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元，王永梅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北碚 400715）

《白噪音》 （White Noise） 是唐·德里罗（Don DeLillo）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从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Jack Gladney） 的视角出发，描绘了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包括其家庭生活、山上学院（College-on-the-Hill）的校园生活以及小镇上的居民生活。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容分说，即使在玛雅古城，日常生活也展示着社会农业、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变化[1]。正如学者范小玫所言，此部作品的特点就是“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环境及其语言行为的细致观察和准确的描绘，来表现当代美国人深层的潜意识、恐惧和迷狂”[2]。而学者们在研究此部作品中的日常生活时，往往只注意到了现代科技和商品化社会对人的消极影响，偶有几篇文章肯定了小说中主人公们的自我建构，然而，这些研究并不具有日常生活的系统性，同时也忽视了主人公们的创造力。故本文将以主人公们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探讨其方方面面的实践行为，展现其实践中的新意、鬼点子和计谋。

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 将他的《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 （L’invention du quotidian 1.Arts de faire） 献给“普通人，平凡的英雄、分散的人物、不计其数的步行者”[3]52。他观察到这些人虽处于规训网络之中，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具有“分散的、战术的以及权宜的创造性”[3]35。虽然这只是小打小闹，并不足以改变受压迫的现状，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反规训的实践。关于死亡，塞托认为“说”就等于“信”，所以“死亡在别处”①本文文本引用中的粗体均为原文所有，非引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3]294，那里我们不在场，这是一种隐身实践。同属日常生活领域，塞托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为研究《白噪音》提供了新的思路。小说中的普通人物在其日常中的媒介阅读实践、空间步行实践和“假发”转变实践中体现了他们对权威当局的抵制和对死亡的反抗。虽然主人公们不遗余力的斗争只具有些许舒缓作用，并不能使他们逃离死亡和权威的魔爪，但当代人的反抗行为却从未停止，他们运用着各式各样的战术（tactics），在家庭、公共空间和工作岗位等日常场所中自得其乐地进行着抵制的实践，日常生活也因此生动了起来。

一、阅读实践之媒介消费

阅读是消费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在现当代这个“文本”社会里，“我们常常可以用书写-阅读这一二项式来代替生产-消费二项式，前者是后者的对等和总体显示”[3]261。塞托的阅读实践是指读者（消费者）在阅读（消费）指定内容时所进行的偷猎（poaching）活动。在这里，主体所进行的阅读（消费）实践具有其特别的使用艺术，而阅读的客体可以是一本书、一个画面、一段音频，甚至是一个物件。

读者往往被认为是被动接受的他者，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中，一直被商品制造商、城市规划者和书本作者们等精英阶层的意识所控制。然而，塞托认为普通读者也具有反抗能力，他们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进行再生产，在阅读的同时也在偷猎。使用者在消费和阅读中运用了自身的全部本领，他们用几乎不可见的谋略和应变性使用着被强行赋予的东西[3]91-92。就像被西班牙殖民化的本土印第安人一样，表面上谦逊顺从，实则在殖民者注意不到的地方延续着本族的旧传统。

精英阶层在创造文化模型时，期待他们所设定的标准可以有效地塑造社会公众，然而读者却在其阅读实践中不断地进行着发明与创造，他们读到的是文本字面意义之外的多样性。在此，“阅读行为通过使自身的创造性渗入文化正统性的缝隙而对前者施加诡计”[3]266，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忽视精英阶层所提出的要求，创造性地读到一些新的东西。对于读者，阅读是一种分身练习。阅读时，身在别处，在“他们”不在的另一个世界。塞托补充道：阅读“就是构建一个秘密的舞台，在那里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就是在屈服于专家治国之透明度、屈服于热内笔下那将社会反常这一地狱进行物化的完美光明的生存里，创造一些有着阴影和黑暗的角落”[3]267。

