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力菲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达洛卫夫人》的故事时间是1923年6月的一天，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五年。作为第一批入伍的自愿军，赛普蒂莫斯在战争中历经枪林弹雨和好友逝世，当他幸存并回到原来的生活时，却因自己的麻木而感到惶恐，并因此出现诸如丧失感觉和出现幻觉等一系列症状。这被看作是疯狂的病症经医生多次治疗，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加速恶化。小说结尾，面对突如其来会诊的医生，无法忍受的赛氏在惊恐中仓促跳窗，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故事结束，让人疑惑的是其疾病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两个矛盾点。首先，作为保卫祖国的光荣战士，他的内心非但没有自豪感，反而被恐惧所填满。其次，医生的治疗并未使病症缓解或痊愈，而是使其崩溃直至自戕。实际上，正是通过疾病而起的两个矛盾的叙述，才实现了伍尔夫的创作目的。她在1923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描述生与死，精神健康与异常；我要剖解这个社会制度，并表现它如何在起作用；要把它最紧张的运转方式表现出来。”[1]因此，要准确把握文本主旨，就要深入剖析疾病背后的隐喻。

一、政治视阈下的疾病隐喻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作为一种隐喻，往往用来指控社会中不公正或不合理的现象。在《疾病的隐喻》中她曾写道：“疾病意象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2]65。”小说里，赛氏因战争而起的精神错乱即不仅体现了战争对人造成的创伤，更表达了伍尔夫对于战争的反思，以及对统治阶级虚伪性的批判。

（一）从深层病因中反思战争

从赛氏病态时的幻觉来看，最频繁出现的是战友埃文斯，可以说战友的死就是他疾病的导火索。然而，回归文本关于赛氏的心理描写，他的病因实际来源于一种负罪和愧疚的感觉。

这样看来，没有任何借口了，他什么病也没有，只犯了那桩罪过，为此，人性已判处他死刑，让他丧失感觉。埃文斯阵亡时，他满不在乎，那便是他最大的罪过，可是在清晨，所有其他罪行都在床的围栏边昂起头来，摇晃着手指，针对他那平躺的身体冷嘲热讽。[3]92

正是因为无法接受自己异乎寻常的冷漠，感到自责和愧疚的赛氏便出现此前一系列症状，最终导致其精神崩溃。这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正符合弗洛伊德的观点，作为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当理想自我与现实行动不符时，理想中的自我会不断谴责现实自我，从而引起“自我的两种动因之间的尖锐冲突”[4]，由此而导致精神错乱或者崩溃。简言之，赛氏的深层病因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冲突，前者不断谴责后者，从而导致了他精神的分裂。

为何会有两种自我的冲突，或者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是如何造成的？此处便是伍尔夫批判的落脚点。小说中，赛氏的自我理想，从他对莎士比亚文学作品的热爱便可看出，是由莎翁构建的充满人文情怀的世界。这种人文情怀是在基督教和平与仁爱的传统价值观下滋养出来的，赛氏深受濡染并由此建构起价值体系，正如他在癫狂时以为受到的启示那样——“人不准因仇恨而杀戮”[3]25。然而现实却背道而驰，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无数人失去前途、性命和家庭。面对战争，人们感到生命的无意义，统治阶级在群众间向来呼吁和平与爱，但在真正触及利益时他们却发动战争。当政治走向与宗教倡导间产生了矛盾，首先成为炮灰的是那些普通百姓。战争的残酷颠覆了他们曾经认同的信仰，随着生命骤然逝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随之消解，故而造成了人们心中的幻灭感。赛氏的症状正是如此，他之所以疯狂就是因为信仰在现实的冲击下猛然崩塌，“信仰没了，恒定性也随之消失。剩下的唯有变动、忧郁和神经官能症”[5]。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亲历战争现实后，他会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情感，只有狂想和虚荣，时而涌向这边，时而又倒向那边”[3]90。

