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茜

（安徽冶金科技职业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安徽 马鞍山 243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传承红色基因”的问题，他强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1]。所谓“红色基因”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先进观念、意识与精神形态。

红色基因的内涵是丰富多样的。从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工匠”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新时代职业技术的工匠型人才，就需要把红色基因等精神因素“嵌入”其中，从而使中国的工匠型人才具有红色基因的厚重底色。本文将着重探讨红色基因“嵌入”工匠精神教育的路径。

一、“文本化”与“习作化”相结合

“红色基因”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而要让这些精神遗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就必须把这些历史事件、历史活动“文本化”，即以文本的方式，并以一定的叙事结构把它们保存下来，以供没有经历过的后代们阅读、认知与理解，从而达到让后世人记住、传承与保存这些红色资源的目的。因此，关于革命文化题材的文本教学，是植入红色基因的一个基本手段。

目前，在红色基因的传承实践中，有两个路径是最常见的，一是建立“红色基地”，让后世人亲临现场，亲身感受历史上的红色事件与红色人物的丰富形象；二是把这些历史上的红色人物与红色故事，以某种“文本类型”进行编写，形成红色读本或红色教材，使它们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载体。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红色基因的“文本化”都是必须的。换言之，把红色基因“文本化”是我们进行红色资源“嵌入”式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在职业技术院校，关于红色基因传承“文本化”的主要路径是编写教材。对此，有学者认为，作为“文本的教材”，其目的在于还原对象的原本模样，引出某种真的东西。“这与教育的本义是一致的，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出来。因此，文本承载着教育‘引出’或‘导出’的‘产婆’使命，最终意在引出善，并把善作为最高的目的。”[2]

但是，红色基因的“文本化”也存在着两个不可忽视的缺陷：一是受文本类型的影响，当红色基因被转换成“文本的教材”后，它常常显得“单调”和“过于理论化”，这对于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来说，文本的吸引力已大打折扣。二是这些“文本教材”已脱离了原有的历史情境，因为任何红色资源都是由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时空与场景下发生的，而作为“文本的教材”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是无法复原这些特定“历史情境”的。因此，当红色资源“文本化”之后，还需要辅之以“习作化”，并把“文本化”与“习作化”结合起来。

所谓红色基因的“习作化”是指，在红色基因“文本化”的教学实践中，让“知识问题化，问题习题化”的教育过程。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3]当我们只强调红色基因的“文本化”教学时，这一过程难免是被动的，即“学生看与不看”以及“学生如何去看”这些教学因素是被动的。而当我们把红色基因“习作化”后，就把这一被动的过程转化成一个学生主动学习与探索的过程。因此，红色基因的“习作化”就是指，在红色基因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学校及其教育者应该引导学生去复原红色基因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并联系学生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体验，去探讨红色基因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动因与逻辑，以提高学生对红色基因内在生成逻辑的理解与认知。而这一过程是以丰富多样的“习作”，比如小组讨论、案例回顾、小组辩论以及课程小论文等“任务型习作”来完成的。

有研究表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初是对学习的外部活动感兴趣，以后就会逐渐对学习的内容或需要独立思考的作业感兴趣。同时，学生如果在习作的过程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反馈，就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习作任务的完成中。这样，红色基因的被动式“文本化”教学就会转化为主动式“习作化”的任务式学习探索活动。

对于红色基因的“习作化”教育教学活动，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红色基因提取的规范化。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这一精神财富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比如，从内容上看，红色基因可以区分为政治基因、文化基因、历史基因、人物传记基因等等。其中每一种又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如文化基因又可以分为乐观主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等。而从形态上看，红色基因可以区分出物质形态、精神形态与制度形态等多种类型。比如，物质形态类有革命纪念馆、革命遗址及其陈列的革命者遗物等等。因此，学校与教育者在编制习作时，需要对红色基因的类型进行细致的研究，需要将红色基因按一定标准分门别类。只有这样，才能使红色基因的提取规范化，并使红色基因的习作化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是红色基因习作编制应符合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相对于普通高校的学生而言，其理论知识的基础相对薄弱；从专业学习的角度看，职业技术院校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某种专业技术的学习让学生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各行各业的“工匠型”领军人才。针对这些特点，笔者认为，红色基因中那些坚定信念、坚韧精神、踏实作风、勇闯难关等精神气质，较契合职业技术教育中的红色基因教育，因此学校与教育者在设计习作时，不要过于抽象化与理论化。目前，有关红色基因、红色资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科研论文、学术专著、高校教材、影视作品等等。因此，可以在一些生动形象且具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教材与影像作品中进行选择，并对红色基因材料进行二次加工，使之在难易程度、表述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更符合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特点。