阅读实践在《白噪音》中具体表现为媒介的阅读，即主人公们看电视时的自我意识。德里罗在其访谈中澄明他不是在批判媒介，他只是写了它，“因为它无处不在，并且时刻包围着我们……它们自然而然地被我的写作吸收”[4]，然而他的主人公却被媒介折磨。杰克一家被媒介包围。媒介及其所携带的信息——“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5]——打破了杰克等人的平静生活，干扰了人们的心态，“在家里打开电视机或走进超级市场的大门，迎面扑来的是五光十色的广告。真真假假的各类广告引导或误导人们的消费”[6]。

主人公们在阅读媒介时的使用艺术就是他们在看电视时创造的一种反派的接受方式。周敏指出，由于芭比特要求全家一起看电视的目的是“让电视在他们眼中失去魅力，并使它成为健康的家庭活动，电视中的麻醉作用和毒害脑筋的可怕力量就会减弱”[7]16，所以主人公们并没有完全迷失在媒介中，由此可知人们对媒介存在着抵制态度[8]。然而更进一步，主人公的抵制还体现在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抵抗精英阶层强加的信息，即背离电视在播画面，寻求一种躲避死亡的方法。

死亡，就像白噪音一样，充斥在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中。在德里罗致译者朱叶的信中，他谈到，白噪音“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9]2，也指“保护人不受诸如街头吵嚷和飞机轰鸣等令人分心和讨厌的声音的干扰或伤害”的“始终如一和白色的”“全频率的嗡嗡声”[9]1。而书中人物将这“始终如一和白色的”噪音“与死亡经验相联系”[9]1-2。如此看来，“白噪音”也是死亡的声音[10]，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具有极强的存在感。译者朱叶在其译序中也指明：“白噪音除了作为消费文化的渣滓，它还体现为人类交流死亡恐惧的努力和驱逐它的欲望。这类白噪音，具体表现为人类拒绝死亡而采取的‘自我压抑、妥协和伪装’。”[11]

杰克一家就被死亡的白噪音笼罩着。杰克、芭比特（Babette）以及四个不是同父异母就是同母异父的孩子，表面上过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实际上每个人都笼罩在死亡恐惧中。杰克经常梦到死亡，他认为死亡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来访者。芭比特不惜与威利·明克（Willie Mink） 进行性交易，以期获得据说可以消除死亡恐惧的“戴乐儿”（Dylar）。女儿斯泰菲（Steffie）在空中毒雾事件（The Airborne Toxic Event）时睡梦中的呓语是某汽车品牌广告，她企图广告里的繁荣假象可以带领她逃离毒雾。怀尔德（Wilder）连续不断几乎整整七个小时的大哭也被认为是他独自对峙死亡的表现。在死亡的白噪音折磨下，主人公们的举动也充满惊奇。

在阅读媒介的同时，杰克一家在积极地寻找应付死亡恐惧的方法。他们家有一个规矩，芭比特要求全家人每周五晚上一起看电视。其中一晚，电视在播放水灾、地震、泥石流、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除了芭比特以外，其余的家庭成员似乎完全沉浸在这种灾难的纪录片里，他们一起“寂静无声地看着房屋被大水冲进海洋，一座座村庄在大团流动的火山熔岩中整个儿倒塌、起火。每一场灾难都让[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灾难，看到更大、更宏伟、更迅猛移动的东西”[7]70-71。他们认为电视机播报的灾难刚好打断了无休止的广告信息轰炸，调解了他们精神的苦闷。杰克一家在灾难面前麻木不仁，幸灾乐祸。他们甚至觉得这些有趣。并且因为摄像机就在那儿待命，他们知道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从这段陈述里不难发现杰克一家对待电视机里灾难事故的态度。他们全然不顾阅读到的灾难本身，而是千方百计地偷猎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一方面，灾难画面打破了杰克家的苦闷生活，他们感谢这些灾难使他们脱离广告信息的轰炸，得到暂时的解脱和安宁。另一方面，与电视机里的灾难画面相反，杰克家里温馨舒适，所以杰克认为死亡是遥远的事件，灾难只会发生在优越的人和贫穷的人身上，与他无关。杰克期望看到更多的灾难，也无疑只是想要确定自己的安全。这种反应充分证明了《拒斥死亡》 （The Denial of Death） 中的论述，即世人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否认和克服他们必死之命运[12]。

