奉铁路是在唐胥铁路的基础上修建，延至山海关、奉天[7]11。1910年12月初，奉天出现疫情[11]158。12月中旬，“疫势日炽，非断绝交通无从着手，遂与外务部、邮传部商定，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1]158。1月中旬，“鼠疫蔓延，日见其多，京奉火车已于昨18日停驶，先是除往来公牍紧要差遣，尚有头等客座，今连头等客票亦不售”[12]127，彻底断绝了对外交通。1911年2月8日《大公报》报道，外国人由于京奉铁路的停运带来不方便，要求正常通行，但在山海关附近仍需停留七日检验[12]135。2月10日，《民立报》载：“营口函：自元日大雪后，百斯笃倏忽潜形。新岁，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处传来极好消息，皆谓疫氛大减，病者不多，一时东土人心极为喜悦。”[12]318奉天疫气稍有缓解，即收到北京来函，表示由京向奉的列车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由奉往京的列车仍旧停运[12]127。3月22日，因为疫气逐渐熄灭，待乘车的二、三等座位旅客数量甚多，邮传部电请京奉铁路局同意关于3月25日准售二、三等车票。4月9日，《远东报》载：“闻京奉铁路直通快车现因东省疫气已靖，由日前照旧开行矣。”[13]京奉铁路自此恢复正常运行。同时，也对出入旅顺、大连港口的汽船、轮船进行交通管制和检疫[7]126。

此外，对奉天城内民众往来亦有诸多限制。如1911年1月28日谕令：“设临时检疫分所，禁止不洁小车、东洋车入城。”[11]165虽然公共交通工具被暂时禁止通行，但是从哈尔滨、长春等地步行南下的苦力依然不在少数。针对这一现象，政府派淮军驻扎奉天沿边一带，并特设“北方防疫分局”[11]166，对步行南下的流民进行管控。但是到了防疫后期，对步行人员的流动管控出现了较大漏洞：“近日由直隶来奉之苦工，日数百人，概未照章留验，虽邮传部已限制有疫之滦州、昌黎、北戴河暂不卖票，而有疫地方之人不难绕赴附近之车站登车。”[12]357对此，锡良呈请外务部、邮传部制订章程，规定出关者要在榆关留验7日，入关者由沈阳、沟帮子两处留验，沟帮子站以西并榆关留验，往来者均需出示西医验明的无疫证书方可出行。如此，奉天府通过控制奉天与外地的交通联系以及奉天本地的交通往来，控制人员往来，减少病毒蔓延，比较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的远距离传播途径。

综上所述：1910年10月满洲里出现鼠疫后，迅速沿铁路线南下蔓延至东三省，奉天首例鼠疫患者的出现应不晚于1910年12月2日。面对鼠疫，奉天府从发现鼠疫患者、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等方面进行应对，包括通过户口检查逐户排查患者、设置隔离所和疫病院、对尸体的安置、进行清洁消毒和捕鼠、阻断内外交通、车船检疫等。奉天府的官方防疫计划虽然比较广泛，但由于基层执行不力，常见懒政现象，防疫成效不彰。不过，清末奉天府引入的隔离、消毒、设置卫生委员等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公共卫生近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