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 王艳芳 王小平 王杨 张勇 戴瑶琴

主持人按语：

大体来说，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是能快速从事件中看到意义，从而把现实经验转化为某种抽象的虚拟经验;还有一类作家是迅速被世界的现象所震惊，然后试图告诉众人他/她看到了什么，他/她的视角常常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用“学术黑话”来说，我们可以把第一类称之为“结构主义”式的作家，把第二类称之为“现象学”式的作家。这两类作家不分伯仲，只要写到极致都能给人带来艺术的震撼。周洁茹大体上属于后者，她是一个能够对世界做出快速回应的作家。以她为代表的这类作家跟世界的关系，一定是更加紧张的，因为她要面对世界上时时刻刻的信息压迫，她得随时用语言作出回应。她作为作家的生活跟她在艺术世界的创造，有着深度的重叠关系。有时想想，也觉得她太苦了，她得时时刻刻在思维和语言中保持住那种紧张性。她像受惊的动物那样观察这个世界，她像被胁迫一般要书写这个世界，同时，她还要抵抗一丝不苟的记忆（她经常将生活场景写进小说，与实际情况基本上分毫不差）。写作一方面要抵抗遗忘，一方面也得重新叙述记忆。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猜度一个作家的时候，再打开她的书，便会在字里行间看到真实的力量。另一方面，她创作时间的跨度已经足够漫长，她的人生经验已经足够丰富，她在中国内地建构起来的作家主体身份，于这么多年的漂泊中不断地经受着异质文化的冲击;告别美国后，现在又定居香港，并在一本在地性极强的文学刊物《香港文学》任职，这些都为她重新审视自我、世界与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契机。                                                 （陈培浩 王威廉）

白杨：关于香港的文学书写已经有非常多的积累，但是怎样讲述“香港的故事”仍然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曾被称为“70后女作家”的周洁茹，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场域中以另类、叛逆的精神气质书写她的都市生活体验。“小我”的视角，折射的是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诉求，无论褒贬，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点现象。令人惊异的是，她在文学写作的“高光时刻”中悄然退场，选择赴美游学，“另类”的标签，在她不是一种被动的承受，而有更多主动的探寻和实践。离开文坛十余年后，倦游的浪子归来，她定居香港，在这座被白先勇比喻为“所罗门王宝藏”的城市空间中，重启文学之门。当年那个敏感而灵动的女子，经历了世事沧桑的磨练，要在香港—这座同样历经百多年风云变幻的城市中，抒写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她以新移民的视角切入对香港都市生活的体察，“移民”状态所具有的“文化间性”特质，特别是这种状态对女性新移民生存感受的影响，这使她在香港的文学叙事带有了鲜明的个体化特征。

《美丽阁》所辑录的作品，皆为近年刊登在《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和《上海文学》等刊物的新作。前半部的选篇以香港地景和香港新移民为主要书写对象，后半部转而关注居留和返回中国的北美新移民，两地书写之间，选择颇具公路小说风格的《51区》和《拉古纳》作为连接桥梁。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美丽阁》的选篇具有主题、内容和语言的统一性。《佐敦》《婚飞》从新移民女性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角色出发，讨论这些角色给她们“在地生活”带来的考验与磨难，而《盐田梓》《布鲁克林公园》《和维维安一起爬山》等则倾向于探索新移民社群中女性之间若即若离、和而不同的关系。可以看到，所有篇目都与城市地景、新移民女性紧密相关，或倚重写实手法，或依托现代主义技巧，描摹社群与城市之主体交互的关系，延展社群内部的差异与活力。

新移民族群本身具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背景，由此形成了具备“文化间性”特质的交互关系—以文化间的互动性关联为轴，聚合为一个稳定又极具差异性的社群。周洁茹在作品中描写新移民女性境遇的层级性差异，写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人性的弱点，她笔下的故事也许是个体化、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却能够始终贯注一条情感的主线，将新移民的生命体验中某些具有共性的特质，延展为具有人性共通性的经验，隐秘但有力地击打着读者的心弦。

