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宝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董乐山（1924—1999），浙江宁波人，当代最重要的翻译家、美国研究学者、作家。他学识渊博、译著丰硕，共翻译文学、政治、历史、文化、新闻、社会等方面的作品20余部，达到410多万字，其中《第三帝国的兴亡》 （合译）、《西行漫记》 《一九八四》产生了广泛影响。董乐山在翻译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被称为“天才的翻译家”“翻译大师”[1]。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的普罗米修斯式翻译大家，译界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还较薄弱欠缺。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国内迄今对董乐山的翻译研究，除硕士论文外，大部分是其亲友回忆性的散论史料，真正有关的期刊论文仅有十余篇。此外，还有个别专著个别章节载有相关研究。例如，在陈秀的专著《浙江省译家研究》中，共选入译家68位，其中重点介绍18位，以小传形式略写50位，对董乐山的介绍属于后者[2]。在《浙江翻译家研究》一书中，温中兰等概述了我国自古至今四个不同时期浙籍译家的生平事迹，评论了他们在不同社会历史大背景中的代表性译作，而在该书第五章“建国后的浙江文学翻译家”中，第二节便是“董乐山——《西行漫记》的首译者”[3]。在笔者看来，董乐山的巨大贡献不仅来自译品数量，乃至翻译风格，更源自他的文学和学术译作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产生的启蒙作用，以及他留给世人的思想文化遗产。

本文试图通过翻译选材的分析，揭示董乐山翻译实践的思想内涵与文化意义，进而以期彰显其在中国当代翻译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

二、翻译生涯

董乐山幼年先在私塾念书，后在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读书。他1942年考入圣约翰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师从王文显、姚克等名师。童年时期和大学阶段接受的教育，使他饱受中西文化熏陶，练就了扎实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为他今后终生从事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1950年，26岁的董乐山考入新华社外文部，开始了他的翻译人生。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和翻译之途并不平坦，50年代“反右”和十年动乱两次中断了他的翻译事业。“文革”结束至去世，是他翻译事业巅峰期，他在诸多领域带给我们大量译作。下面分三个阶段简介其翻译生涯。

（一） 翻译初始期（1950—1957）

1946年，董乐山大学毕业，之后三年时间里，先后任职于《东南日报》编辑部和美国新闻处上海分处。1950—1957年，在新华社外文部（1956年改为翻译部）从事《参考消息》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虽然从事新闻翻译并非他的初衷，但由此走上了翻译之路。新华社是中国的国家通讯社，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喉舌、耳目、智库和信息总汇的作用。新闻业务他本来就驾轻就熟，英语又很精通，因而很快就能独当一面进行新闻翻译。他做新闻翻译又快又好。“当时一般翻译每小时只能翻译三四百字，而他每小时至少可翻译七八百字，最快时可达千字。”[4]6他的新华社同事曹德谦说：“一天译一万字，一般人难以置信。但以董乐山的英文底子，他确实能做到。”[5]396“董乐山就有很大的优势：既有对号精神，又能灵活运用。至今，老董都属于新华社最好的翻译之列。”[6]385

在新华社的八年，董乐山历任翻译、审稿、业务秘书，后期实际上主持《参考消息》编辑部新闻翻译工作。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与朱光潜、钱锺书、王佐良、巫宁坤一起担任英文翻译定稿工作。通过八年的历练，董乐山遂成为我国新闻翻译、政论翻译名副其实的先行者，为我国译风的现代汉语化和外来词翻译标准化开了先河。工作之余，为培训刚入职的年青翻译，董乐山编辑了《新闻翻译手册》。他还翻译校订了一些时事政治书籍，如《非洲内幕》 《印度的政治危机》等[4]6。1957年董先生被打成“右派”，中辍了其新闻翻译工作。

