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丹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漳州，363000）

周予同先生在论述朱熹《春秋》学时，认为“朱熹之于《春秋》，固尝有志而末逮焉。故以经学论，朱熹之在《春秋》学史上，实无地位之可言。然朱熹怀疑之见，为治《春秋》者去一障蔽，亦自有其相当之价值。”［1］周予同先生指出朱熹没有直接的《春秋》注疏著作的历史事实，当代的春秋学史如赵伯雄《春秋学史》、戴维《春秋学史》等也都未提及朱熹《春秋》学价值，似乎仅认同了其“实无地位”之说。在朱熹经学研究中，相对于朱熹《诗经》学、《礼》学、《易》学、《四书》学等经学的研究而言，朱熹的《春秋》学研究极为薄弱，现已发表的论文多从史学角度兼及研究朱熹的《春秋》学。

然朱熹《春秋》学在其经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开创的义理史学、纲目学在后世也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对中国整个经学体系思想创新及中国文化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要全面研究朱熹的经学价值及其学术成就，就必须深入研究其《春秋》学思想。

一、朱熹《春秋》学与经学思想变革

朱熹自幼即学习《春秋》一经，其父亲朱松特别重视《春秋》，认为《春秋》经是君臣父子与大伦大法的代表，可以通过采《春秋》之义例以阐发春秋大义。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载：“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以故未尝敢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