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发华，徐奉臻

(哈尔滨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0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中，他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角度提出要“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1]；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要求“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2]。新时代社会革命,是我们党百年社会革命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马克思说：人们创造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669。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新时代社会革命，新时代社会革命是新时期社会革命之后的一个特殊阶段。提及“新时代”，人们首先会想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因为报告宣布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启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将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称之为“新时期”[4]178。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理论相关论述中，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主要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本文试图以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为参照，在比较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和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揭示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既是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之秘籍的题中之义，又是阐释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的必然要求；既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又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领导社会革命提供行动指南。

一、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概念内涵的创新发展

概念是研究问题的基础，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关于社会革命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主要呈现为三种不同观点：一是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暴力革命等而视之，认为社会革命是由“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革命”[5]，社会革命是“革命阶级为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政治上层建筑而进行的统一的斗争过程”[6]；二是将革命与改革对立，直言“改革不是革命”[7]；三是将社会革命视为包含各方面变革的广义概念，强调社会革命“既包括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又包括精神的、思想的、文化的，既有生产方式方面的、又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8]。

廓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社会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是研究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入题之点。列宁认为，革命和改革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要善于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确定这条界线”[9]。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和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一样，都立足于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广义角度重塑社会革命概念，揭示革命与改革的关系：

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不仅明确了改革的革命定位，而且解除了阻滞改革的思想藩篱。该论断的学理逻辑是：“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是“最根本的革命”[10]311。“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1]135在社会革命概念内涵上，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以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为参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创新和发展。

一是用“四大成就”和“四大宣告”，丰富和拓展“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之论断内涵。“四大成就”展示了党领导社会革命的百年进程，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四大宣告”体现了党领导社会革命的百年成就，即宣告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四大成就”和“四大宣告”的隐含逻辑是：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全新阶段，是继“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后的“第三次革命”。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第一次革命为参照。如果说，第一次革命特指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第二次革命”特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革命，那么“第三次革命”就是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可以确认：习近平总书记已在事实上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的命题，只不过此时的“改革”已经具有了“全面”和“深化”等特点，这是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创新。

二是用改革开放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12]之命题，确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的“革命”的内涵与性质，明确回答其中的“革命”就是“社会革命”。该判断的现实依据是：社会革命是社会矛盾所激发的产物，也以解决社会矛盾为旨归。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新的社会矛盾，既为社会革命提出新挑战和新课题，也在倒逼社会革命。

三是用关于社会革命的“三个命题”，确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定位。“三个命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13]。这“三个命题”，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轴心，揭示新时代社会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性、承继性、阶段性和长期性等特点。

二、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目标诉求的创新发展

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明确“把领导社会革命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14]。中共二大又把一大确立的社会革命目标，具体化和阶段性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打倒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最低纲领。新中国成立后，转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而奋斗。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以经济充分发展和社会高度发达为基础。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与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一样，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所不同的是，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目标是“富起来”，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目标是“强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形成合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共产主义累积条件。

新时期社会革命前，中国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挫折，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11]171的观念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为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新时期社会革命既积极应变又主动求变。一方面，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以否定“两个凡是”为基点进行思想启蒙、努力促进变革之共识；通过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等思想，掷地有声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勾画出走向富裕的“三步走”蓝图，宣示到1990年实现解决温饱的近期目标，到20世纪末实现达到小康的中期目标，到21世纪中叶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期目标[11]256，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既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和方向，又极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觉醒。

历史步入新时代，社会革命目标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代社会革命目标由“富起来”转向“强起来”，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解决新社会矛盾实现“强起来”的目标，需要在各方面进行整体转型升级，需要不断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这意味着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目标更加高远、社会革命任务更加艰巨。危机孕育生机，新时代社会革命也于危机中孕育新理念和新路径。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之“新”，在于将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发展至“三阶段”战略目标，包括到建党百年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到2035年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期目标，到建国百年达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期目标[15]。

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三阶段”战略目标，既承上又启下，既以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三步走”为基础，又发展了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三步走”，使中国的社会革命战略不断应时而变。以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三步走”为参照，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三阶段”战略的发展创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将新时期的“达到小康水平”的中期目标，转向新时代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三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标志着这一阶段目标的顺利完成。二是将“三步走”的远期目标调整为“三阶段”的中期目标，即将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中的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未来设想，前移至2035年。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日程表整整提前15年的底气和信心，主要来自党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社会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就。三是明确了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15年的远期目标，即到建国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完成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四是将现代性层面的“现代化国家”转化为“现代化强国”，明确“强起来”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奋斗目标，是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和“富起来”的社会革命之后新时代社会革命的更高要求。五是在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美丽”新维度，从而形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有机统一的“五位一体”的现代性体系。

