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燕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20）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是党在新时代向国际国内社会做出的政治宣言，充分彰显了党继续深入推进制度改革建设的使命担当。从时代价值层面，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之间的高度统一性；从实践形态层面，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制度建设本质要求；在发展路径层面，深刻理解并有效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党的领导的独特优势。这三个论域紧密联结，层层递进，有利于深化对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科学认识，坚定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要求，促进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格局中具有科学战略价值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局势的深入变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愈加突出，以之作为新时代党的核心目标任务，体现了党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同时也意味着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格局中所具有的科学战略价值愈加凸显。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彰显现代化发展制度优势的鲜明旗帜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2]（119）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党所秉持的基本发展理念和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一方面，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速趋缓，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不同程度的治理失效问题，且受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特别是在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影响下，这些问题变得更为严峻复杂，各国政党采取什么样的理念和方式来应对和解决问题也就显得极其关键。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范围内思想文化深度交融，科技创新、社会信息化等新潮流、新模式快速发展，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更为多元开放，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未知的风险挑战。国家作为基本的治理单位，各国政党作为主要的治理主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

然而，各个国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政党组织结构不同，必然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不同的治理价值理念和现代化发展模式。西方国家作为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一度长期垄断现代化发展的话语权和衡量标准。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显著发展成就的过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西方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安全、对外贸易制衡、政党治理模式上此起彼伏的挑衅、批评和遏制，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国际挑战愈加艰巨复杂。

顺应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大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鲜明旗帜，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优势。在牢牢把稳政治立场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开放、包容的态度和理念，继续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辩证地应对各种矛盾、冲突和风险，不断促进党的治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互相联动，形成推动从“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的强大话语支撑和不竭发展动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为解决世界性的治理难题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制度改革目标的关键引领

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推进治国理政的法治化和制度化。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剧增，对制度建设的需求更加迫切，制度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问题也愈加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动下，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力推动制度改革建设取得了突破性、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也更加明确。一方面，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为根本指向。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指明了适应群众需要和时代需求，建设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制度体系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引领。不仅在于为制度改革系统集成、治理体系协同高效提供强大动力，而且在于巩固和强化制度法治作为压舱石、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功能，从而构建起强大的制度权威和改革合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对于党来说，这是一次由内而外的更具风险挑战的制度攻坚战，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关键引领，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制度改革，形成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制度力量，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固根本、利长远、促发展的根本优势，更好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化党和人民群众的制度认同感和制度自信。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政党治理制度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3]（22）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是党的领导地位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地进行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十分重视自身领导权建设，将其同党所肩负的核心任务紧密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着力增强党的革命领导权，最大程度凝聚革命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发展理念，着力加强长期执政能力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党要管党”的基本理念出发，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路径，源于党对自身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体现了党敢于克服内外风险挑战，破除特权现象和利益固化藩篱的自我革命精神。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到构建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再到将制度建设全面贯穿于党的建设总布局当中，制度建设不仅成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武器，而且成为推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根本手段，展现了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核心力量来源。因此，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出发点，全面提升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水平，确保党以强大的政治定力持续深入地推进自我革命，进而始终确保党为制度体系的守正创新发展提供科学方向引领和根本政治保障。

总之，面对来自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的一系列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时代价值层面，分析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格局中的科学战略价值，有利于从根本上明确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统一，形成统一全党力量、破除现有内外治理困境的强大合力。

二、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蕴含制度建设的本质要求

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制度自信的彰显，到全面系统的制度定位，标志着党领导国家制度建设进入了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开启了加强党自身制度建设与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互动发展的新局面，进而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建设本质要求。

（一）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经过对革命性质、领导权和发展特点的反复研讨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权建设的重要制度原则，为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武装队伍建设方面，确立了“党指挥枪”和“政治建军”“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在巩固领导权和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在抗日革命根据地实施了“三三制”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政策；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提出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将党的建设作为确保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加以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在极其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首先，党领导人民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其次，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同时基于具体国情和历史实践，相继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政党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双百方针”。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推进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革为统领，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新征程。邓小平曾经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333），突出强调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设的关键引领性作用和全局决定性意义。因此，党首先通过对自身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逐步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和各项自身建设制度，加强各方面的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等，形成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理格局。经过长期试点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生活的内生活力、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夯实了根基。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5]（9）。可见，党在明确自身全面领导地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自身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的科学化、制度化和开放化，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体系得到了全新的巩固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得以彰显的根本在于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6]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得以彰显，根本在于党的坚强科学领导，一方面体现为党的根本组织和领导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体现为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