正是由于杰克从灾难画面中偷猎到的安全感，在空中毒雾事件前期，他一直向家人保证那团毒雾不会飘向他们，并且认为“穷人居住的暴露地区才会发生这些事情……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成为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7]126。而他，一个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绝对不会被灾难逼得走投无路。作为一个消费者，杰克在使用（阅读）媒介时，总是设法巧妙地在既成体系中加入一些不和谐或者难以预测的成分，使得原有体系不再成立，而是具有了细微的不协调的缝隙[13]。杰克就是在电视机既成画面的接受中加入了自我生存的希望，使媒介画面本有的内容变质。

然而，杰克从电视机中臆想来的安全感最终也被电视机覆灭。毒雾最终还是飘向了他们，杰克一家被迫转移，和其他逃难的人一起挤在一间大营房里。令他惶恐的是电视机没有报道此次毒雾事件，其余社会大众对此事一无所知。他认为大众传媒的不作为恰恰暗示着死亡的幽灵就在他们头顶盘旋，而他们已经被遗弃。逃难的人们被孤立被隔离，他们正在经受生命中最恐怖的时刻，他们的恐慌却无人知晓。杰克从电视机画面里得来的一丁点儿活的希望也已经荡然无存，他认为等待他的只剩下死亡。没被电视机播放意味着死亡，同样，被播放也与死亡息息相关。当杰克看到工作中的芭比特出现在电视机上，他感到迷茫、恐惧和震惊。芭比特黑白的影像加上电视机四周整齐的边框使杰克“把她认作某个遥远的来自过去的人物……一个从死人堆里走来的人”[7]116。他感到不安和害怕。

杰克对媒介的奇特的使用方法，是他反抗权威与对抗死亡的体现，他的阅读使他偷猎到了短暂的解脱和安宁。尽管媒介及其信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杰克依旧被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所左右，被死亡恐惧所笼罩，但他在阅读时的偷猎不会停止，他的日常生活始终新奇独特。

二、空间实践之步行行为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空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米歇尔·德·塞托意在论述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他认为步行者是空间实践的主体，他们是平凡生活的实践者，穿梭在一栋栋楼、一条条街道之间，他们生活在被拥挤的建筑物挡住部分视野的地面，所谓的“下面”（down）。步行者行走在城市间，则“静态的场所成为动态的空间……城市在行人的脚步下变得实在起来，在不同的行人的脚步之下变得丰富复杂起来，城市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才得以营造”[14]。与步行者相对的是观察者。观察者凌驾于城市中最高的建筑物之上，他具有一双上帝之眼，并且挣脱了城市条条框框的限制。他的高度使他能够阅读城市这幅画卷，然而，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副毫无生气、死气沉沉、按照某种比例缩减过的地图；使城市成为城市的日常生活、城市实际发生着的经验都不包含在这个观察者所看到的概念城市里[15]。观察者的地图上只有对行程的记录，而这记录却已经丢失步行者的行为本身。步行者完成其行程的状态是走、跑、留恋还是游荡都不能得以体现。《白噪音》中的杰克等人则属于空间实践的践行者、行程记录的创造者、一群切切实实的步行者。

塞托阐明，“空间就是一个被实践的地点”[3]200。空间实践就是步行者行走在不同的场所（place）间，使单一寂静的场所成为丰富多元的空间（space） 的过程。这一行走具有三重陈述功能：“这是一个步行者对地形体系的适应过程……这是一个某一地点的空间实现过程……它包含了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3]174-175。此外，行走是地点的缺乏。指引人们行走的是关于地点的专有名词，而这些代表着地点的专有名词也已变成身体感受的象征。在《白噪音》中，温妮和杰克等人的空间实践在于他们行走中抵制标准模式的智慧，以及在抵制实践中得到的解放身体的轻松与愉悦。