二、“视频化”与“音频化”相结合

第一，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须从“文本化”走向“视频化”。传统的红色基因教育的基本方式是依赖于“文本化的教材”，这一传统方式会随着时代特点的变化而变化。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曾以传播媒介作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三个时期。在今天的视听时代中，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图像、视频和声音的独特景观社会中。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现象有越来越突出的趋势。

截至2018年底，我国互联网用户约为8.29亿，其中手机用户达8.17亿，有98.6%的网民是通过手机来获取新闻信息的[4]。这表明，过去传统纸质媒体的读者正在转化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受众，即正在转化为视频、图像与音频时代的观众。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文化的传承密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积淀的精神内核。在今天这样一个“注意力经济”与“信息爆炸社会”的背景下，红色基因的教育与传承也必须与时代环境相契合。因此，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必须选择视景、图景和音景的传播方式，选择“视频化”与“音频化”相结合的路径。

第二，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视频化”教学具有其独特的效果，可以充分发挥图像、视频的象征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积淀下来的“红色基因”中的“红色”，事实上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从颜色上看，它以“红色”为主基调，突出表现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二是从意义上看，红色代表着“革命”“胜利”等精神内涵，比如红船精神等。事实上，“红色”的革命象征意义，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先例。当时，“一些胜利者举着用死去卫兵的红色制服做成的旗帜游行——这是首次用红旗作为革命象征之著名的例子”[5]。到了19世纪中后期，红色的“革命”象征意义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扩展至全世界。有学者认为：“在读图时代，色彩成为语言的视觉化表征。我们可以借助红船、红旗、红五星等物象实现红色基因的象征与叙事，使图像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传递红色文化知识，在凝练意义的过程中传递红色基因。”[6]

另外，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还可以充分发挥图像、视频叙事的形象性特征。图像与视频制作与传播的最大特点是借助于视觉形象，而在视频化生存的社会境遇下，红色基因借助于图像、视频的管道进行传播与教育，可以综合运用图像与视频的形象性，以最大限度传播红色基因的价值与意义。

红色基因“视频化”教学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即它的制作需要一定的技术与成本支撑。比如，全国重要的财经媒体《每日经济新闻》在由“纸端”向“指端”的转型过程中，他们做了三件事：一是把“视频化转型”上升为报社的战略，并成立了“视频组”；二是引入视频、技术等专业人才，以及与第三方技术公司合作，并引入视频处理工具；三是建立一套机制鼓励视频发稿[7]。因此，当一个职业技术院校没有一定的财力与组织力去支持红色基因的视频化教学时，考虑探索其“音频化”教学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还需要探索“音频化”教学路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一个社会处在图像与视频泛滥的程度时，不妨另辟蹊径，选择以音频的方式进行传播与教学，反而能够取得不俗的效果。比如，当下以音频见长的喜马拉雅APP、蜻蜓FM（APP），其传播面很广就是很好的例证。从成本与技术的角度看，音频制作的难度比视频要低得多。除了这些优势之外，红色基因的“音频化”教学还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红色基因音频教学的口述感与亲切感。美国历史学家希尔施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一成不变地遵循‘读’历史和‘写’历史的传统研究模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历史，尤其是‘听’到‘活生生的历史’。”[8]在这里，历史学家意识到，与少数“写历史”的人相对的大多数人则是在“听历史”，而“听历史”则使历史的叙述具有了口述感与亲切感。对于这种教学方式，还可以探索让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自制”音频作品，并与其他同学分享，即历史学家希尔施提到的“读历史”。“读历史”体现了口述感，而“听历史”则体现了亲切感，这些效果都比视频化更有优势。

二是红色基因音频教学可以强化叙述的故事性。人们都喜欢听故事，而听故事主要是听讲述者的声音与故事中的情节，两者缺一不可。相比较而言，尽管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也能叙述故事，但是声音的感染力更胜一筹。“‘耳朵的世界则是一个热烈而高度审美的世界’，其中充满了‘直接而亲切的意义’。”[9]相对而言，红色基因的音频化教学方式，既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可以使学生在红色基因传播的听觉感知中更好地把握主动性。不可否认的是，红色基因音频教学与传播的故事性叙事，也要借助文学、戏剧、小品等方面的叙事技巧，将红色基因的内核向学生传播，以做到世代相传。