实际上，这场维护帝国权威的战争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利益与价值观，而这一切却都被其保护者所摧毁。所谓战胜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的其实更多，因为枪响之后没有赢家。秉持着这种人道主义的理念，伍尔夫隐喻在疾病中的正是战争的虚伪和不合理。

（二）从医患关系中剖析体制

作为原有价值观与现行体制间碰撞和矛盾的产物，赛氏的疾病本身已经意味着社会的失序。而秩序是一个政权维持统治必不可少的条件，桑塔格也曾说，“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2]68。因此，在一个更隐蔽的层面上，这种不遵守秩序的表现就意味着对统治阶级的质疑和反抗。尽管赛氏并未对社会造成困扰，但这种干预了专制统治的反抗必然会被调整和矫正，这在小说里集中表现为他所接受的治疗以及与两位医生的医患关系。在此，伍尔夫赋予疾病第二层隐喻，意在以医生象征专制的统治阶级，用医患关系作为社会体制的缩影，来说明病态社会体制的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首先体现在医生的处方上。小说里，作为医生的霍姆斯和威廉爵士，一位崇尚使人恢复均衡的休息疗法，只管让患者躺在床上喝牛奶，离开亲人独自去郊区休养院接受治疗；另一位甚至认为赛氏并无大碍，只需将注意力转向外界即可。然而，对于这种战后的精神崩溃者，原本应采取的最佳方式是倾听和疏导，以这种符合医学逻辑和人道主义的手段，来鼓励病人的自我表达与宣泄，从而使其重建身心的整合。显然，两位医生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的治疗方式有一个相同的逻辑，就是对内在情感进行压抑。这种所谓恢复均衡的治疗手段，用桑塔格的理论解读，代表着政治术语中“恢复正常的等级制”[2]68。小说中关于威廉爵士的做法，伍尔夫这样写道：“正是像他之类的人在英国隔离疯子，禁止生育，惩罚绝望情绪，使不稳健的人不能传播他们的观点”[3]101。因此，小说里医生形象所代表的，就是现实社会中维护等级制的群体，他们看似关怀的表象下实则是为了达到其专制的目的，通过强行捍卫社会秩序而保护自身的利益。

不仅如此，体制的不合理还表现在医患间的交流过程中。霍姆斯大夫认为疯狂等于逃避责任，作为丈夫不应做出让妻子感到害怕的荒诞行为。威廉爵士则是通过一套自创的奇怪动作来检验患者是否存在生理与精神缺陷，除了让病人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和备受压迫以外，这种检验没有任何意义。事实上，这样的医患交流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两位医生都在以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要求患者，这种资产阶级式的价值准则包括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勤劳以及情绪自控，而这并不适用于战争前线的底层大众，因为狰狞的现实并未给他们循规蹈矩的机会。于是，在这种价值准则的衡量下，“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2]128。

总之，为了使赛氏恢复所谓的平衡，医生们所做的一切尝试实际都是政体为维护权威而设定的秩序。这种只管维持表面平衡却漠视病人内在需求的医生，与那种标榜理性却发动战争、制造混乱却又要求秩序的政体并无二致。从隐喻的修辞学层面而言，构成“现象与本质”关系的二者被称作框架与聚焦点。实际上，伍尔夫笔下的医生的形象就是一个聚焦点，其背后的隐喻框架正是作者所控诉的政治体制。于是，透过聚焦点进一步看，政治体制自相矛盾的专制本质便也暴露无遗。在《达洛卫夫人》所构建的世界里，伍尔夫正是以两位医生为着眼点，通过夸张的讽刺道破了现代文明伪装外衣下的荒谬悖论，从疯狂被压制的边缘地位出发，让人不禁怀疑现行体制的合理性。

二、性别视阈下的疾病隐喻

随着疯狂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阴性特质的疾病，它与女性之间也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身为女性同时又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伍尔夫对此深有体会。正因如此，从性别视域下解读赛氏的病症也是理解文本内涵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揭示父权：疯狂与女性的同构性