谢有顺曾评价周洁茹的作品中显示出作家的心灵在语言内部向前挺进的过程：“周洁茹小说中简洁的存在线条，压抑不住的内心风暴以及那种令人心酸的人在存在面前的无能，曾深深地触动我。她在骨子里是孤独的，只是，近年来她的孤独越发平静，这种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更像是她献给自己的一份人生礼物。”这是非常传神的一段评论。我们注意到，从《盐田梓》到《盛夏》，都有大段的人物对话，作者并不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起承转合的推进，有语言而无人物、有对话而无情节的片段叙事，形成了《美丽阁》碎片式的、去中心化的叙事特征。《美丽阁》中多篇作品的语言风格都呈现出一种停顿、自语式重复的语言节奏，这种可能会给读者带来某种阅读困扰的叙述方式，却内在地传达了作者“骨子里的孤独”和曾经沧海之后的“平静”与隐忍，而这正是周洁茹贯注在作品中的一条情感主线。

在繁华喧嚣的都市中，个体的声音虽然真实，却常常被忽视和淹没，孤独是生活的常态，也是人的最刻骨铭心的体验。《美丽阁》中多次描写了主人公外出游玩时与同伴发生意见相左和言语争执的情节，但结局往往是“我”顺从妥協于珍妮花、维维安等人的主张和观念，尤其在《布巴甘餐厅》中，“我”对于珍妮花提出的每一项活动都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否定，“我不喜欢买东西”“我也不喜欢吃甜的”“我从来不睡午觉”“我根本就不吃冰淇淋”“实际上我也不吃甜甜圈”“我不喜欢见人”“我不喜欢香港公园”“我不喜欢这么红的红”等等，但实际上，即便有如此任性执拗的纷争和冲突，“我”最终还是跟从了珍妮花的每一项意志。无论珍妮花、维维安、林达，还是艾米、小苹果、小花朵，“我”与朋友的关系呈现出的皆是极不认同但又极力靠近，友情关系之于个体如此重要，在于异乡都市生活中难以排解的孤独和寂寞，而友情是其中最容易保持稳固、消抵孤独的。在《布鲁克林动物园》中，周洁茹近乎啰嗦地记叙了“我”与的士司机主动攀谈交流，如同呛水上岸后急速大口喘气般大段地讲话，讲述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理由，讲述乘坐巴士的见闻和个人分析，讲述全职太太邻居向她借路费去抓奸……但在“我”细碎自语进行讲述的过程中，的士司机极少承接“我”的话语，只是兀自讲述着自己半生来的过往，强调自己曾经的风光，“我”并不因此愠怒，反而积极地附和甚至迎合司机的每一句话音，附和过后则迅速继续自己之前的话题。一对同样疲惫且无力焦灼的司机与乘客，在互相竞速、见缝插针地倾泻各自的沟通欲望，如同最终司机也没有回答布鲁克林有没有动物园一样，过往的风光与捧场式的认可都只是为了掩饰寥落和孤独的真相。都市中产阶级枯燥机械但又无助脆弱的日常生活，被周洁茹以平静而触目惊心的笔触揭示出来。

《美丽阁》显示出周洁茹从青春写作突围，拓展文学空间的设想和成绩，她从女性的精神困境入手，佐以生存环境的艰难，实现了作品与私人化写作的分化。她的创作是个人的成长，也是时代脉搏中独特而动人的弦音。

王艳芳：延续着《小故事》中的“微近中年”的叙事新变，《美丽阁》既是一直以来生活经验、情感记忆的延续与升华，也是其独特的对话体叙事的发扬并臻于极致。最为重要的，《美丽阁》的叙事串联起中国香港，美国加州、纽约的地理景观和文化地标，在历史时空、生命羁痕的兜转洄游中，回眸曾经千回百转的青春和前青春记忆，并与之依依惜别;同时立足当下，定位香港，在独立不倚的个人与悲欢交织的时代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按照其内在逻辑，《美丽阁》中的叙事大致也可分为两类：香港新移民的故事;加州、纽约生活片段的再现与回忆。