人民是制度制定的来源，是制度实践的主体，党和国家制度建设必然紧紧依靠人民，也必然以人民群众是否认可和遵循为评价标准，这也是党的本质属性和使命要求所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符合党作为人民群众整体利益代表的根本属性，是党的领导活动的实现基础和党的领导制度优势的来源。首先，在中央决策层面，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能够有效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紧密结合，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展开，并从严、从细、从实得到执行。其次，在政党民主协商层面，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鲜明特征。在扩大党的组织建设覆盖面的同时，能够不断增强民主协商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影响力，最大程度地整合党内党外智慧，充分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在党内活动层面，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是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根本要求。通过充分的民主和正确的集中，在激发党内活力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行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有效抵制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增强党的领导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7]（2~3）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展示出鲜明的价值立场、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开放的视野，具有强大持久的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彰显了其现代化发展的独特优势。首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生产和利益分配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能够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同时提升发展的整体质量和效益，保障党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组织全党全社会的能力，从而有效攻克改革发展中的各种内外矛盾和障碍；其次，党的领导建立在真实的人民民主、有效的协商民主、广泛的基层民主等制度基础上，并以法治作为根本保障，能够保证党的制度决策和实施最大程度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进而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统一，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科学的继承和发展；最后，党始终秉承科学的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积极开拓新型外交格局，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机制建设，不仅能够促进世界文明沟通互鉴，也有利于党吸收一切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同各国人民谋求发展共赢。

（三）全面系统的制度定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8]（558）。为此，坚持党的领导的目的在于，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民主国家制度，最终消灭一切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制度建设历史进程的长期性与党的使命型特征高度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2]（127）。随着党的领导与国家制度建设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愈加清晰，以党的领导为核心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定位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方面，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制度体系建设中的统领性地位，根本上来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使命的本质规定，同时也是基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客观历史实践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相适应作出的科学战略定位。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将坚持党的领导和发展党的优势统一于各项制度建设实践中，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巨大提升等实实在在的成就，深刻证明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9]（9）。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党的领导优势已经深深地融入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大的制度优势，决定着其他各项制度优势的存在和发展。”[10]当前，明确党的领导的制度定位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不断适应和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来源和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全面进行制度定位的实践要义在于，形成层次分明且相对成熟稳定的“制度架构”和“制度群”，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各项制度建设的科学化、体系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架构”和“制度群”，创新性地概括了一些重大制度成果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要求，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置于首位。在明确党在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统领地位的同时，强调通过更加严格的制度来全面落实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原则，保证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首次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进一步凸显了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下，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价值自觉和理论自信；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概括了基本经济制度新的科学内涵，阐明了继续巩固和拓展党的领导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动力所在。总之，这些新定位和新要求旨在促进党的领导同国家各项制度建设的深度有机融合，形成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11]，从实践形态来看，党领导国家制度体系的构建，彰显了制度自信，进一步推进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定位。党正是在不断实现自身正确定位和发展调适的进程中，明确了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实践所蕴含的制度建设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

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战略要求

新时代，在深入统筹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时代价值和实践形态的基础上，必须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要求，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从进一步强化政治优势、增进文化自信、巩固发展优势和发挥党建优势着手，使之更好地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一）全面强化党的政治优势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进步的根本政治优势。新时代要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根本，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机制，使党的政治优势由内而外覆盖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

从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为进一步增强党的政治优势提供持久活力来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要持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的肌体充满活力，必须牢牢抓住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一本质关键，并且要以制度为根本，做到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一方面，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政治文化传统，号召全体党员自觉提高党性修养，以多种形式创新性地开展党内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生活实践，形成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效约束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另一方面，通过健全和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相关党内法规制度，从根本上强化“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有力破除制度执行过程中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保证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攻克治理发展难题、开展自我革命和自身建设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强大的领导权威和领导力量。