当步行者行走在城市间，他们出于实际的考量而采取的行动与城市规划者以及建筑师们乌托邦式的遐想是互相矛盾的[16]。城市建设者们确立了一种由可能性和限制性构成的空间秩序，步行者在将这些可能性和限制性现实化的同时，“据此发明了其他的可能性和限制性，因为步行过程中的横穿、改道或者即兴发挥等行为青睐、改变或者抛弃了基本的空间元素”[3]175。步行者的环绕转弯等行为对已规划好的路线进行证实、遵守、怀疑和侵犯。

温妮·理查兹（Winnie Richards） 是一位神经化学研究人员。杰克说她来来去去都不为人所知，没有人看见她如何在草地或者小道上行走，她甚至都不出现在办公室，杰克一个星期都难以发现她的踪迹。杰克对此的猜想是她羞耻于自己笨拙的身躯，前倾的脖子和走路奇怪的姿势，或者她曾经在露天空地有过创伤，从而避之不及。在杰克将他妻子正在服用的“戴乐儿”拿给温妮后，他一直都没能发现她的踪影，直至有一天，他看见“温妮·理查兹溜出‘观测站’的一扇大门，大步穿过一片小草地，向新楼慢跑而去……她紧贴墙根，跨着大步前进”[7]203。之后又一次，杰克观察到“天渐黑时，温妮·理查兹出现在边门，左右看了一下，然后开始沿着斜坡草坪以狼步小跑……她掌握好脚步哧溜转过一个拐角，然后消失在维修楼的后面……她在图书馆边上再次出现，一个警惕和鬼鬼祟祟的人影在拱形的窗户下移动，在暮色中几乎看不清。当她靠近台阶的时候，她突然加速，从几乎直立的起跑变成身体完全倾斜的飞跑”[7]247。

温妮的步行实践既抵制了校园规划者的意图，同时又保护了自己，使她的身体免于紧张。她步行的第一重陈述功能是她熟悉山上学院的地形体系，但又不将自己的步行严格限制在道路上。她选择了穿插前行，在草坪小道和斜坡墙根等地方用自己舒服的方式小跑疾行。第二重陈述功能是实践中空间的实现。她穿行在不同的建筑物之间，她用步行行为将一个个单一的场所集合起来，创造了丰富多姿的城市空间，这样城市才具有了空间性质。像温妮这样不计其数的步行者“用自己的这种穿越行为——这种实践的‘行动’，使得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空间悄然鲜活起来，与此同时，城市也就鲜活生动起来”[17]181。第三重陈述功能指温妮的行走包含了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在步行实践筑成的空间里，一个个原来独立的场所也具有了其相对的位置关系，从哪里出发，向哪边走，到达哪里都得到了确定。

温妮经过和到达的那些地点不仅被某楼某馆某室某空地等名称所代替，更成为她身体感受的表征。暴露在公共空间里或者待在某个地方会使她的身体感到压抑沉闷，她必须用一些奇怪的姿势，走一些不能被称之为路的路，到达使她舒心的其他地方。她在步行过程中穿插小道、贴墙根、走斜坡就是在抵制规划好的道路，躲避规划者及同僚们的注视，摆脱身体不适以获得行走的自在。

杰克也进行着同样的空间实践。在他追赶温妮时，他会按照目的地的远近计算路程，寻求一条最近的斜路，他也会因为路途经过的地点和顺便可以达到的其他目的而随时更改路线。他抵制着被强行赋予的道路，并且在抵制中得到了意外收获，即发现温妮步行的秘密并且从她口中得知“戴乐儿”的真相。另外，在山上学院举办希特勒问题研讨会时，杰克由于不懂德语，在发表完简要讲话后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办公室，一个保护他不会因为无知而被吞噬的空间。于杰克而言，办公室就是他的避难所，这个空间实践更多在于其情感作用。