单就表现香港新移民故事的作品而言，又可以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佐敦》《婚飞》《美丽阁》中香港的“阿珍的故事”系列;二是以《盐田梓》《布巴甘餐厅》为代表的“我和珍妮花”在香港的故事;三是《682》《黄蜂爬在手臂上》《布鲁克林动物园》中的香港职场叙事系列。此三个系列的区分相对清晰，第一类主要涉及新移民的家庭内部关系;第二类延续闺蜜友情和交往;第三类则是上班族的艰辛和焦灼。但无论是四处打工的阿珍们，还是出入香港标志性景点的珍妮花们，还是因为紧张的工作、冷漠的同事关系等压力而导致身体一再发生莫名症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的“我”，其实都是一个个不甘沉沦、不甘寂寞、不愿服输的“香港女人”，只不过在家庭关系、同性之谊、职场生态等不同视角的观照下，凸显出的不仅仅是女性个体的性别困境和情感困境，还有作为新移民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困境。好在她们都没有被困境压垮，也没有在焦虑中放弃，而是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中、以有限的个体和这个无限强大的时代和世界做着无休止的对抗，甚至仅仅只是一种不合作、不妥协的坚持。总之，她们不甘心，不认命，不悲观—以至于最终居然在严酷的时刻依稀看到了生活的玫瑰色曙光，正如《佐敦》中阿珍在宽容、理性和坚持中等来了梦想成真，正如《婚飞》中的莉莉感叹“生活没有十全十美”，拥有打游戏这一个缺点的老公已经足够幸运，也恰如《美丽阁》中阿美阿丽“为自己挣了个明天”的自我担当和远见卓识—但愿，这《美丽阁》一直像看起来的那么美丽和坚实。

如果说上述大部分故事的场景呈现为一个相对固定物理空间，那么《682》《黄蜂爬在手臂上》《布鲁克林动物园》则勾连其诸多的空间，跨越整个香港，甚至半个地球。682巴士串起的是一条柴湾到乌溪沙公车线路，也勾连其许多过往的时刻。就在十多分钟的候车时间里，叙事者将一系列单位人事和生活变迁进行了由近及远的回顾。等车的忐忑不安中，不断地穿插进上班期间的种种，同事关系、企业文化、加班与迟到、身体出现症状、频繁到医院检查、吃糖治愈手抖等等，以短暂的、偷来的时间再次证明香港工作生活快节奏之快，以及生存工作的严酷竞争。《黄蜂爬在手臂上》《布鲁克林动物园》是《682》故事的另外两个版本，开头完全一致，也可以看作上篇叙事的延续。继续求医看病，心脏血压各种不适，感觉到手臂上像是爬了厚厚一层黄蜂;下班途中和的士司机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回忆了在布鲁克林曾经的朋友和生活片段，尽管没有提及当日如何，但今昔之比以及内中的缅怀之情只待读者去品味和体认。

回顾美国过往生活片段的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过往的叙事常规。突破之一在于，将凶险寓于平凡之中，把单调的日常生活处理成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事故。《51区》简直就是一篇冒险小说，人物不多，也没有离奇的情节，不过是“我”和珍妮花在去往拉斯维加斯途中，因汽车出现故障，不得不在一个临时停靠点等待拖车救援的事情，但在叙述者特异的叙述语言和叙事节奏所营造的陌生化效果中，处处显示特异，遍地潜隐险象，恍如来到了诡异的外星球，又或者简直就是外星人突然降临地球的那种惊诧和惶恐。《帮维维安搬家》的结尾更加令人毛骨悚然，本来是一件平淡至极的搬家小事，到最后却演化成了一桩惨烈的车祸现场，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一桩事先谋划好的凶杀案。突破之二在于，通过对话不断推动情节，渲染并营造完全出乎意料的结局。正是一来一回的两人对话，于平淡中奇峰突起，在没有故事的地方营造出故事，在小故事中营造出惊世骇俗的效果。而这个高明的叙事者从不评论、从不抒情，也从不告诉读者故事的结果，对人、对事的判断和看法，只是凭借着对话推演出高潮迭出的戏剧性情节，在对话中不断延展和突破生活的空间场域和时间界限，各种有关没关的看似支离破碎的记忆，看似漫无边际的一问一答，实际上都成为故事情节转折的关键性节点。无论简洁至极的故事开头和结尾，还是文中精心设置的伏笔和照应，都显示着看似漫涣的叙述不仅没有脱轨，反而是在一条非常精密的轨道上运行。

想要在周洁茹的小说里寻找到主题实在是难上加难，家庭关系的僵持（《婚飞》）、朋友关系的疏离（《布巴甘餐厅》）、同事关系的隔膜（《682》）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甚至仇视（《盐田梓》）……漫不经心的对话，不断外溢的话题，浑不搭界的思维，实际上都在言说一种非此在的状态，生活永远在别处。但过往支离破碎的片段，如今无法跳脱的生活圈，各有心事的闺蜜难以重聚，互相瞧不上的师奶又不得不彼此倾诉……在标准港式生活中没完没了的个人琐碎中，周洁茹经营出惊天动地的个人爱恨与悲欢。

