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沉重打击，新的秩序却未能在混乱之中建立。面对变动的世界格局，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各方志士背负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使命，艰辛地进行着各种探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美术界也在彷徨不安中寻求着新的价值体系与发展道路。“它既要在救亡与启蒙的层面上重构自己的政治功能，又要在中西文化正面碰撞的语境中探索新形态、新风格。”[1]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护根”尊严之间，在日新月异的嬗变思潮与因循守旧的传统体系之间，在政治话语权力与艺术自律性之间，中国画的发展道路该何去何从？艺术本体的焦虑、艺术之外的无措，都将当时的美术界推至风口浪尖。

1912年，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范畴。1917年，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同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的序言中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哀叹。陈独秀在继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后，又于1919年同美学家吕澄一起举起美术革命的旗帜。这些行动引发了美术思潮的嬗变，促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除了艺术语言的变革之外，美术界还面临着艺术主题的问题，即艺术与政治、大众的关系。风雨飘摇的战乱局势，已不允许画家在书斋内做清逸一路的遣兴之作。1933年，上海《艺术》杂志以“中国艺术界之前路”为论题，谈到艺术与救国的关系，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