“三步走”是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战略目标，“三阶段”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战略目标。新时代社会革命以“三阶段”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既以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成就为基础，又体现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经过新时期社会革命实践，邓小平带领人民完成“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即在史上首次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在新时代社会革命时期，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带领人民围绕“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既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又发展物质文化，既提高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又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既提升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又不断取得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创造史上首次实现GDP突破100万亿元、史上首次实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奇迹。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16]。“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旨在实现“三阶段”战略的中期目标，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新发展阶段，由于“三阶段”战略中的第一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习近平观大势、谋全局，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及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将原先的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表述为包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话语体系中，不仅改革是社会革命，现代化也是社会革命的标准实践方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想，指明了实现“三阶段”中期目标的实践方向，描绘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基本实现现代化”“怎样才能达至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现实问题，为新发展阶段的社会革命提供行动引领。

三、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策略方法的创新发展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进行伟大社会革命，需要革命策略和革命方法的支撑。虽然，作为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重要策略和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的显性话语；但如果基于大历史观，立足于百年党史来看，实践上通过实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寻找“自己的路”的战略方法，是从党建立之日起就已经开始运用。而且，作为一种实践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多是党在某一时期进行社会革命的特定策略和方法论选择。建党初期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更如此。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社会革命的全新试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1]258-259。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是新时期社会革命的战略选择和科学方法论。虽然党内很早就有人提过“摸着石头过河”，但邓小平使用这个表述后，很快就上升为社会革命的策略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17]规律具有内在性和隐含性，体现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质和必然的联系。当客观规律还没有被实践主体所认识时，它就是隐藏在河水中的石头。当一个个石头都被摸到，若干个石头也就铺就了驶向彼岸的道路，主观层面的合目的性与客观层面的合规律性也就高度契合。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35，主观层面的合目的性与客观层面的合规律性是否高度契合，归根结底只能“在实践中证明”[3]134。党在建党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摸清中国社会革命的规律。遵义会议后，尽管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波折坎坷，但还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党逐渐认识和把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改革开放后，尽管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依旧百业待兴，但还是创造了改变“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18]的中国奇迹，也正是因为党逐渐认识和把握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有人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非程序化决策模式”[17]。事实上，新时期实践层面的“摸着石头过河”，蕴含非常清晰的程序化思路，即以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点，通过“试验—总结—纠错—再试验”的程式推进社会革命，这是新时期社会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17]。

在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邓小平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社会革命和现代化相统一，从三个角度描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实践路径：一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两个文明”[4]359的“两手理论”，二是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内的“三位一体”，三是现代化“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发展、现代化的某一维度“不能单打一”[10]250的“综合平衡论”。可见，一方面，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化变迁的多维性、综合性和平衡性；另一方面，又在“综合平衡”的框架内，做了具有限制性特征的“两手”和“三位”。并且，邓小平对“两手理论”的表述也并不统一，他有时强调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1]27，有时强调“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10]189。从语义学角度看，“两手理论”“三位一体”和“综合平衡论”似乎冲突，但如果立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将“两手理论”“三位一体”和“综合平衡论”组合在一起，就是邓小平将理论上的全面现代化与实践上的局部现代化辩证统一的产物，体现了邓小平反对“一点论”和“均衡论”、践行“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邓小平用“两手理论”解构“四个现代化”的器物框架，在事实上既将对“物的层面现代性”的诉求，扩展至对“物之外层面的现代性”的观照，又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扩展至精神和民主等层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思想和实践基础。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随着共产党人对社会革命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摸着石头过河”蕴藏的诸多潜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逐渐被重视，“摸着石头过河”也由此成为被检视和被反思的对象。有人提出“改革方式本身也需要进行改革”，甚至提出“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20]。

善战者，因势而谋。虽然新时代和新时期的社会革命战略方法，都蕴含“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探索进程，但相比之下，新时代的社会革命战略方法更强调“河-桥-船”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意义与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了避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13]，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21]，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这一判断的科学依据和现实依据是：新时期社会革命为新时代社会革命累积丰富经验，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新时代社会革命，涵盖的领域更广泛、格局的调整更深刻、现实的问题更尖锐、机制的障碍更突出、斗争的形势更复杂。尤其“十四五”开局之年启动的新发展阶段，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党依然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遇到的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和重大矛盾依然突出，党领导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任务依然艰巨。

面临社会革命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势而动，在理念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21]，在实践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带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一边带领全党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带领人民寻找过河之“船”、建造过河之“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坚持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相统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升级版和优化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谋略及科学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是摸规律，加强社会革命的顶层设计也奠基于对规律的认识之上。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不仅强调“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22]，而且科学统筹、突出重点和对准焦距，通过一系列思想创新和顶层设计，将新时期社会革命实践上的局部现代化转换为新时代的全面现代化。

其一，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制度的全面编织与设计。凡治国，必先定其制。但在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由于百端待举，邓小平深感进行具体而系统的制度设计的条件尚未成熟，并于1992年预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1]372习近平带领全党应势而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呈现的13个方面优势为基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领党和人民啃“难啃的硬骨头”[23]，开启了践行邓小平政治预言的社会革命新探索。为使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制度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和运行有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史上首次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一个“三阶段”战略，即建党百年，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国百年，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的“三阶段”战略，不仅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社会革命“坚持和巩固什么”及“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课题，而且使中国之治的制度图谱更加系统，堪称“中国之治宏观顶层设计的历史丰碑”[24]。

