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菲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毫无疑问，师陀所作《果园城记》并不刻意强调小城的所属地域，作品也并非特意对中原地方文化进行书写，甚至有意将果园城作为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正如师陀在后记中所言：“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象中的小城，……我从它的寿命中切取我顶熟悉的一段……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1]但是，就文学创作而言，写作这一具有作家主体性特征的行为本身便包含潜在地域性因素的影响。

“在小说修辞的影响中，故乡文化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因素，也许它本身只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凝聚了一地人们的智慧，所以，它也就成为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作家的智慧主要来源，作家看待问题、思考问题难免会带上故乡文化的烙印，最终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上”[2]，在此意义上，故乡之于文学创作如同“胎记”之于婴孩体肤。《果园城记》一定程度上显露出师陀故乡的中原传统文化特质和中原景观特征，也因此形成他创作风格的一部分。师陀对果园城意象的建构以故乡为参照并非有意，而是故乡中原文化环境、自然环境作用于他记忆、情感的结果，它们形成了作家在创作中的审美自觉。

一、地域·环境·意象

“中原”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在《辞源》[3]中，“中原”这一区域性的位置坐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其广义上的范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狭义上是指“今河南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