米歇尔·福柯曾说：“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6]273在福柯看来，疯狂这一概念的形成，乃是理性主义发展并获得霸权的结果，只有理性作为主流得到确认，非理性才会被边缘化并被贬义地称为疯狂。

作为典型的精神性疾病，疯癫的性质在历史演变中几次更迭。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它时而被视作具有神性的创作的灵感，如柏拉图在《伊安篇》所说的，“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疯狂，就没有能力创造”[7]133；时而又遭到流放或强制禁闭，如古典主义时期的疯人，他们因被视作扰乱社会治安的存在，因此被迫沉寂。总之，从跌宕起伏的地位变化中可见，疯癫并不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它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理性成为掌握权力的一方时，疯狂作为非理性必然逃不开被边缘化的他者命运，因此可以说疯狂是被造就的。

同样情况的还有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女性主义代表波伏娃认为，女人的性格并非天生如此，尤其是顺从柔弱、敏感脆弱这类根植于大众心中的印象，是在专断强势的男性话语权下被造就的。伍尔夫所在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正是如此境遇，她们被要求遵从家庭或社会中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性群体的意志，承担起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的义务，成为一个具备良好女性素养的“房中天使”。当男性掌握了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与财富，女性随即被男性的标准来观照和衡量时，这种自然和社会属性的绝对差异便使得女性长期处在一种边缘化的地位。由此看来，精神病患作为理性主流之外的非理性存在，与作为父权社会中他者般存在的女性，某种程度上的确构成了一种暧昧的等价关系，也就是说，疯人和女人都是在一个强势主流的参照下被造就的。

随着这种男性中心的文化机制不断被建构，疯狂与女性的联系愈趋紧密，如艾莱恩·肖瓦尔特所说：“疯狂既是女人的命运，又是女性的本质”[8]。在《自己的房间》一文里，伍尔夫也曾虚构出一个莎士比亚妹妹的形象，以此来反映父权社会下具有独立意志的女人的必然命运——“必定会发狂、自杀”，“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9]。从这一层面而言，赛氏的疯狂是一种具有阴性气质的隐喻。他的边缘化状态是彼时女性的一种普遍状态，同理，其畸零人的心态也是伍尔夫所在时代中女性的一种常态，尤其是对于意识已觉醒但现实束缚却依旧深重的女性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小说里，尽管赛氏并非女性，但通过对其疯狂的书写，伍尔夫意在揭示一个父权的空间，以此表达自己作为女性，在现实社会和文学世界里，对于女性边缘化他者身份的苦恼。

（二）谋求抗争：疯狂的症状和结局

揭示了父权的存在，接下来便是进行抗争。小说中，伍尔夫反抗父权的意识主要表现在疯狂的症状和结局两个方面。

首先，赛氏的疾病症状本身就带有一层抗争意味。父权社会的压迫对象不只是女性，当它对两性气质提出要求，认为男性生来便应强健勇敢时，实际也对男性造成了压迫。小说中，常常在他人面前流泪的彼得·沃尔什总觉得自己像个少女一样易于情绪波动，而自身女性化的气质又导致了他在现实中被边缘化，“正是这种多愁善感，使他在印度的英国人圈子里落落寡合”[3]155。彼得被驱逐至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正是因为其个人性格不符合父权社会对男性气概的界定。这种界定不止存在于同性之间，而在于整个社会，女性也会以此来衡量男性。面对丈夫莫名流泪的行为和想要轻生的念头，雷西娅感到无法接受，“这使她觉得最最可怕，眼看勇敢地打过仗的赛普蒂莫斯，堂堂男子汉，竟然哭起来”[3]143。上述两个例子都证明了父权的双重束缚性，一方面，父权文化对男女的社会属性进行了盖棺定论；另一方面，它还对两性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进行捆绑，认为这是不可逆反的规矩，而一旦出现忤逆，就相当于犯下了违背社会伦理的大错。由此看来，当患病的赛氏总是陶醉于自己幻想中的美，从而表现出容易流泪和情绪波动的行为时，本身就打破了父权社会对两性的自然与社会属性的框定。