总之，“‘行走’将会创造窥看、观察的机会，搅乱和打碎稳定的城市秩序。‘行走’开辟了新的空间，能创造传奇和故事，并把街道号码和建筑以及意义焊接在一起”[18]。温妮行走的智慧使她的身体在空间实践中从紧张不安转变为轻松愉悦，这空间从而有了意义和温度。虽然温妮无法完全避开公众视野，无法避免在外时的紧张，但这些抵制的实践确实给她带来了些许疗效，她的步行行为让她的日常生活多了份安全感。

三、转变实践之“假发”活动

转变实践是塞托抵制理论的重要部分。转变是将属于公家的机智巧妙地转化为自家的，它的典型案例就是“假发”活动。进行“假发”活动的工作者表面上是在为雇主创造价值，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谋利。“假发”现象无处不在，它小到在上班时间写情书，大到使用工厂的工具为自己做家具。进行“假发”活动的工作者“为一己之利而盗窃、回收材料并使用机器，他们为了自由的、具有创造性的并且是毫无益处的工作在工厂里窃取时间”[3]82。杰克和芭比特在他们的工作中也进行着转变实践。杰克的希特勒研究是在抵制上级领导的同时为自己铸造抵抗死亡的盾牌，芭比特教习老年人正确的生活动作也是为了在一步步分解标准动作时得到分解死亡恐惧的有效方法。

如同在消费和阅读时使用各种战术和计谋一样，人们在工作中也总是竭尽脑汁地跟当局对着干。而且，“这种‘假发’有效地迷惑了作为规章制度的执行者、监督者的企业经理们。当经理们看到下属雇员在工作现场手脚不停地忙碌，就觉得一切似乎合乎规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19]。实践者总是具有这种不为他人所知的为自己谋利的智慧。

杰克是山上学院希特勒研究系（Hitler Studies）的开创者，系主任，一位大名鼎鼎的专家教授。关于希特勒研究，德里罗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他以为希特勒研究这个专业是他的发明，可是有人告诉他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这个专业。他觉得这不是笑话，他很严肃，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希特勒研究[20]。在德里罗和其他人看来，希特勒研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只是大学里一个普通的专业而已。然而，杰克的希特勒研究却不止于此。在杰克和他的同事默里（Murray Jay Siskind）谈话时，默里对杰克说：

你以希特勒为名目在此建立了一个奇妙的东西。你创造了它，培育了它，使它属于你。这个地区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没有一个教员说到希特勒的名字时会不朝你这儿点一下头——真的这样做或者打个比方。这儿就是中心，无可置疑的源泉。他是你的希特勒，格拉迪尼的希特勒。你一定深为满足。这所学院因希特勒研究而享誉世界。它具有个性，带来一种成就感。你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发展出了一整套体系，一个具有无数从属部门的结构，一部历史中的历史。[7]12

此番言语足以证明杰克工作能力之强。杰克已然是一个标杆旗帜式的人物，研究希特勒的人都不能忽视他的成果。

然而，自知或不自知，杰克对希特勒研究的热情并不只是学术追求那么简单。在他的一次独白式讲演中，他提道：“希特勒自称是虚无之中冒出来的孤独的流浪者。他吮着棒棒糖，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自言自语和东拉西扯，好像语言来自世界另一头某个浩瀚之处，而他只是神示的中介人……他说话时闭上两眼，紧握双拳，扭动大汗淋漓的身躯，嗓音变调，成了一种震颤的武器……人们终于被他的嗓音、党歌、火炬游行所蛊惑”[7]81。而在解释人群为何会自愿参加他的游行时，杰克指明“众多的人群是以死亡的名义聚集起来的。他们到那儿悼念死者。……人群在那儿组成面对自身死亡的盾牌。加入人群，就是为了抵御死亡。脱离人群，就是作为个体的死亡冒险，即独自面对死亡”[7]81-82。毋庸置疑的是，杰克也是人群中的一员，甚至他还有幸成了一位领导者。有了希特勒和人群这层保护罩，杰克觉得死亡只不过是势单力薄的对手，他不必担忧自己的安危。