于大世界大时代来说，这悲欢与爱恨似乎显得微乎其微，轻如尘埃;但对于具体的个体来说，则构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甚至于无法跨越的生死之坎。个体最在乎的还是个体以及周边的悲欢，因为这是具体的人真實存在着的一切。周洁茹并非不关注阔大的时代，当她把这无数个体的所谓“小悲欢”渲染到石破天惊，“大时代”的诡异面孔浮出水面。

王小平：周洁茹的小说不是生命中无关痛痒的装饰，而是人世里实实在在的挣扎和生存。阅读这些小说，如同进入一座玲珑七宝阁楼，内里尘埃飞扬、细碎如金。故事里，人来人往、影影绰绰，却衬出永恒沉默的背景。好的文学大抵如此，如观须弥芥子内的大千世界，令人沉醉，也使人怜悯。

小说集《美丽阁》中的故事，从表现手法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佐敦》《婚飞》《美丽阁》为代表，撷取日常生活场景片段，以写实手法對普通人的生活进行白描;余下数篇构成另一类，从“我”的视角出发，通过人物外在行动事件与内在心理意识的穿插交错，将现实与回忆紧密编织，建构起看似随意、芜杂却极具韧性与质感的个体生命世界。我以为，最能体现周洁茹独特个人风格的是第二类小说。

第二类小说以《51区》《拉古纳》《布鲁克林动物园》《生日会》等为代表。故事其中人物行状各异，他们是萍水相逢的路人、若即若离的同事、交浅言深（或交深言浅）的友人以及惺惺相惜的伙伴。他们是现代社会中的“平面人”—一如你我，面目模糊，各怀心事，时而古怪任性，时而温和精乖，在奇异的精神分裂中维持着肉身的统一，然而一律身影单薄、飘忽，仿佛深恐占据这个世界太多的空间。周洁茹无意塑造“典型人物”，令她耿耿于怀、难以忘却、反复追问的，是单调乏味、饱含伤痛、令人失望却又不得不满怀希望的生活本身。于是，在这充盈而空虚、随时占有又随时失去的世界上，小说中一以贯之、无处不在的“我”，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我”，敏感多思、软弱无用，生年不满百却常怀千岁忧。然而，一种动人的力量也正由此生焉。在《51区》中，“我”在沙漠中，心痛于“尘土的后面，无限的尘土”却无处可逃;在“拉古纳”海滩餐厅，“我”在美食、与友人的对话中思索生活与艺术、入世与出世、他人与自我间的二律背反;在《布鲁克林动物园》中，“我”在出租车上同时经历了一场空间与时间之旅，迷失于回忆与现实的缝隙。“她们为什么都消失了？”“我什么都不会忘掉。”在《盛夏》中，“我”的常州，苏西的北京，以及“我”的那个有兆龙饭店的北京，苏西的那个有“小妖”的常州，这城是谁的城，谁又是谁的谁？—人与城的关系深情如斯，暧昧如斯……在生命的不停流转中，“我”固执地打捞起伙伴们遗失在岁月洪流中的无数碎片，珍重地一一拼好，并在这永无休止的劳作中让自我慢慢成形。“我”，在点点滴滴的念想中培育愿力，在红尘中悉心探测、绘写人事聚散。这样的书写，只能来源于对这个世界深挚的爱，对自我深挚的爱。这个“我”，如同仙人掌般努力吸取每一滴水分，蓄足力气，让自己变得饱满鲜活，纵使在生命荒漠中，也有能力将所有的饥渴、荒芜、孤独、恐惧转化为自己的养分，最终回报世界以勃勃绿意。于是，这个“我”，既能看到“尘土的后面，无尽的尘土”，也能看到“蓝天白云，好大好大的圆满”。