（二） 翻译成熟期（1961—1966）

1961年，董乐山回到新华社，在外文干部训练班教授英文。随后，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反修灰皮书”的翻译校订工作[4]7。现在能见到他参译的“反修灰皮书”是《苏联和未来：对苏联共产党新纲领的分析》，论文集由他和张今、刘冰、易修竹、范之龙合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推出一个新纲领（新党纲），被称为“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引起了西方阵营的关注，西方苏联问题专家和几位苏联学者共计16人撰写了议题广泛而深入的论文，涉及历史与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国际事务及其他问题[7]。凭借昔日新闻翻译的优势，董乐山翻译了第二部分“国际事务”的三篇论文。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董乐山领衔翻译了《第三帝国的兴亡》。1961年，因为工作的机缘巧合，他幸运地接触到一些作为“内部资料”的西方著作，包括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英文版《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一获此书，就爱不释手，便向世界知识出版社主动请缨要求翻译。全书共计132万余字，虽说是他与其他八位译者合译的，但他和另外两位译者各译了20万字，最后他通校全书，因而贡献最大。该书中译本于1965年首次内部发行，由于初版印数不多，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阅。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文革”再次中断了他的翻译事业。

（三） 翻译辉煌期（1976—1999）

“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处于重要转型期，出现了第三次翻译高潮，董乐山也真正迎来了个人翻译事业的春天。受范用、沈昌文邀请，他1978年翻译了《我热爱中国》，这是记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病魔斗争的小册子，其实也是董先生独立翻译完成的第一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随后，他又应该社之邀，1979年重译出版了斯诺的报告文学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1979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年，董先生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他1964年成为该院英语教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门从事美国文化研究。作为我国美国研究的拓荒者，董乐山筚路蓝缕，勤勉踏实，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一些空白。在刘炳章先生协助下，1984年，他耗费十余年心血编纂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出版，词典一经问世便成为译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必备宝典。他合校、独校了五本美国研究专著，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论文，内容涉及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还为两家出版社主编了一套美国丛书。他“为中国的美国学做了大量奠基性工作”[8]31。

纵观董先生的翻译生涯，他的翻译实践横跨半个世纪，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真正从事翻译实践也只有30余年，而翻译多产期就在他生命最后20余年。在这段宝贵岁月里，董乐山以翻译《我热爱中国》为起点，把副业当主业，译著接二连三，以平均每年一部的翻译速度，出版独译、合译、编译作品20余部，完成了一生大部分作品的翻译，开创了个人翻译生涯的辉煌期。同时，他不再囿于纯粹的文学翻译，而是转向了题材更广阔、内涵更丰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作品的翻译。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尽管他1989年就得了肝炎，但是视文字为生命的他，在生命最后十年里依然奋不顾身争分夺秒地翻译、写作、研究，且投入最多的是翻译，最终过度劳累因病去世[9]92。

三、个人意识形态嬗变及翻译选材

翻译选材是所有翻译实践的肇始。翻译选材受译者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个人意识形态、翻译目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及审美取向等；外部因素包括译者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背景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翻译实践主体，译者首先是翻译选材的主体，他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和动机是影响决定译者选材的最重要因素，译者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不同，翻译动机和目的不同，翻译选材也不同。

（一）个人意识形态嬗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董乐山当时正在上海上初中，就常去图书馆借阅国内外左翼文艺书籍[10]217。1938年他就已经读到《西行漫记》中译本，后来又阅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苏俄文学等作品。这些书籍对他早期人生的政治启蒙至关重要。也正是在读中学时，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时，他还开始写小说、诗歌。大学期间，他转而撰写剧评、书评和影评。他早期文学活动的主题是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可见，早年的董先生是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曾对妹妹说：“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1952年，他对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四弟说：“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但在那个特殊时期，他后来的人生遭遇两次不幸。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后，被遣送至河北唐山“劳改”，四年后，他尽管得到改正，但仍带着“摘帽右派”的污名。“文革”中他又经历了批斗、抄家、非法关押，1969年至1971年，甚至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劳动。