从改革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机制层面，为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提供科学的实施框架。首先，进一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机构设置和职能安排的科学化、实用化，在以制度落实优化党政分工实践的基础上，促进党和国家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精简有效、协调运转。其次，重点完善重大事项决策和执行落实制度机制，确保决策科学民主、执行严格有效、监督整改有力，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整体治理效能。最后，综合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党建+业务”模式夯实党建工作制度机制，提升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组织建设质量，协同增强各领域、各层级党组织的政治向心力和业务发展能力。

（二）增进文化自信的价值力量

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也是党领导人民实现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最大潜在增量，需要从党自身做起，在进一步构建相关制度机制的同时，拓宽对外开放的制度话语空间，使之切实融入国际国内治理发展实践。

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方面，为文化自信的统一凝结和现实转化提供有力载体。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群众谋幸福是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推进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宝贵精神资源和价值引领。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形式。”[12]（274）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顺利开展，要深入总结党内监督教育的制度化成果，继续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全体党员树立纵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大历史观，强化坚定践行理想信念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净化党内政治文化生态。进一步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增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形成推进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共同意志和集体行动力量。

从拓宽对外开放的制度话语空间方面，为中华文化在国际国内的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提供有力支撑。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走向世界前列，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下，成为推动世界治理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不仅独立自主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探索，而且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因此，要抓住这一对外开放的新增长点，创新制度话语内容，拓宽制度优势的传播渠道和空间，运用“巧实力”，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层次价值感召力和发展理念宣传功能，增强国际社会的理解力和认同感，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维度。

（三）巩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优势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当前党要坚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发展理念，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完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制度，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国家治理、政党治理和社会治理。

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方面，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发展优势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落实群众路线，创新完善党群工作制度，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和生产发展现状，稳步有序地推动经济社会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增加优质资源供给的同时扩大保障性资源覆盖面，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谋发展中制定和输出精准有效的制度政策，持续扩大并优化内需，充分激发推动科技创新、生产转型升级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社会公共领域的治理制度机制，严格执行维护社会公正的法律制度，整肃和营造有利于经济健康运行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制度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法治素养和能力，形成不同治理主体积极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运行状态。

从健全完善民主法治制度方面，为更好地保障和优化发展优势提供制度依据。首先，以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根本依据，优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与人民群众、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针对矛盾冲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互相联动、互相协调的工作体系，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处理和多重协商机制。其次，健全重大安全事项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制度办法，从发现问题、调查问题、解决问题出发，构建系统化、链条化、法治化的人员队伍和治理制度机制。同时，各级党政部门要关注重网络舆情动态，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健全相关事实及时公开和有效回应机制，做好重大社会事件和民生问题的协同治理工作。最后，要从整体上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心，以及相关人力、物力资源向基层实施转移，健全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制度体系，着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治理效能凸显在基层。

（四）发挥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建优势

治国必先治党，党内权力腐败是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阻碍，必须全面深入持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革除腐败势力的影响，打造积极有为的领导干部队伍，保障各项治理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从扎紧制度笼子、加强权力约束方面，为全面发挥党建优势提供根本保障。首先，要从党内法规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教育等方面，系统增强其实际约束力和规范性、程序性，保证法规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严。其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调动各级党政干部和纪检干部守土有责的监督工作积极性和独立性。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提升国家监察和纪律监督的协同性和实效性，确保反腐败不留制度漏洞。最后，通过完善党内党外监督制度，增强社会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逐步形成扩大健康有序的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秩序，全面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及时解决治理失效、缺位、越位的问题，构筑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牢固屏障。

从优化选人用人制度、增强党员干部队伍治理能力方面，为有力夯实党建优势提供组织力量。“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13]（150）要着力健全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把政治素养作为首要衡量标准，通过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业务训练等途径，培育政治立场鲜明、勇于担当奋进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同时要把实际治理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中的重要衡量标准，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创新思维和自我革命意识，强化扎实本领和责任担当，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组织基础和人才队伍。

立足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领导国家、社会、自身建设等方面制度改革建设实践的核心目标任务。从发展路径来看，要以落实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的战略要求为关键，使党的政治优势、文化自信的价值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优势和勇于自我革命的党建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有力推动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彰显百年大党的强大生机活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