周洁茹向来对人物心理有着极其细腻的体会与精准表现，但更重要的是，在对“我”之所思所虑的书写中，她显示出了较之以往更为成熟自如的控制力。在这些小说里，人物的意识活动始终是中心，但这中心却绝不僭越环境、人事。与对“典型人物”写作理念的摒弃一样，周洁茹同样取消了“我”之高光效果，而以不那么饱和的色度将特定的场景画面、流动芜杂的心理体验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干净简约的语言融为一体，以印象主义的方式呈现现代都市个体生命难以定义的复杂存在。其心力更柔韧，其笔力更稳健，其中所包含的强烈主观性与冷静节制的手法之间的平衡，是文字的光影艺术，令人着迷。周洁茹曾经在她的长篇小说《岛上蔷薇》中提到一个词，“时间之洞”，令我想起宫崎骏《千与千寻》。当千寻带着一段神奇的记忆回到现实中后，她依旧是父母、朋友眼中的千寻，但曾经的那个“千”却并不会消失，而是深埋于心底，融入她的骨与血。周洁茹是忠于自己的，她复归后的写作风格更趋成熟、语言更趋凝练，但始终保持着当年那宝贵的、真诚的犀利与痛楚，她的“神隐”帮助她与这个时代的许多写作拉开了距离，她还是那么不容易妥协。与许多温和精致、擅长讲读者喜欢的故事、懂得微笑面对世界的同行相比，她身上依然有着纯粹、清冽的气息，依然有着对这个世界的诧异与不适应，她是真正的有情、有灵的“地球人”。而另一方面，那“神隐”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挽住时间，它也改变了周洁茹。这也是我格外看重《51区》《和维维安一起爬山》《洛芙特》等作品的原因。旅美生活实感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与自我关系的重新审视、对跨文化人际交往复杂性的直观感受，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之前少有的广袤感、纵深感，周洁茹所擅长的对现实与回忆关系的把握、对个体生命流动性及不确定性的书写也进一步得到强化、升华—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拥有一双看过世界的眼，即便是在写最近身的生活时，也会自具一种“世界感”，这在《布鲁克林动物园》中已有充分体现。

周洁茹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妖”，她长成了“海妖”，用美妙、暧昧而不无忧伤的歌声诱惑、捕获着那些依然天真、纯粹的灵魂。她提醒着人们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提醒着这个世界所赐予人们的种种伤痛，以及可能的自救之路。她用文字引领人们穿过时间的洞，让每个人知道，自己依然有能力拥抱过往岁月，依然有能力面对、处理自身的一切经验—包括那些曾经试图遗忘的。

穿过时间的洞，让回忆真正成为重塑现实的力量，这是周洁茹的小说所带来的启示。

王杨：周洁茹提到她早年发表作品的习惯是集龙珠—在每个文学刊物上都发表作品。我后来发现，她的短篇创作中，也时时可见“集龙珠”的变体：前几年的作品中，“到常州去”“到南京去”“到上海去”“到香港去”“到深圳去”……“集齐”生活地点可能发生变化时对方向（包括写作方向）的探索—没到美国去—她在美国的十年间没有动笔写作。新小说集《美丽阁》同样也可以看作在收集，回忆和现实，故乡和他乡，不同个体的经验、细微感受和时代的折射面，还有各色各样的女性故事。

《美丽阁》中的女性大致有两类名字。“阿珍”“阿芳”“阿美”“小丽”大都过得很苦，在生活的漩涡里挣扎。她们很多是从内地到香港，缺少一个身份证，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们的老公在故事中不大出现，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也是缺席的。经济上或是情感上，阿珍阿美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或彼此。她们奔波在香港的地铁线、小巴或者过街天桥，拉扯着上过渡学校的孩子，在一份工又一份工之间流转。她们不常有身份焦虑，毕竟“活下去”才更重要。

面对生活的重压，阿珍阿美们无可奈何，她们隐忍，不多说话，但也不轻易屈服，只是默默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在周洁茹的笔下，这些女性没有被生活磋磨得麻木，反而更保留了一份善良和同情。阿珍上地铁时会拿一份日报，出站的时候再拿一份，把两份报纸给街口坐着整理纸皮的老太太，也不说什么;阿美想起看到的老年水客会无端难过……语言冷静客观，透出淡淡怅惘，这一点点温情，让我相信，阿珍阿美们可以在香港这个陌生的都市慢慢扎下根，搏斗数个回合，“给自己挣了个明天”。

另一类女性叫做格蕾丝、珍妮花、维维安、吕贝卡，还有“我”。她们生活在香港或者纽约，大多是白领，互相交朋友，帮忙搬家、去酒会、在一起八卦;她们也相约去爬山、坐船去岛上玩或者开车去旅行，在沿途的博物馆、餐馆漫无目的地聊天、观察路人。作为立住脚的都市女性，“我”和珍妮花们也苦。周洁茹更多着墨在她们与周围人关系的张力、个人心理感受以及由环境、人际所带来的微妙反应。《682》里，搭伙吃饭的同事怕迟到，放弃吃饭跑回去上班。“扣工钱和与新同事吃饭之间一定会选择工钱”，“我”自己也知道没什么可比性。公司文化是不加班会觉得不道德。在午夜上了682巴士拍不响八达通，“我”要道歉道谢再道歉，看着车厢满满的人想这是座“不夜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冷淡、疏离且稀薄，偶起微澜是因为身体抱恙。作者不厌其烦地描写看医生的过程，冰冷的医学仪器调动并放大了人敏锐的感觉，自动测血压的仪器工作时像“黄蜂爬在手臂上”，时间变得格外漫长。结果正常，医生建议“我”多动动会开心一点，可是读到这里，忍不住想问，“我”的不开心，是多动动能够解决的吗？