然而，董乐山对理想的追求始终如一。在人生面临去留的重大问题上，他曾做过两次果断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许多朋友邀请他去香港工作，都被他拒绝，坚持留在了大陆，“新中国百废待兴，他希望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干”[4]5。这表明他热爱祖国，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40年后的1989年，他去美国访问，有美国学校邀请他留下来教书，他说：“我的事业在国内”[5]396。他“始终认为自己属于中国，他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都在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对人民深深热爱的感情”[11]35。

他虽然一生历经坎坷，处境艰难，甚至生前党籍一直未被恢复，但他热爱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痴心不改。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依然孜孜不倦地搞翻译、写文章、做研究。他内容广泛的翻译，引领时代潮流。他发表一系列的杂文、小品文，重点关注加快中国民主化步伐，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晚年倡导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更加关注全人类命运和时代命运。由此观之，新中国成立后，他逐渐变成社会主义者、爱国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

（二）不同动因下的翻译选材

1.为工作而从事新闻翻译

1950年，董乐山考入新华社，为了“服从工作需要”，他远离自己的文学兴趣，做《参考消息》的编辑和翻译。在新华社，翻译国外通讯社的新闻，可以为党中央及时研判国际形势走向，制定我国外交政策提供宝贵资料。“翻译部的任务是翻译外电、外报材料，除部分供国际部编发公开新闻外，主要供《参考资料》①该刊1955年3月创刊。和《参考消息》②该刊1931年11月创刊。采用。”[12]

成为职业翻译是董乐山不得已的选择。为《参考消息》翻译期间，他只得听从组织上的工作安排，自己没有翻译选材的自由。当时，他的译文每日都会刊登在《参考消息》上，有时甚至占到半个到一个版面，不过这些都不能算作他的个人成果[10]270。他为我国新闻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华社乃至翻译界译风的现代汉语化有重要影响，使新华社的新闻翻译一改佶屈聱牙、死译硬译的译风；二是参与定夺了一些汉语习以为常外来词的译名，如“导弹”“穆斯林”“超级市场”“威慑”“遏制”等，实现了汉译标准化[4]6。

2.为研究而投身美国学翻译

1980年董乐山调到中国社科院，名正言顺地从事美国文化研究。他是国内美国研究的先行者，中美文化交流的开拓者。美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他无所不涉。自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开始不自觉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当时他依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做笔记，同时对陌生名词翻译反复推敲，甚至一天要做20余张卡片，于是《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1984年问世，其中收集了美国社会文化专有名词和典故短语等四千多条。这是一本新颖独特的社会语言学词典，受到外语界学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好评。“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该书在我国社会语言学方面具有开拓性的作用。”[4]9林贤治也对他的词典赞赏有加，认为“仅以董先生撰写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这样一种工具书来说，他就足够有资格被称为‘翻译家中的翻译家’”[13]43。1995年，增补了两千余词条的词典修订本出版。

在80—90年代，他有目的地精心选译了系列美国文学作品，比如《囚鸟》 （1986）、《鬼作家及其他：美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选》 （1987）、《郝莉小姐在旅行中/九十分钟以外的地方》 （1988）、《探索的路上》 （1997）、《冠军早餐》 （1998）等。《探索的路上》汇集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辛格、纳博科夫、米勒、贝娄、冯纳格特等14位美国作家谈文学创作的文章，董乐山认为编译此书可为中国作家创作予以借鉴，还能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美国作家[14]72。除了之前他与人合校译本《光荣与梦想》 （1978） 之外，他还独校了《美国新闻史》 （1982）、 《美国志》 （1987）、《当今美国》 （1988）、《美国通俗文化简史》（1988）等美国研究译著，共计240余万字，占他审校总量的三分之二，可见作为思想先导者的董先生是如何竭力支持美国研究译著的出版。