三、“平台化”与“项目化”相结合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平台社会”的兴起，“平台”本身并不从事生产，而是使用数字化技术，为供需相关主体提供连接、交互、匹配与价值创造等服务。比如，出行有打车平台，购物有电商平台，传播有传媒平台等等。在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教育平台。以高等教育为例，Coursera就是一个提供大众化在线开放课程的教育平台。根据Coursera网站报告的数据，截至2018年，美国、欧洲、南美和亚洲150多所大学在平台开设课程，约3500万注册者在此学习过[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应该在哪儿。”[11]当今，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新空间，而网络生存也成为人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红色基因体现的是一种革命精神，它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态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理想，因此，在平台社会的背景下，它的传承与教学也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社会特征，并借助于“平台化”的手段把它深入推进到年轻学生的生活中去。

一般来说，在职业技术院校中，红色基因教育与传承的“平台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借助于已有的以红色基因、红色资源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平台。如“学习强国APP”就是一个集聚红色资源教育的平台，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也播出了许多红色文化资源，比较突出的就是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讲的系列红色资源——长征、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等。百家讲坛的音频节目在喜马拉雅APP、蜻蜓FM（APP） 等平台上都可以重新播放与收听。二是学校根据自己特色与专业特点，自制在学校内部传播的红色基因教育平台。如红色资源与学校特色学科相结合，开发红色校本课程；红色资源与学校课程相结合，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红色资源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展丰富多样的红色专题宣传栏，以及创建具有现代感的红色阅吧等等。

尽管红色基因的“平台化”教育与传承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与方式，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在于突出了教育者或讲播者的主导性、控制性，而受教育者始终处于被动与客体的位置，这样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参与性始终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就需要把红色资源教育的“平台化”与“项目化”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在职业技术教育中传播红色资源。

所谓“项目化”是指，以项目为对象的系统管理方法，即通过一个临时性的项目小组对项目进行高效率的计划、组织、实施、指导和控制，以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职业技术红色基因教育的“项目化”则是指，对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红色主题教育与传承的实践探索项目，进行设置、供给、组织及评价等各方面、各环节进行管理，从而达到以实践探索红色基因精神的教育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好可以弥补“平台化”教育方式的不足，即发挥学生这一主体的主动性与参与性。

比如，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关于红色资源的教学中就积极探索了“项目化”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红色资源“项目化”的实施过程中，他们抓住“课堂—校园—社会”三大实践阵地，以“学生积极参与”和“教师过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践项目，依托大别山革命老区悠远的红色文化底蕴，结合安徽省国防工业的军工文化，构建极具实践性的项目化运作方式，从而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参与能力[12]。

对于这种教育模式，我们把它称之为“项目化学习”模式，即以学习者为中心、以真实性情境为前提、以挑战性任务为驱动、以持续性探究为路径、以展示性成果为导向。这一模式一改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在一段时间内对一个真实的问题，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探索的学习活动。

职业技术教育中红色基因的“项目化学习”，应该抓住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学校或老师要对项目进行精心设计，然后在学生中以项目招投标的方式公开竞标。这样可以调动更多的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尽管项目数量是有限的，但参与项目竞标的人数会很多；而且，参与项目竞标的过程就是一个初步的“项目化学习”过程。第二，对获得项目资助的研究团队的研究过程进行管理，即“项目化学习”过程管理。第三，对项目研究结果进行评价。

通过以上三个环节，红色基因的“项目化”教学可以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效果：一是从红色基因的内容上看，学生在项目研究的过程中获益良多，比如说在对红色事件、人物、基地或资料的体验、考察、访谈后，学生会产生“认知生成”；研究团队在如何调研、考察等问题上，或者在红色基因内容的认知上要进行讨论与交流，这样可以形成“认知共识”；在项目结项时，如何表现或展示项目的研究成果，又可形成“认知升级”。二是从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来看，可以推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线下社交”的心理需要。在当下“手机化生存”的现实境遇下，学生们都习惯于“线上社交”，而红色基因的项目化可以使学生从“线上社交”转向“线下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培养学生协商、讨论、发表与实践的社会能力。

总而言之，红色基因“嵌入”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学术界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对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陷入单一的思维模式，需要用统合的思维来思考它、对待它。具体地说就是“三结合”，即“文本化”与“习作化”相结合；“视频化”与“音频化”相结合；“平台化”与“项目化”相结合。从总体上看，在每一种结合里，前者都是主流的教育方式，而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延伸或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