再者，对于父权的抗争还体现在赛氏的自杀结局中。小说里，作为来自父权社会中的强势一方，霍姆斯医生毫无预料地出现在赛氏的家门前，并打算强行进入房间，此时原本已有好转的赛氏一心只想摆脱对方对自己的控制，慌乱中便纵身跳出窗外。从本质上看，他的自杀实际就是以自戕的方式来结束不平等的压迫关系。他跳窗的这一举动，代表了他拒绝接受他人的支配，因此死亡作为赛氏的选择，也实现了他对自己身体的自由支配，以及对自身意识的掌控。但死亡并不是终结，他的精神在与达洛卫夫人形成共鸣和契合后得到了意义体现。小说中，当这个青年自杀的消息传到达洛卫夫人那里时，她独身一人离开喧闹的宴厅，来到无人的客室。随着对过去时日的回想和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她由衷为这青年的自戕感到高兴，并从这不相识的青年身上体悟到普遍存在于人群中的孤独的感召。从创作内涵来说，这实际上也是伍尔夫继抗争之后对两性关系的再思考。在完全的对立之外，伍尔夫提出了一条更符合时代需要的道路，也就是“双性同体”的观念，指出两性应该通过意识整合达到和谐状态，从而跨越因性别局限而带来的狭隘。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可以得知，在以父权社会为参照的前提下，赛氏的疯狂隐喻了作者的一系列渴望，它包括拒绝身份捆绑，谋求抗争以及探索出路。总之，通过疾病的性别隐喻，伍尔夫不仅揭示和批判了父权的存在和力量，也为两性的未来提出了一种由彼此对立到走向交融的可能性。

三、隐喻意义的解读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表达过她的创作目的，在于“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2]161。与桑塔格不同，伍尔夫选择赋予疾病以更多意义，意在通过疾病所包含的想象，展示现代文明下人类面临的精神困境，并试图探寻一条真理的出路。

（一）横向的广阔展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作为一个作家，真实反映和冷静反思是其应该具备的素养，为社会中的他者发声更是他责任的体现。在这篇小说里，伍尔夫正是通过疾病的病因、病症和治病过程，诉说了以患者为代表的他者群体所遭到的不公待遇。可以说，本书中的疾病意象就是伍尔夫为他者鸣不平的关键要素。不过，作者的疾病书写还有更广的一层意义，那就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以一个人的疾病表现了一代人的“世纪病”，即二十世纪初现代文明下人的幻灭与异化。

小说成书于1925年，其故事本身的虚构时间也在20世纪20年代，彼时的欧洲正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即使战火并未烧到英国本土，但其损失也实为惨重。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运动，使得英国地位大不如前。动荡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稳定感，也动摇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根基。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以及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号是对彼时处在精神荒原的现代人状态的一个总结。种种现实矛盾下，传统的真善美观念不再坚固得不可撼动。面对未知的前途命运，失去信仰的欧洲人对自身的本性产生怀疑，并由此感到深深的焦虑和悲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达洛卫夫人》表现出对人自身的生存状况以及人的本质问题的关注。从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视角，伍尔夫展现了一代人的幻灭之感，如她在小说里写道的，“一代人在伪装下传给下一代人的秘密信息，无非是憎恶、仇恨、绝望”[3]89。

