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婷姬，吕秀一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一带一路”倡议已从中国倡议变成全球共识。截至2021 年1 月30 日，中国已经与140 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丝路一家亲”也将在未来两年聚焦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两大领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组织建立500 对合作伙伴关系，开展200 项民生项目[2]。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体制各异，历史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多样，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国之间开展交流研讨、互访、民生公益项目都需要大量的跨文化人才。提高边境地区人口素质，提高边境地区教育的国际化层次和水平，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必要性。本文以广西边境地区为考察区域，先后于2019年12月、2020年5月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探寻边境地区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命担当，尝试提出破解我国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发展困境的对策和建议。

一、广西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广西地处我国华南地区，与越南4 个省17 个县毗邻，陆界国境线长696 千米，海岸线长1 595 公里；边境地区有那坡县、靖西市、大新县、龙州县、凭祥市、宁明县、防城区、东兴市等8 个县（市、区），辖103个乡镇，其中，与越南接壤的有41个乡镇389个行政村。8个县（市、区）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7.85%，总人口250.09 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03.98 万人，占广西总人口的81.56%。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彝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水族、仡佬族等12 个世居民族聚居于此，壮族人口最多，除防城区汉族人口居多以外，其他7 个县（市、区）壮族人口均占当地居民的70%以上，靖西市是壮族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达到99.7%[3]。

第一，边境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边境地区新老问题交织缠绕，统筹攻艰力度不够。广西的8个边境县（市、区）中，龙州县、靖西市、那坡县仍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防城区、宁明县、凭祥市、大新县则为广西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量先富起来的边民逐渐内迁到县城或中心城镇居住，村落空心化加剧，人口流失严重。

第二，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边境地区大部分村屯没有形成特色优势产业，村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打工、互市贸易、边民补贴和其他政策性补助，另有种植甘蔗、饲养猪牛等零星收入。现代物流、科技、金融保险、休闲旅游等发展还不充分，经济结构不合理，高附加值、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严重缺乏[4]。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电讯网络联通不畅。边境一线村落缺少整体规划和连片开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强，脏乱差现象依然突出。在广西边境地区调查时发现，由于通信基站建设数量、功率和覆盖范围有限，一些抵边自然村通信覆盖和信号比越南弱，部分村屯村民使用越南信号，疫情期间的“停课不停学”因通信信号不好，影响学生线上学习效果。部分学校的教学仪器是“两基验收”时配备的，早已超过报废年限，设备陈旧老化；新配备的仪器设备使用率不高，且缺少后期维护。

第四，社会发育程度低，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所处区位明显不匹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低，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居末位，大学以上学历人口占7.7%，本科以上学历人口占比2.7%，两项数据都只有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5]。劳动力人口综合素质低，绝大多数人口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缺乏技术，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市场竞争意识较弱，一定程度上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思想，缺乏发展的紧迫感。由于男女比例失调，边境地区“光棍”越来越多，人口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学校教育条件和教学质量较差，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学校被大量撤并，山区孩子上学难，许多孩子面临辍学危险，边境教育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二、“一带一路”对边境地区教育的诉求与民族教育发展的困境

“一带一路”是跨地区跨民族的协调发展框架，也是促进沿线国家兴旺发达的共赢之路。“理解人类的差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基础。“一带一路”彰显民族教育的开放属性，统合边境民族地区的文化差异，并塑造“一核多元”的文化特性。“一带一路”教育的本质是民族教育[6]，边境地区各民族各具特色、内涵丰富的优秀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了与世界共享的平台。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在空间上加深了世界文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在时间上加深了文化传承与变异的矛盾。民族教育面临着选择什么、怎样选择的重大问题，因而又突出了民族教育文化选择的重要性[7]。进入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旨在推动边境地区贸易交往、文化交融的边境民族教育理应担负起“实现民心相通、弥合文化冲突、培育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使命[8]。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主管安德烈亚斯·施莱希尔曾表示：“在培养年轻人的全球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成功的学校和教育系统会重视世界开放性，提供积极和包容性的学习环境以及与其他人交往的机会。”[9]边境地区民族教育承担着跨文化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等职责，更应当注重培养各民族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和技能。通过中小学课程、主题活动，让学生深刻理解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在孩子的心灵中培植“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理念，为他们参与世界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做好心理、文化和知识储备。进一步推动沿线各国校长交流访问、教师及管理人员交流研修，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小学学生游学活动，推进优质教育模式在沿线各国互学互鉴，通过由内而外、相互嵌入的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