其二，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开启生态现代化实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兴则民族兴。随着社会革命的推进，现代性的负载效应不断呈现。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弱化或克服现代性的负载效应，既必要又紧迫。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及时将“三位一体”及“社会建设”扩展至“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五位一体”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既以生态现代化为目标，又是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基本手段。“五位一体”总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共同服务于国家层面的“三阶段”战略目标，展示了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因利乘便、格高意远的运筹智慧。

其三，扩展或提出许多现代化的新维度，使现代化的全面性逐渐凸显和丰富。诸如，提出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内的“新四化”[25]；明确“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四个子系统，即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15]；从不同角度提出或使用更微观和更具体的现代化表述，诸如经济体系现代化、城市管理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使中国现代化图谱不断丰富，使中国社会革命的外延不断扩大。

新时代与新时期的社会革命思想一样，都既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根本遵循，又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化；都既反对社会革命模式的单一化，又反对简单照搬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强调“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性质”。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包括：中国不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11]359-360，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0]163。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进一步明确：中国“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6]。新时代社会革命，既“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27]。“再版说”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翻版说”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邪路说”具有强烈的价值论色彩；回答了“往哪走”的问题，为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指明前进方向。

四、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精神动力的创新发展

在党的百年社会革命中，党带领人民不断开辟社会革命新道路，铸就了伟大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形成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贯穿于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全部奋斗过程。

革命精神是一致性和具体性的辩证统一，一致性是指革命精神的内核与功能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通过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至高至纯的精神血脉；具体性是指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革命实践的内容互有不同，革命精神的凸显形态也呈多维性和多样性。

革命精神是革命行动的动力，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无论是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还是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都非常重视革命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邓小平基于建党到改革开放期间的社会革命实践，概括总结了“五种革命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遵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10]368。这五种革命精神，既植根于改革开放，又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进行社会革命的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也是党不断取得这三次伟大革命胜利的制胜法宝。

进入新时代社会革命时期，面对历史虚无主义者主张告别革命、弱化革命精神的错误观点，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变得更加必要与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革命的成就，是党和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28]。一部中国社会革命史表明，革命者的血汗和泪水，是蕴含在中国人精神深处和融入中国人血脉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宣誓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29]，而且强调要“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30]，同时还将邓小平阐述的“五种革命精神”加以扩充和增维，形成包括伟大建党精神、抗疫精神等近五十种革命精神在内的丰富精神谱系。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及的所有革命精神中，“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根，由这个根生发出的革命精神谱系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同时也引领着未来社会革命的新征程。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党的百年风华表明：革命精神是立党之本，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力量之源。只有革命精神生生不息，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才能源远流长、积厚流光。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革命者在革命过程中“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13]。革命精神的薪火相传，需要培育和弘扬。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和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一样，都致力于从两个角度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一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由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1]380。所以从改革开放之日起，他带领全党就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将改革开放与惩治腐败相统一，把实行“党规党法”上升到实行“国法”之“保障”的高度[10]147。面对新时代不断严峻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不仅明确提出“自我革命”概念，而且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开展史上范围最广、力度最大、影响最深的强力反腐，使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和自我提高，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二是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社会革命阶段，邓小平认为，精神文明是一个宏观概念，包括“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革命的立场和原则”“教育、科学、文化”“道德、纪律”[10]367四部分，也即精神文明建设包含文化建设。革命精神对应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革命立场和原则，是精神文明的思想精髓。精神文明是邓小平“两个文明”的一维，文化建设是邓小平“三位一体”中的“一位”。邓小平通过推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两个文明”和“三位一体”有机统一，既在思想上抵制和反对改革开放时期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在实践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比翼双飞、均衡发展，他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31]。在价值取向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29]，反对“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32]的错误文化观。在内容范畴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文化母系统分解为三个子系统，即蕴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革命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革命气概的革命文化、蕴含“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革命豪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功能定位上，明确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广泛、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是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不竭动力。知是行之始，习近平总书记独特的文化观，有助于澄清视听和促进共识，是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定海神针。

五、结语

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以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为参照，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和实践品格。“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4]70。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就是全党通过推进社会革命不断回答时代之问、接受人民检验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能”的表征不断呈现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何以“能”，何以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是因为党在百年社会革命进程中，代代传承、赓续薪火，始终通过一以贯之传承革命精神凸显党的先进性，始终通过一以贯之恪守初心与使命体现党的人民性，始终通过一以贯之进行理论创新展示党的科学性，始终通过一以贯之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党的纯洁性，始终通过一以贯之不懈开拓探索展示党的开放性。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使党的先进性、人民性、科学性、纯洁性和开放性不断凸显和强化。

知之深则行愈达。回望来时路，是为了更好地远眺前行的路。新时代社会革命思想不仅创新和发展了新时期社会革命思想，而且为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4]71提供强大思想武器，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继续推进社会革命、续写党的辉煌与传奇的定盘星和行动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