都说译写不分家。除译校美国文学文化作品外，董乐山还主编了一套美国丛书，其中包括他自己撰写的专著《美国的罪与罚》，介绍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情况。他还发表了大量美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史话和专论性文章。董乐山撰写的美国随笔具有很高价值，庞旸认为它们“为国人打开眼界，拓展思路，使读者能站在更高、更宽广的视角来观照历史和现实世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避免因眼下的某种需要而模糊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11]35。还有学者把董乐山和他身在美国的哥哥董鼎山兄弟二人放在一起研究，认为他们的“美国”文化书写，向国人推介了美国政治文明以及社会文化中的正面因素，对于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给予了深度关怀，更有着文化启蒙扫盲目的，正好因应了1980年代国内的“文化热”[15]。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个大国1979年才正式建交，而董乐山1980年调到中国社科院时，我国的美国研究刚刚起步。凭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良知，通过译校美国文学文化作品、发表杂文及出版专著，董乐山彻底告别“文革”前对美国妖魔化的书写，客观真实、恰如其分地介绍美国，成为颇有造诣的美国研究权威学者。1995年，他编著的《拂去历史的尘埃》获得了中美文学交流奖。正因为翻译美国历史、文学和社会文化作品，他的社科院同事陶文钊认为他“功不在大禹之下”[16]。

3.为“兴趣”而热衷文学翻译

董乐山从青年时代起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大学里又读了英国文学专业，文学翻译自是他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焰。1942年，他开始读大学，就曾因个人兴趣爱好，在报纸副刊上译载法国作家莫洛阿的作品作为习作试笔；后来，他又译了斯坦贝克的中篇小说《珍珠》，1947年发表在一家刊物上[10]271。50年代，董乐山虽在新华社从事新闻翻译，但仍念念不忘文学翻译。1957年，他参与翻译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的小说《红光照耀着克拉德诺》，但最终译作扉页上并未能署上他的真名[17-18]。“文革”后，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文集、传记和报告文学。他为《鬼作家及其他》确定的选译标准是作品的可读性，即故事的可读性和文字的可读性。在该译本题记中他自谦道，他并非是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选译这些小说完全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19]。

虽说董先生翻译某些文学作品的动机是基于个人爱好，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他文学翻译选材敢为人先的精神。毋庸置疑，他是属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承担着压力，勇于翻译出版西方文艺新思潮新流派的那一代翻译家”，因而被称为“开放的翻译家”[20]。

首先，董乐山最早译介了西方当代政治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一九八四》。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向他约稿，请他翻译有参考价值但性质不合的材料，刊登在外文局内部发行的刊物《国外作品选译》，供领导和其他同志参考，他选择了《1984》，1979年分三期刊登出版。《1984》属于政治寓言小说，出版于1948年，作者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虽然译作完成于改革开放初期，但其出版仍面临着不小压力：由于“文革”期间文化专制的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古典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相违背，人们把西方现代派文学看作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动文艺，对它抱有误解并加以排斥[21]。即使在1985年，花城出版社还仍以“内部发行”名义出版《1984》单行本。该译本“编者的话”指出，小说描写了“人性泯灭，六亲不认，观念颠倒，谎言当作真理，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极权主义社会，而小说翻译出版的目的是“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观点，以及某些作家的创作方法”[22]。随后，他又出版了英籍匈牙利裔作家库斯勒描写30年代苏联红色恐怖的小说《中午的黑暗》 （1988）、英国作家巴拉德反映自己在中国抗战时期历经磨难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 （1991）、美国作家拉莱·科林斯与法国作家多米尼克·拉皮埃尔记述1944年8月巴黎解放全过程的报告文学《巴黎烧了吗？》 （1995）。他的这些作品一脉相承，都属于深刻揭露极权社会黑暗的政治小说。

其次，他积极译介美国黑色幽默作品。40年代他就写了小说《飘逝》 《裁员》 《茶》 《奇梦记》，这些小说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颇有讽刺幽默韵味，运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娴熟老到，甚至比美国黑色幽默大师库尔特·冯纳格特的作品还早问世几十年，怪不得他80、90年代连续翻译了冯纳格特的名著《囚鸟》 （1986）、《冠军早餐》 （1998）。