作为新移民，尽管境遇有别，格蕾丝们也会与阿珍们相遇。《佐敦》里，格蕾丝是同学家长里最有钱的一个，也会因为焦虑孩子上学半夜打电话抱怨，从生活强者阿珍那里获得安慰;当阿珍说起对自己至关重要的单程证时，格蕾丝问单程证是什么样子的？这一句话，回答了她们之间是否能够真的理解彼此的处境这个问题。在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每个人都像一个孤岛，各有各的苦处，遥遥相望，彼此呼应却又绝难接近。

“生活在香港，对香港有感情，写作香港。”周洁茹说这是她的三句真言，因為生活在香港久了，就“在”这儿了，所有的发现和观察就不再是发现和观察，全都是日常生活。对香港有感情，也是对香港的人有感情，她笔下的人物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只是一句对话或一个动作，周洁茹描摹出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绪和微妙的关系。但她不满足于只写日常生活和日常的人。《婚飞》里莉莉对儿子说现在香港不好，儿子回答你根本不了解香港;《盐田梓》里与墨镜女吵完架，珍妮花对“我”说：“你竟然还碰了那个女的，这种时候。”让“我”用消毒巾擦手……这些细节让人从虚构中抽离，想起现实，日常生活和人溶解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中。

在当下生活中穿梭和行进的同时，小说人物也会回望来处。因为盐田梓这个地名，“我”和珍妮花发出“为什么要来香港，又不是我们的故乡”的疑问，最后珍妮花说，不要忘记来路。现实和当下生活的意义，需要回溯源头去寻找。

地域构成周洁茹近年来创作的一种醒目标识，凡所到之地，几乎全部出现在作品中，大概是周洁茹小说创作中另一种形式的“集龙珠”。常州是周洁茹的源头，那里有她的年少时光、家乡味道和牵肠挂肚的父母。以往作品中，有很多故事发生在常州;即使那些发生在香港或纽约的故事，里面的人物也说常州话。

地方，总是连着人，《盛夏》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常州和北京。苏西因爱人出轨跑到常州投奔女友，因为那是“我”的常州;但对于“我”来说，彼时的常州也只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中转站，“我”会离开这已不再是“我”的常州。六年后，“我”去北京，当“我”问苏西在不在北京时，她的回答与六年前去常州时“我”的回答如出一辙。其实苏西离了婚，她已离开了“这个北京”，是为了“我”再回来的。“我”也见到一个二十年未见的朋友—也许不止于朋友，因为等待过程中“我”焦虑地在房间来回走。两人的对话只剩下吃饭吃水果，对于“我”二十年来的生活，他不以为意甚至略带不耐烦地敷衍一句“应该过得还不错吧”。两相对比，女性之间的友谊超越了异性之间的爱情，忠诚而可靠。

故事结尾，“我”迫不及待离开北京，想不到和谁说再见。人们离开一个地方，有时候因为生活，有时候因为疗伤，有时候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地方已没有她们愿意为之流连的人。

这也应了周洁茹自己所说：“我写作也只从自己记忆深处里发掘，很多事情，很多资料经过也就略过了，我将它们自动过滤了。”