广西边境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集中区域，贫困区域与少数民族聚居区高度重合。兴边富民行动实施以来，边境地区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但总体教育水平仍较低。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在促进中国—东盟共同繁荣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方面，广西还面临诸多困难。

（一）办学条件差，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基本需要

调查发现，边境县（市、区）学校建设无系统规划，缺乏持续的经费保障。学校门前公路多为三级以下公路，没有学校标识，没有减速带，学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一些学校的教室、宿舍无法满足当地学生求学的需要。一些校舍残旧，宿舍空间狭小，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部分宿舍无独立卫生间，自来水水压低，学生长期从楼下提水洗浴。有些学校危房还没有得到改造，面临拆除重建。个别学校因自来水水质检测不合格，建好的学校食堂不能使用，午餐只能给学生配发面包和牛奶。

（二）教师数量不足、结构失衡、待遇偏低，群众满意度不高

边境地区教师除受编制制约，总量缺口大，结构性、学科性缺编外，学区（乡镇）内学校与学校之间也存在师资不均衡的现象，教师素质总体不高，保教水平偏低，群众满意度不高。

几天前的11月26日，阿里巴巴刚刚宣布了新一轮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层调整。由阿里影业董事长兼CEO、大麦网CEO樊路远出任阿里大文娱新一任轮值总裁，而杨伟东的一年轮值期满，将专注于大优酷和阿里音乐。

1.教师数量不足。由于边境地区条件艰苦，城乡收入、住房条件和文化生活差异大，人才“下不去”“留不住”“招不满”问题日益凸显，一线教师不能安心在边境工作，人才流失严重，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教育的良性发展。

2.教师队伍学科结构性矛盾突出。乡村小学音、体、美教师尤其紧缺，即使部分学校有小科目教师，但因小科目课时有限，他们不得不兼任其他科目教师，教师跨专业或跨年级教学、一人身兼数职等现象极为普遍，如体育教师教数学，音乐教师教语文、英语等。

3.教师学历和职称偏低。义务教育教师队伍以专科为主，本科学历偏少，硕士学历更是凤毛麟角。教师学历虽然基本达标，但很多教师是通过函授或自学考试等途径获取的。存在大量的顶岗教师，其中有一些人还没有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4.教师待遇偏低。边境一线村屯学校（教学点）教师的生活补助与普通乡镇学校教师的生活补助几乎无差别发放，他们还不能享受边境3 公里内每月210 元的边民补助，造成边境一线村屯学校教师心理极度不平衡。边境一线学校普遍缺少周转房，有些学校根本不存在周转房。教师宿舍绝大部分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有些教师宿舍是由教室改建的，室内没有卫生间，适用性差，抗震抗灾能力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虽然国家明确要求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但现实中，薪资问题依然是困扰教师生活的难题。调查发现，年轻教师普遍注重工资待遇、专业提升、考核评奖和晋升职称的机会，但这些需求很难在边境一线村屯的学校得到满足。由于边境一线学校教师的福利待遇与其他非边境一线学校差别不大，但生活环境艰苦、周转房较少、工作条件差、个人发展机会少等，难以吸引优秀人才到边境一线中小学任教，偏远学校招聘教师的年龄即使放宽到50 周岁，还是无人报考或报考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最后不得不取消招聘，以顶岗教师来补充。与收入不高相对的是繁重的工作压力，专任教师不仅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大量非教学任务，导致已有的教师日益流向城市或条件较好的学校，这种单向流动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