再次，他还协助傅惟慈翻译西方惊险小说。傅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译介西方惊险小说的翻译家，70年代末就开始编译三集《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董先生不仅帮他出谋划策，提供篇目，而且还亲自翻译了英国作家勒卡雷20多万字长篇小说《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1981），成为第二集的主打作品。

综上观之，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为了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董乐山在翻译选材上与时俱进，勇于译介当代西方文坛政治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及惊险小说等文学流派，开拓了人们视野，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复兴。

4.为理想而执着学术翻译

虽然翻译题材庞杂，但董先生的史著、政治小说和学术著作，共同构筑了他的灵魂，表达了他一贯坚持的人文主义理想。60年代初，他开始有意通过翻译表达自我。和友人合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他在新闻翻译之后的另外一个选择，另外一种起点。这是一部极权政治的历史教科书，对于这本全面描述希特勒纳粹德国兴亡、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撼世之作，他觉得非常有必要译介给中国读者，可以开启民智，帮助国人了解二战历史，了解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革”前夕，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董先生特别看重该书的思想性，翻译此书有意警示国人。“董先生起意翻译这部巨著，……最初的动机，恐怕还是借了物理学的折射原理，反观东方的现实。在令人窒息的日子里，为了把一个希望的信息传递给中国读者，译者当付出多少坚忍的热情，作着怎样挣扎般的努力呵！”[13]44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受到很大限制。在新中国成立后头17年间，我国欧美文学的翻译选材明显侧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的非“主流”作品，自然要承担风险。虽说《第三帝国的兴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灰皮书”，但却享受与“灰皮书”同等待遇的“内部发行”和一个大肆批判的“出版者说明”[23]。

1965年初版的“出版者说明”就有这样的表达：“书中对美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讳莫如深，未做揭露；对苏联在纳粹德国侵苏前的对外政策及斯大林本人则进行了恶毒的歪曲和污蔑；作者是资产阶级记者，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24]这足以证明当时意识形态操纵对翻译的影响，说明这本准“灰皮书”译著初版时仍承载着压力。但是这部译著成为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另一个可能世界的大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翻译，有助于当时尚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人们全面了解纳粹独裁政权的历史和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可以说，这次带有启蒙色彩的译事是董乐山翻译生涯有意为之的选择，也奠定了他后来一系列译著的人文主义基础。”[11]34-35

改革开放后，董乐山获得了身心解放，因而更能够“选择一些自己比较击赏而且认为值得介绍的东西”[25]50。他接受三联书店的邀请重译《西行漫记》，真正原因就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共历史的歪曲和对革命元老人物的污蔑之所以能够欺蒙这么多的‘革命小将’，正是过去缺乏有足够透明度的历史教育所造成的令人遗憾的恶果。”[10]221

前文从文学流派的视角讨论董乐山所译的系列政治小说，这里从主题角度探讨他的政治小说翻译。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翻译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1984》。奥威尔在今天看来被认为是“世界经典作家”“反极权主义作家”，但在当时却被贴上了“反苏反共作家”的标签。由于小说内容非常敏感，其时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它极其敌视，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翻译奥威尔的作品，充分证明了他具有普罗米修斯的“盗火”精神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董乐山早年曾生活在极权政治统治下，亲身经历了日本法西斯的压制，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两次人生重大遭遇，使他对极权主义极为痛恨，他身心遭受的创伤使他在翻译中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的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14]23在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译本序《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中，董乐山还初衷不改：“《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14]20正如晚年的奥威尔，董先生晚年也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文革”后，董乐山先后翻译了《西行漫记》和《一九八四》。巫宁坤评价他：“从斯诺到奥威尔，从《西行漫记》到《一九八四》，这不是一个翻译家无所谓的选择，也不是甚么思想的飞跃或突变，而是勾划了一个始终关注中华民族和人类终极命运的智者曲折的心路历程。”[26]可以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董乐山对于人的命运和社会前途的思考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产生了强烈的共鸣[27]。

