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似海 陈志永

(1.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贵州 兴义562400;2.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民族教育研究院，贵州 贵阳550018;3.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贵州 安顺561000)

一、问题背景

在农村内生型组织资源严重损耗而外部组织资源又缺乏生命力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得“民间的任何认同与合作方式都成为一种值得珍视的组织资源”[1]。特别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联结而成的农村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是社会整合模式的核心变量[2]，因此对农村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形态及其变迁的理解是认识当前农村社会再组织化问题的关键。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基于血缘、亲缘关系之上“熟人结构”编织而成的乡民社会往往会遭遇组织的“异化”以及民众难以合作或合作组织发展缓慢、数量弱小、规模不大和业务无多等诸多困厄[3]。目前“不少农村合作社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组织，难以跨越家族关系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4]。并且，由于宗族组织具有内公外私的属性而缺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表达公共利益、传递公共精神的动力和意愿[5]，因此在宗族分化的村庄治理中集体行动和监督制度难以实现从而导致“血缘诅咒”现象[6]。所以面对乡村公共性流变及其造就的治理困境局面，在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实施中，农村再组织化的地缘实践就成为另一种可能性选择和值得珍视的过程，并对重建乡村社会公共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