（三）小规模学校生存现状不容乐观，顶岗教师较多

据统计，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义务教育学校11 985 所，小学教学点10 381 个，在校生650 万人，留守儿童32万[11]。为充分了解边境一线村屯教育的基本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于2019年11~12月和2020年5月组织专家团队开展了两次边境县（市、区）教育专项调研。结果发现，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存在“乡村弱”“城镇挤”“大班额”问题，边境地区学校顶岗教师较多，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东兴市马路镇北联小学（教学点）共有三个年级32名学生，其中，三年级14人，二年级11人，一年级7人，学生人数逐年减少；有3 名教师，包括1 名将要退休的校长，1 名控制数教师，1 名顶岗教师。由于边境教学点规模小、教师少，为了开足开齐国家课程，不得不聘用顶岗教师。顶岗教师收入水平普遍很低，工作积极性不高，流动性大，一旦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另外，由于边境一线有沿边、沿海的地理优势，边境贸易能够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时效性短，学生家长普遍不重视教育，金钱观念至上，“重商轻学”现象比较盛行。

（四）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较低，教师“隐性获得感”难以得到满足

调查发现，边境学校信息化建设水平低，教师、校长和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信息化意识和能力有待增强，边境教师对信息化设备、现代化教学手段的了解不够，学习能力不强，运用能力不足，导致信息化教学在乡村学校使用率不高，部分学校设备闲置，出现了资源浪费现象，教师专业成长的需要难以得到满足。广西“国培”“区培”计划对边境教师的覆盖面窄，与城镇教师相比，边境地区教学点、完小教师外出接受培训机会少，能接受培训的时间短。边境地区的学校特色不明显，也很少有双语教师的相关培训。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族独弦琴弹奏艺术为例，由于缺乏师资，这一艺术没有得到广泛传承。

三、推进边境地区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治理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发展空间，对边境地区无疑是一大利好。“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的人才支撑[12]。民族教育的发展亦有助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愿景的达成，即“增进理解、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互学互鉴，谋求共同利益、直面共同命运、勇担共同责任，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13]。然而，由于边境区域的交通、信息、生产生活条件、教育水平仍然比较滞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14]，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进一步弘扬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家国情怀，加大对边境地区民族教育的扶持力度，优化边境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从源头上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劳动力人口综合素质，培养跨文化人才。

（一）政府、学校、社会多元主体联合治理，自觉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在我国，义务教育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的新建、撤并或者改扩建，涉及土地、资金、人员编制、水电路、副食品供应等问题，单靠教育部门难以解决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进边境地区教育的发展是边境地区治理的关键。边境地区教育的诸多问题，如师资问题、生源问题，不仅源于边境地区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在于体制机制和管控思维的主导，控制编制数额、限制教师流动、保障学生安全等都需要以开放的思维和治理变革予以推进，需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内容，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发挥全社会的作用[15]。