董先生后来选译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1988），也是有意为之。《中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这两部小说主题相关，是他翻译史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继续，它们的目标如出一辙。董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左翼分子，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身世与《一九八四》和《中午的黑暗》两位作者颇为相似。新中国成立后他遭遇反右运动和“文革”动乱，从这些作品中他发现了许多与自己经历的现实生活相似的东西，所以，在《中午的黑暗》译后记中，董乐山指出：“……光明正大地、毫无隐晦地正视这段历史，让人民和历史作出应有的判断，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义务”[28]。由此可见他包容开放的胸襟和悲悯天下的情怀。随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太阳帝国》 （1991）、《巴黎烧了吗？》 （1995）。这些政治小说和史著译作，意在为中国读者介绍极权专制危害，揭露极权主义的罪恶，警示世人不能忘却历史，重蹈覆辙。

董乐山晚年编译的近27万字《奥威尔文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完整的、血肉丰满的”奥威尔。其中《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里有一句话：“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29]这是奥威尔政治小说创作实践的动机和目的，也是董先生政治小说翻译实践的动机和目的。

除了政治小说之外，他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抢译了一系列西方重要人文主义学术著作，包括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观照人文主义源流的《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 （1991）、希腊卡赞扎基斯惊世骇俗精神拷问的《基督最后的诱惑》 （1991）、美国自由报人斯东揭示民主与自由矛盾性的《苏格拉底的审判》 （1994）、英国玛丽·比尔德等著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普及读物《古典学》 （1998）等。

改革开放后，他不仅着重译介了西方政治小说的代表作，更难能可贵的是，晚年还克服重重困难，抱病抢译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经典学术著作。他秉持的价值观，就是传播和介绍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提高国人的人文主义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科学建设。他的这些译著激起了人们对专制主义的憎恨，对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反思。从这些译著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作为翻译家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知。“他翻译的一系列重要文学和学术著作，对于国人从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政治极权和政治恐怖，都有重要的帮助。”[4]9

林贤治认为董乐山的历史和人文主义译作中间埋藏着一条思想线索。董乐山晚年的译作，全都带有鲜明的指向性，充满人文启蒙的社会责任[9]92。“从所有这些著作看来，董先生并不止于控告和抗议；在情感的投射中，随处显示着历史理性的力量。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认知，赋予董先生以神圣的使命，驱使他在有限的余年，进一步选择并且翻译了数种基础性的思想理论文本。”[13]50

这里不得不说，他还是国内首次摘译传播信息革命的著作《第三次浪潮》的译者。那是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刚刚起步。从1981年《读书》杂志第11、12期连载的《第三次浪潮》摘译中，人们最早知道作者托夫勒这个名字，而摘译译者就是董先生。“该书所描述的人类进程和方向，令国人眼界大开，震撼、兴奋。有人敏锐地发现了我们的机会——不必亦步亦趋，走西方现代化老路。”[30]也正是通过他的牵线搭桥，促成托夫勒夫妇1983年访问中国。由于他对《第三次浪潮》的率先摘译和1983年朱志焱等人该书全译本的问世，1983—1984年间，中国出现了一场世界产业革命的大讨论。不仅如此，1987年他甚至还在《美国研究》上发表《美国的科技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阐释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31]。这足见他嗅觉之敏锐，视野之开阔，思想之前卫，乃至充分认识到科技革命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四、译材特点与翻译贡献

（一） 译材特点

回顾董先生的翻译人生，不难发现他的译作涉及新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文学等领域，尽管选材种类庞杂，然而仍具有显著特点：

1.题材广泛，主题多样

董先生的翻译题材涵盖史著、学术著作、传记、报告文学、政治小说、黑色幽默小说、惊险小说、文集等。如果把他的政治小说翻译排除在文学翻译之外，那么他的选材还是以社科翻译为主，文学翻译为辅。而文学翻译又多以严肃文学为主，偶尔涉及惊险小说那样的通俗文学。他的社科翻译主题关涉纳粹德国史、二战、中国革命、美国历史与文化、哲学、马克思思想、西方文化、基督教等内容。毫无疑问，董乐山在翻译选材上拥有开放和敏锐的眼光，植根于他对当代世界文化信息与学术动向的充分掌握。