张勇：在多元城市背景中，女性命运与城市气质息息相关。现代都市复杂多变，每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光零羽。当我们试图形容城市时，往往囿于自己的见识陷于千头万绪，而周洁茹却在众多现代都市中辗转腾挪，将城市塑造为松散而有序的“问题场域”，阐释城市文化时视角丰富多样，精准独特地完成了自己的城市言说。在她的小说里存在着两个城市：物质城市与精神城市。从底层到顶端，城市以多棱多面的图景凸显。香港底层的灰暗绝望是阿珍的都市体验。荃湾房屋逼仄，佐敦学校门口长长的台阶如同难攀的天梯，油麻地和旺角，让人发蒙的旧物储藏室。拖儿带女的阿珍是冷漠都市中的一叶浮萍，没有合法务工身份，靠变卖家私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她仍咬紧牙根决定：“最坏也不能拿综援。阿珍对自己说，香港人会说你对香港没有贡献，倒要过来用我们香港的福利，一辈子顶着这个名， 抬不起头。”然而她的自爱要强无济于事，仍旧赤手空拳在污浊灰暗的城市底层盘桓。而在《布巴甘餐厅》中的“我”眼中，香港则是太平山顶、香港公园、商业文化炮制出的各色餐厅。“我”和女友珍妮花的友谊跨越太平洋，纽约相遇，香港重聚，中年女性的每一次单独出游都像历险，人生境遇不同的旧友在离奇的山顶餐厅里直面过往，在衣食无忧又百无聊赖的中年对坐，连城市都变得无趣起来。

周洁茹善于以小见大，她主动回避了作家常常兼具的思想者、革命者、谋生者等多重身份，将作品承载的宏大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还原为日常生活经验和女性生命体验。女性在她笔下跳脱了年龄焦虑、经济胁迫、家庭重压，她们冷静而自尊地独自美丽。阿珍（《佐敦》）坦然地承认“你就是师奶啊我们全都是师奶”。阿珍（《婚飞》）虽是博士，在女儿去英国后，与自私寡薄的丈夫分居，独自去米线店打散工。这份工让她重新检视自我，比娜拉幸运的是，除了妻子、母亲、师奶之外，她仍有找回自己的能力。阿美（《美丽阁》）样貌平常、寡言少语，丈夫在世时她无需为生活筹谋，只管当好一名按部就班的主妇。丈夫过世后，阿美才从家庭的屏障里走出，获得鲜活的新生。周洁茹跳脱知识女性的固有视野，拓宽对世界的认识，在小说中饱含同情和敬重地塑造了一批新移民女性形象。在宏阔浩大的时代巨流中她们微不足道，但在琐碎恒久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如地母般坚韧博大，默默建立起潜在而难以忽略的生命谱系，个人家庭命运与具体而微的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勾勒出女性个人史的框架，从而与宏阔的社会全景发生关系。中年女性常常将自己献祭于家庭、婚姻或子女，韶华流逝后恍然发觉自己一事无成，失去了少女特有的阿修罗魔力，“按照自然规律长成奇形怪状的老女人”，在代际体验与时代体验的角力中，冷眼旁观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变迁。周洁茹试图为这群女性塑造新的历史性表达，她们不是愤而出走的娜拉，也不是乞求宽恕的祥林嫂，而是在庸常生活中挣扎的有态度有尊严的阿珍、阿美、阿MAY和珍妮花，她们集结同盟，共抗“走在刀尖上的每一天”，拼尽全力给自己“挣了个明天”。

周洁茹以自由简练的语言形式，细细勾画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意象、故事，城市故事与都市漂流女性命运彼此依存，在描摹世态人情之余，不动声色地将读者带入都市女性的伤痛、孤独、失意与茫然中。周洁茹的小说寄托着现代都市女性的希冀，而周洁茹值得我们抱持更高的期待。

戴瑶琴：《美丽阁》开篇《佐敦》就撕开了生活：阿珍没有身份证，老公瘫痪了，两个小孩正在上新来港儿童启动课程，结婚七年的所有积蓄只够在香港省吃俭用两个月。接着，小说一路陪伴阿珍从油麻地到佐敦。姐弟关于肉包子和面包的对话，强化着阿珍一家的当前逆境。《佐敦》之所以能在一系列香港底层书写中脱颖而出，源于其不悲不喜的情感品质，文本如直梯，下行进程中没有盘桓某一层苦难的打磨，而是直接通达底层：还能坏到哪里去？同时，读者又追随阿珍、格蕾丝、阿芳的故事再次上行，小说诠释的生存信念逐步露出内核：活着的人，要活下去。