此后，在空中毒雾事件时，杰克因给汽车加油而在毒雾中暴露了两分钟，他坚信死亡已经植入了他的体内，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死亡。在电脑技术人员告知他毒雾成分尼奥丁衍生物（Nyodene D.）会在人体中存活三十年，并且通过他的陈述和个人档案分析出他确实遇上了某种情况时，杰克僵住了，“此时[他]需要[他]的学袍和墨镜”[7]156。学袍和墨镜正是他在学院工作时的穿法，这里进一步证实了希特勒研究于他的意义，即他需要希特勒来抵御自身的灭亡。在工作中，他看似沉迷于希特勒研究，而其实他在对抗死亡。

当芭比特的父亲在夜晚突然来访，并且一人坐在后院中的情景被不明所以的杰克瞧见时，杰克感到明显和强烈的恐惧。他发抖，他感觉自己每分每秒都变得越来越苍白，他错以为坐在那儿的岳父是来勾取他魂魄的死神。在面对那“死神”之前，杰克极具仪式感地吻了睡梦中的芭比特，并进入孩子们的房间看他们睡得如何安稳。杰克决定要将“死神”赶出房外，他的勇气来自他怀中紧抱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他将生的希望寄托在这本希特勒传记上。杰克在伪装强大和抑制真实脆弱的自我意识这方面是失败的，他对希特勒的入迷更是突出了他所缺乏的力量和他所需要抑制的脆弱[21]。杰克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使他紧抓希特勒研究这根救命稻草不放。

杰克的“假发”活动是在为学院创造价值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成功使得领导们无暇注意到他实践的转变。然而，杰克的“假发”活动虽然瞒过了领导阶层，但却没瞒过他那个机智的同事默里。默里曾对杰克一针见血地指明“你想得到帮助和庇护。压倒一切的恐惧，竟然不给你自己的死亡留出空间。‘淹没我吧，’你说，‘消解我的恐惧吧。’你在一个层次上要把自己隐藏到希特勒和他的业绩中去；在另一个层次上，你想利用他增强你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3]318。默里看到了杰克研究的真实目的，那就是给他自己营造一种生的假象，充实他的羽翼，让他自以为死亡离他遥遥无期。

杰克的“假发”活动看似将希特勒研究转变为了对抗死亡的盾牌，实则无济于事，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从未离去。但尽管这样，工作中的转变实践不可否认地继续存在着。无独有偶，芭比特也在进行着她的“假发”活动。芭比特的工作是为盲人读报和教习老人标准的举止动作。在杰克发现她在服用不知来历的“戴乐儿”后，她向杰克坦白道，她以为一切都是可以改正的，只要将事情一步步分解到它最简单的成分就可以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她试图通过这种途径分解对死亡的忧虑，然而她分解死亡的工作毫无进展，她的症状也不肯消失。与教习老者相出入，芭比特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寻找消解死亡恐惧的方法。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她的转变实践也一直进行着。

《白噪音》展现了美国社会与家庭的方方面面，如同复制了现代生活一般。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本文分析了主人公们如何抵制死亡和那些强加的准则与内容。结果显示，他们在阅读中偷猎，从媒介的画面中读到远离死亡的希望，而不是被媒介信息所征服；他们在陈述空间时以自我的舒适为准，他们的行走体现的是身体对地点的感受，而不是严格按照规划好的道路一步步前行；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地进行着转变实践，看似是在做分内的工作，而实际上却是在抵抗死亡。虽然他们的作为只具有心理效应，他们试图抵制的现实仍旧岿然不动，死亡也从未离去，但是他们永不停歇的种种实践让日常生活变得生动深刻。

日常生活是最基础同时又是最重要的生活。普通人的日常，包括其中正当的抵制成分，都应当被记录在册[22]。“白噪音”时时刻刻都存在在人们的日常中，人们也时时刻刻应对着这些“白噪音”。日常生活虽然不乏无奈的现实，但抵制的实践更为突出。虽然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抵制中的满足感是真实的。尽管似乎毫无裨益，抵制与反规训依然会存在，日常性的光辉也总是在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