2.强烈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他的译材多数都是自己选择的，少数作品是接受邀约翻译的，包括《西行漫记》 《我热爱中国》《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太阳帝国》。他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有求必应，接受约稿时还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那就是有助于打开读者的眼界。”[25]50他的社科院同事潘晓松曾说：“当年的董乐山并没有翻译书的工作任务，译不译、译什么、译多少，都是他自己说了算。翻译的方向和效率，都是董乐山自己选择的。”[9]92

3.明显的倾向性和目的性

“文革”前，董先生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为了醒世警世；而在改革开放后，他仍然把翻译当作实现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手段，因此，注重选择政治小说和人文主义学术作品，思想性是他翻译选材的主要考量。他秉持的鲜明学术思想和人文精神，驱使他绝不把翻译当作消遣。“他的译作倾向性之所以这么明显，影响之所以这样深远，就是因为他对于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对社会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场。”[32]“乐山兄译书一向不是随意性的，而是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注意启人心智。”[8]31出版界名流沈昌文就曾如此评说：他对要翻译的书的选择很严格，他并不追求翻译的数量，而是非常看重原著的思想性和启蒙意义[33]。

4.鲜明的阶段性和持续性

这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持续译校美国研究著作。董乐山70年代初就开始搜集资料，1984年出版《英汉美国社会知识小词典》；1978年他参与校核的译作《光荣与梦想》出版，80年代他主要译校美国文学文化作品。其二是他60年代初翻译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为自己的后半生奠定了人生基调，后来持续译介西方政治小说，晚年侧重翻译西方人文主义学术著作，就是希冀达到开启民智改造社会的目的。“董先生具有高度自觉的翻译意识，他的每种翻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存在偶发性，随机性，却有着惊人的稳定性。”[13]50

（二）翻译贡献

董乐山译著卷帙浩繁，质量上乘。他平生翻译了20余部作品，达到410多万字，这还不包括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翻译的大量未署名文字。除此之外，他还审校了350多万字的译作，发表140万字的杂文和评论文章。在中国翻译史、文学史上，译校著述高达900万字，这样高产的双肩挑译家作家，又有几人能出其右？他得风气之先，不仅表现在卓越的译风中国化上，还表现在译作蕴含的深邃思想内涵上，尤其体现在产生广泛影响的翻译代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 （合译） 《西行漫记》 《一九八四》上。

译作《第三帝国的兴亡》，1965年首次内部发行，1974年再版，1979年又再度印行，从1992年开始，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再版一次。但无论哪个版本，为了警示一代代读者，同样印在最前页上的是引人瞩目的引语：“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这部难得的经典佳作，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我国翻译文风从欧化到中国化的转变有重要的示范作用”[4]7。该译作被一些大学英文系当作翻译教学的范文，所开创的译风影响了新时期的翻译界，确立了董先生在中国翻译界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认为，该译作是中国现有的历史类译作中的佼佼者[34]。

他第一次按照斯诺原稿翻译《西行漫记》，这部西方记者记录中国革命的经典作品中译本，成为众多译本中最忠实、最准确、最流行的全译本。该译作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产生了极大震撼与巨大影响，深受读者喜爱，是我们今天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读本。

《一九八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隐喻小说之一。董译本1979年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1985年花城出版社又以“内部发行”出版了单行本，两个版本在改革开放初期都受到热捧，并迅速在知识界掀起一波激流。该译本因为当时印量较少，不断在社会上转借，奇货可居。至今，《一九八四》在北京、广州、台湾、辽宁、上海等地出了近十个版本。

