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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代际正义范式

2021-11-29吴天成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支 果,吴天成

(四川轻化工大学 法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一、引言

著作权的时间性作为与有形财产权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历来为人关注,对著作权进行时间限制始于1710年的《安妮法令》(StatuteofAnne),该法规定作者对手稿、图书等的复制权利原则上仅享有14年,其后作者仍在世的延长至28年。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最初颇具争议,社会各界对著作权是永久权还是有限期权看法不一,该问题在1769年和1774年得到集中讨论。1769年米勒诉泰勒(Millarv.Taylor)案中,因米勒对作品Seasons所享有的权利依照《安妮法令》最迟于1757年便已不存在,米勒若欲对该作品继续主张权利,便只能寻求普通法上与物权一般的无限期财产权保护,该案由当时的王座法院(King’s Bench)立案审理,米勒对作品的主张最终因曼斯菲尔德、威尔逊以及阿斯顿的多数票支持,获得普通法上的永久权利(1)。“但是显然主要是由于后果而不是逻辑关系,菲尔德的意见没有永久占上风”[1],五年后由上议院受理的唐纳森诉贝克特案(Donaldsonv.Becket)得出了与米勒诉泰勒案截然相反的结果,该案被看作对米勒诉泰勒案事实上的上诉审,结束了著作权是否应当进行期限限制的法律争论,奠定了著作权时间限制的基础而延续至今[2]。虽然英国上议院在实然法层面终结了著作权期限限制的正当性之争,但该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至今仍为从事著作权法研究的学者所讨论,各家之言,不一而足。因著作权存在的正当性解释在理论上的分歧,对著作权时间限制的正当性解释大致分两类,一类因循制定法权的功利主义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利益平衡角度、法政策学角度以及公共利益角度进行讨论,主要是对米勒案以及唐纳森案中反对永久权的解释的深化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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