里尔克分析罗丹的创作个性，提出一个概念：表面。他认为罗丹形塑人体内外部时，主要关注于不计其数的生动表面，而他找到的方法，即把握遍布其视线所及处的生命，特别是对最细微的地方，加以端详，加以紧随。罗丹等待它走过，在它后面跟跑，他发现，身体全部活着，生命无处不在，且都一样的伟岸、一样的强健和诱人。比照周洁茹创作观，她從不在意详尽描摹一个故事的完整形态，而是将对生存的转达和对人的定格，放置于鲜活片段—外貌、动作、心理、语言构筑的统一体。因此，小说贯彻的游走型视点和幽微型落点，都服务于细节的可触可感可知。《拉古纳》就是一部动态小说，“寻找”成为动点，“我”和珍妮花这一天的奔波，既是找车位，又是找文学和艺术的希望。周洁茹以上菜为线索，不同菜品隐喻创作者的一次调整，牵引出文艺发展现状：人们对文学和艺术早已失去了耐心，无论创作者主动寻求何种变化，都无法推动作品赢得更多的关注和尊重。而“我”依然抱有理想主义，坚持作家可以被打死，但不能被打败。《盛夏》追忆着青春期的盛夏，它接纳酷烈和成熟。小说描述苏西在常州和“我”在北京的两段“逃离”经历，是一场圆梦，更是一次追梦，我俩不无感伤地确认原初的美难以追回，属于“我们的”盛夏就只有一次。

朗西埃进一步阐释里尔克对罗丹雕塑的理解，他从创作角度肯定“表面”的艺术性，提出“戏剧性的行动和雕塑的表面，它们基于同样的现实，即这生动的宏伟表面的变动，而将它扰动和改变的独特之力，就叫作生命。”（引自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周洁茹专注于人的动态和动态中的人，“到……去”系列就是实例，她写作人物对生活之势的即时应对，但种种应对，并非服务于烘托此刻窘境，而在于揭示人性矛盾，生活之变启动理念之变和行动之变，理念之变和行动之变敦促心理之变，一切“变”皆折射生命的生动性。《婚飞》里阿珍必须处理离开还是留下的两难。女儿留学，夫妻俩无法承受一个月3万租金，解决方案是丈夫搬回学校宿舍、阿珍回内地居住。为了贴补家用，阿珍先瞒着家人找了一份散工，“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店里最忙的时候，阿珍就是这个时段的散工。企台打杂，样样做。放工回家五点半，只要六点半晚饭准时上桌，女儿和老公都不用知道，阿珍的下午会在哪里，做了什么。”为了能让自己留港，她决意在米线店继续做工，以便能住上店里提供的村屋。作品没有描绘“新移民”的难，作者只用沉默和微笑迎击未来的残酷。小说集《美丽阁》延续周洁茹一贯的创作风格，确立社会的截面和人群的局部，以生活流为架构，以意识流为肌理，以语言流为方法。

《美丽阁》中各种鲜活“表面”都最终指向了人的终极问题。“生活就是关于这些终极问题的提问，如：如何找到爱和自我价值？怎样才能使内心的混乱归于宁静？以及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时间的一去不复返。生活就是冲突。冲突是生活的本质。作家必须决定在何时何地排演这种斗争。”（引自罗伯特·麦基：《故事》）《布鲁克林动物园》聚焦于“我”的一段的士行程，“布鲁克林”成为的士司机和“我”共同的情感容器，对于司机而言，协助他逃避现实;对于“我”而言，唤醒戳穿假面的动力。隧道建构时空穿梭，“布鲁克林”是一处地理实地，也是一个情感虚指，由其含混真假的特质制造冲突，司机说的故事和“我”说的故事，在的士封闭环境里显得虚实难辨。《51区》界定世界为一张网，而迷幻的“51区”是最终的救赎之地。“我”不敢放弃一切逃离地球，小说详述“我”与珍妮花关于一把梳子的争论提示着“我”对任何忽微小事都有记忆，因此，“我”注定没有勇气跟着服务员的大卡车离开此时困境，原地等待被救援隐喻我们终会回到既定轨道。

与《小故事》一样，《美丽阁》依然是向内收的，周洁茹分解社会不同群体被压抑的情感，而情感诞生于对一切处境的接受。我认为她的作品存在一个潜在的今昔对比时空结构，文本以过去与现在的对照，完成人物心灵的对话。“现在只有通过过去才能理解，因为它用过去来构成一种现存的连续性;而过去总是由我们自己局限于现在的部分观点来领会。”（引自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佐敦》《婚飞》《布巴甘餐厅》《布鲁克林动物园》《三打一》《盛夏》滑动着女性从青年到中年这一段的心理成长，她们其实都在追问：现在得到“我们”先前向往的幸福了吗？周洁茹又对今昔“选择”保持清楚的道德判断，人物的每一段经历提醒读者警惕一切游荡在是非、真假结合地带的事件和情愫。当然，《美丽阁》最稳定主旨依旧是倔强的生命力不断从颓丧的现实态中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