伴随着幻灭而来的是人的异化。战争对人的戕害体现着物质世界对人的异化，不公的体制和专制的父权是社会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异化，这些外在的种种异化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人与自我的对抗，于是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疏离与隔膜。小说中五次提到“孑然一身”的心理状态，作为病患的赛氏是如此，健全的彼得沃尔什也是如此。男性如此，女性也不例外，赛氏的妻子雷西娅也在公园的水池边叹道：“我孑然一身，多么孤寂！”[3]25总之，所有人都感到孤独，也因此十分渴望交流沟通，但又似乎有一堵无形的墙阻挡了他们真实的交流。至此，伍尔夫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二）纵向的深度解析：对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

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把疯子与天才相提并论，认为“‘最明智的人’仅仅因其‘想象的缺陷’而有别于‘最疯狂的人’”[7]139。在他看来，疯人就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且情绪不稳定的天才。实际上，文学作品中，不少醒世箴言就是通过疯人之口公之于众的，如塞万提斯笔下可笑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剧中装疯卖傻的哈姆雷特等。作为真理的卫士，他们都敢于站在舞台中央，来控诉世界的荒诞以及人性的丑恶。如此看来，疯狂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疯狂与真理的联系在福柯这里得到进一步强化。在他看来，疯癫有四种形态，其中一种是被正义惩罚的疯癫，指受难者在作出违背良知的行为之后，出于正义而自我谴责，继而导致精神的分裂。这一类患者在面对自己所做的有违良心的错事时，潜意识中会渴望纠正错误，并因此“情不自禁地说出真理”[6]28。小说里，赛氏的经历与福柯所论述的内容在逻辑上构成了十分吻合的对应关系，面对战友的死，赛氏出于本能表现出麻木和冷漠，而理性下他意识到不应漠视生命，于是他疯了，在疯癫中不断对过去经历进行再阐释，同时对未来作出预估。因此可以说，对这个年轻人而言，他的疯狂表面上是偏离人生轨道的结局，但实际也是“走向最终复归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6]29。

何为真理？这首先体现在他自以为受到的神谕上。“第一，树木有生命；第二，世上没有罪恶；第三，爱和博爱。”[3]68联系上述的异化来看，这三点神谕正是企望消除隔膜的体现。树木代表自然世界，表现了希望打破世界与人的隔膜；博爱代表人与人关系的融洽，暗示人与人之间能以爱拉近距离；没有罪恶意味着人与自我不再对抗。其次，真理也存在于赛氏对美的体悟当中。当他感受到怡人的微风与和煦的阳光时，他被自然治愈，并感叹“这一切就是真理，现在，美就是真理”[3]70。他眼中的美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以人物之口表达的话语正是作者的心声，在伍尔夫看来，和平与人道才是人类应该坚信的真理。

综上，作者寄于疾病的隐喻意义逐渐明朗。小说中，伍尔夫将疾病置于主流话语的大环境里，使其看似可怖、失常，但恰恰是利用了疾病长久以来的异质身份，才让主流的伪善面目得以显露，让疯狂的地位得到惊人的翻转。总之，在《达洛卫夫人》里，疾病隐喻的意义已然超越了揭露和批判，它字里行间无不深嵌着作者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的渴望。面对孤独疏离隔膜的世界，作者用疾病视角讲述了世界的真理。

四、结语

疾病是人生命历程中无法避免的，它给人带来的除了不同程度的伤痛折磨，还有数不尽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疾病形态，疯狂的表象下往往蕴藏着被遮蔽的丰富内涵。在这一方面，饱受战争摧残和病痛折磨的伍尔夫拥有最佳解释权。她细腻婉转的刻画和充满智性的阐释，为读者呈现出一幅二十世纪之初人类异化的图景。讽刺的是，在她笔下异化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以医生等“正常人”为代表的荒谬社会体制。《达洛卫夫人》里的赛普蒂莫斯，是伍尔夫用以映照荒诞世界的一个典型人物。通过内心独白、联想等丰富的意识流手法，作者不仅勾勒出众生世相，更使蕴藏于其中的尖锐矛盾和对立关系被揭示出来。通过剖析疾病的隐喻意涵揭示作品的深层意蕴，为准确把握文本主旨提供了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