更难能可贵的是，董先生甘愿为他人作嫁衣，曾负责校译七部作品，独自审校350多万字，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 《光荣与梦想》 《美国新闻史》《美国志》这样的由多人合译的巨著，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难得一见的现象。审校译作本来就费心费时费力，有时还不如自己翻译来得酣畅痛快，可董先生乐此不疲，更别提还审校三遍《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百万余字的皇皇巨著，甚至每遍都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仅1973年，董先生就用了近一年时间校订该译本。在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且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面对如此巨大的校对工作，董先生仍然能够一丝不苟，足见他对待翻译的执着坚守和精益求精。试想，如果董先生把审校如此数量译作的时间用来自己翻译作品，那会增加多少译作。应该说，董先生不辞辛苦，为这些译作增光添色，成就了这些名著。而译界学者过去对董先生统校译作这一点虽有提及，但并未有准确数据加以支撑，因而也就未能充分认识董先生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

无疑，翻译给董乐山带来了巨大声誉。他的译作《1984》曾获1985年广东地区翻译一等奖，1986年首届“花城译文奖”。在董先生逝世10年后，一家南方报社2008年末组织了一次评选活动，让读者推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本书，书榜上就有董乐山译校的三部作品：《一九八四》 （独译）、《第三帝国的兴亡》 （合译独校）和《光荣与梦想》 （合校）。也就是说，书榜的十分之一都跟董先生有关，这对一个翻译家是多大的褒奖与荣耀啊！只可惜天不假年，董先生没能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应该说，董乐山影响了一个时代，是新时期翻译界的领军人物。“他的译作无一不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能对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社会产生较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翻译大家的董先生和一般翻译匠的区别。”[11]35在《董乐山文集》代序《与命运抗争》中，他的儿子董亦波这样评价父亲：“他开创的译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他的翻译文笔隽永流畅，朗朗上口。他在翻译介绍国外重要学术和文学作品时掇英拾蕊，慧眼独具，在国内思想界和一般读者间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在翻译上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他是继巴金等老一代翻译家之后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10]1

“董先生始终是一位启蒙战士，所以不同于那些一般的信守‘信达雅’的翻译家。许多翻译家，哪怕最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译事，都大抵不是出于专业的目的，就是关乎纯粹的个人趣味，很少有人做到像董先生这样跨越专业，以社会改造为旨归的。在翻译家那里，注重的仅仅是阅读，是知识；在董先生这里，注重的则是命运和前途，是关于社会人生的大问题的思考。”[13]50其实，《董乐山文集》编者李辉也颇有同感：“董乐山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他把翻译的选择，与对命运的感触、对历史的关照紧密联系在一起。”[35]

诚然，一位思想启蒙者仅仅通过译著来发声恐怕还是不够的。董先生晚年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还通过写作发出了自己的睿智声音，从纯粹的翻译家逐渐变成评论家和作家。140万字的四卷本《董乐山文集》，收录了他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杂文和随笔数百篇，文章注重对中外文化和社会时事的批判，文笔老到，见解深刻，一针见血。

要而言之，董乐山不仅是一个成就卓著的翻译家、学识渊博的学者和思想敏锐的作家，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者。他奉行“拿来主义”，将翻译、研究和创作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齐头并进，四面出击。“他所翻译的各种不同的史著、回忆录、小说、理论著作，与他的所有书评和杂文，构成了一个整体，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36]

五、结语

董乐山先生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年轻时就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两次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始终热爱社会主义，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执着于信念，为信仰而翻译，傲然屹立于译坛，历经荣辱而不悔。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抱病选译西方文学和学术名著。他译著众多，质量上乘，其中国化的译风及译作蕴含的深邃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对翻译事业的献身精神与卓越贡献，表明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当代中国译坛的虔诚殉道者。正如当代翻译家梅绍武所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把翻译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不忘自己“普罗米修斯盗火”式的启蒙使命[37]。这个描述正是董先生“翻译即生命”战斗一生的光辉写照。他严谨认真、学养宏富的学者风范，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永远值得历史铭记和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