（二）注重边境地区教育价值引领，强化边境教育善治理念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把“加强多元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作为提高学生文化修养的具体举措[16]（17），把实施民族文化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纳入国家教育规划政策中。我国边境地区学校是对外展示国家综合实力的窗口，其显示着国家对教育的态度。边境地区教育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浅层次原因是部分边境地区学校居住条件非常艰苦，缺乏必要的边境补贴标准等，深层次原因是对国防安全的公共安全性服务性质及政府、社会、市场责任认识不够。边境地区山高路远，教育发展通道不顺畅，仅仅依靠教师的奉献精神维系边境学校的稳定发展绝非长久之计。边境地区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涉及人、财、物、力的合理安排，具有站位高、头绪多、责任大、任务重、协调难的特点，仅仅依靠县级政府难以完成，应当提高各级教育管理者参与边境教育治理的主动性，通过政策支持和文化建构，做出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要将树立国家形象、维护边境安全作为边境地区学校建设的价值选择，结合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规划边境学校布局和结构，使边境地区的群众在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从根本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重点加强边境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工资是吸引教师到边境一线地区从教的有效激励方式之一。提高边远地区教师津（补）贴倾斜额度，类目越清晰，越能保证公平，实现效率最大化。边境地区的教育贫困问题突出，边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儿童辍学比例相对较高，有些边境地区，如广西东兴市和防城区虽然收入较高，但相对较高的收入并没有带来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调查发现，政府过去对边境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投入较多，近些年“两免一补”等政策惠及边境学校的学生，然而对边境一线教师几乎没有相应的投入。因此，建议政府为边境地区的教师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在收入分配方面，绩效工资与考核结果挂钩，根据工作量、艰苦边远程度等因素对生活补贴进行差别化管理，适当提高边境一线教师待遇。精准补充边境一线学校师资，创新培养留得住的本土教师，精准培训边境一线教师。推进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制度，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建立内地教师支援制度。针对边境教育普遍薄弱的情况，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建立对口支援、结对子帮扶制度，从发达地区教师资源比较充足的学校选派优秀教师到边境学校短期任教，有效补充边境地区的师资力量，提高边境地区教学质量。

（四）加大边境教学点扶持力度，打通文化教育扶贫“最后一公里”

针对边境地区仍然存在办学条件较差、师生生活设施不足、村小和教学点运转困难等问题，立足“保基本、兜底线”，有效推进边境地区学校建设标准化工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学校布局调整、资源整合、薄弱学校改造方面重点投入。建立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逐步实现城区优质学校对边境地区学校的同质发展。有效整合边境教学点、卫生所和村委会等的资源，把边境教学点的一些非学校教育功能交给村委会、卫生所，村委会承担起校园周边环境清洁和安全任务，卫生所承担起学生健康、疾病预防等任务。统筹边境教学点与幼儿园办学，发展学前教育。实行区域教师交流制度和小学科教师“走教制”，为教师交流和“走教”提供可靠保障。在进行教师区域校际流动时，建立体现区域校际差异的教师补贴制度和激励制度是关键，激励力度要达到一定强度，使教师在区域不同学校工作时感到公平[17]，为边境一线教师流动和“走教”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五）构建国门品牌学校，培养适应边境环境的跨文化人才

边境地区的教育改革要处理好国家认同与理解包容教育的关系，在强化对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前提下，要培养他们以开放、包容、理解的心态面对周边各国文化。建议在边境地区率先实施十五年义务教育，对边境一线村屯从幼儿教育到高中教育实行伙食补助，免除学杂费和寄宿费。尝试在边境沿线学校中确定一部分为教育对外开放试点学校，打造国门品牌学校，有针对性地加大试点学校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适当增加师资力量，提升教育对外开放的服务能力。也可以在边境地区设立沿线国家语言教育实验班，创办边境班，努力提高边境地区中小学学生素质。有针对性地开展边境地区教师培训，委托高校定向培养边境发展急需的高素质人才。加强监督指导，出台奖励激励办法，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边疆国防教育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把边境地区学校建设成高水平的国门学校，发展成传播中华文化的主阵地，使边境地区教育真正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辐射能力。边境地区县域政府应积极发挥教育治理中的“元治理”功能，转变管理方式，逐步走向政府、学校、社会多元主体联合治理，做好服务型政府，使边境地区学校教育自觉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构建国门品牌学校，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适应边境特殊环境的跨文化人才。

综上，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进入新时代，有关边境地区教育治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必须提上日程，这不仅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问题，也是推进边境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带一路”建设给边境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赋予边境地区民族教育新的时代内涵，边境地区县域政府应秉承“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积极发挥教育治理中的“元治理”功能，从“统治”管理方式逐步走向政府、学校、社会多元主体联合治理。做好服务型政府，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努力缩小教育差距，推进边境地区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重构边境民族教育的结构体系，有力提升边境地区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有效提高边境民族教育的整体质量。边境地区教育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国门特色品牌学校，特别关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自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适应边境地区特殊环境的跨文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