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青青，郑兴明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从新农村建设的“管理民主”到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体现了我国社会治理理念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管理”与“治理”虽然仅有一字不同，其中内涵却别有深意。管理更多地强调主体是领导者、管理者，一般是实行单一主体管理模式，而治理则强调社会各方一起参与，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即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在顶层设计上强调要把社会治理向基层下移，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但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其面临着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环境带来的双重挑战，致使乡村治理发展仍旧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如何盘活和利用乡村治理资源，寻找乡村治理的有效出路，这是当下我国乡村治理急需解决的难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社会治理的时代价值，把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应用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可以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新的启发。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意涵及其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内涵，着重论述物质生产、社会组织以及国家和法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尽管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是以城市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于新时代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乡村治理相契合的元素，领悟其当代启示，并以此指导我国乡村有效治理，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