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强强

（云南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基层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事情着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显然，社会治理不仅关乎平安社会的构建，更关乎新时代我国的制度优势能否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我国自古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因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呈现出独特的治理结构、治理内容、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民族地区因地理位置的差异，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都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族群之间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性，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仍存在大量相对贫困人口的致贫和返贫风险，基层政府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任务还很艰巨。加之民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地方的语言文化，以及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在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因此，本文试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重要维度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阐明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方向。

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价值意蕴

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民族地区治理的成功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砥砺奋进，谱写了一部我国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奋斗史和发展史。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地区政治安全、推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一）加强民族团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治理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要不断加强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以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抵御各种不良思潮的冲击和渗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2]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相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民族地区而言，要始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原则处理民族地区事务，创新民族工作方式。推进嵌入式社区建设，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减少社会成员间的陌生感，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促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二）维护地区政治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安全，捍卫政治安全是生命线、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必须坚持把宗教问题作为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来抓，把保持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作为维护政治安全的重点工作来抓，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导”的原则，坚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确保宗教和顺。这就要求我们主动抵御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防范宗教干预社会事务、染指基层政权、干扰司法的现象，特别是教育引导信教群众理解、支持和参与宗教管理，自觉抵制各种利用宗教进行的违规违法行为，筑牢防渗透的“铜墙铁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3]。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和国家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发挥党的理论优势，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导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让敌对势力通过制造思想混乱而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的阴谋得逞。

当前，随着传统媒体逐渐式微，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后真相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温床。可以说，互联网日益成为民族地区政治安全的最大变量。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公共突发事件往往集民族身份、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为一体，导致网络舆情变得更加复杂多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且现在各领域安全风险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传导的，有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时交叉影响产生“蝴蝶效应”，有时层层联动成为“多米诺骨牌”。这就要求我们围绕重点领域，主动预判风险所在，提前把握风险走向，既掌握看得见、摸得着的风险隐患，也洞察潜在的、深层次的风险隐患，准确掌握风险源、风险点，努力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争取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

（三）推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就我国经济发展贡献而言，全国贡献力度较大的有几个重要省份，而地处民族地区的一些省份，由于自然区位因素和科技、人才、资金等条件不足，实难为国家经济增长作业同等贡献。所以，民族地区大多依靠国家财政支付转移进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无须发展。民族地区发展有劣势，也有举足轻重的资源和战略优势，积极与东部地区协作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确保政治安全、保护生态屏障，就是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资源是有限的，保护资源、节约资源是人类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发展模式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发展，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如今绿色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用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用较少资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就是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不仅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为人类创造美丽安全的生存环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如果一味地采取粗放式方式开采和利用资源，不仅不能可持续、高质量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健康和身体安全。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4]因此，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要实现乡村、社区、企业、宗教、校园、社团全领域的综合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二、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

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社会治理必然具备广泛的内涵面向，在庞杂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厘清重要维度，有利于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把准方向、提升治理效能。民族地区的重要治理场域在于乡村、社区和校园，而就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体来讲，地方企业和社团组织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则在于宗教治理。

（一）乡村治理

乡村自古以来是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的水平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进程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生产能力的增强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乡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的大幅提高。但是，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乡村治理诸多领域仍需改进。从治理体系来看，乡村治理公共性缺失、组织系统化程度低、治理能力弱化[5]。传统乡村社会是基于地缘关系、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礼俗社会”，人们以往按照社会关系网络和道德规约为人处事，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追求越来越明显，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似乎放弃了原有的礼仪规范，但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法治社会的行为规则，导致乡村社会在调解处理矛盾纠纷中存在“真空”。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虽无须向农民收取税费，但在项目治理背景下仍需处理大量维持乡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事务。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技术，乡村混混等黑恶势力取代乡村干部或者与乡村干部“合谋”，因而成为乡村社会规则的执行者。乡村干部与黑恶势力的“合作”实质上截取了本应由普通村民享受的福利政策，破坏了基层政权的公平性，导致社会治理灰色化。另外，宗族势力也趁机进入乡村组织，架空基层政权，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从治理主体来看，当前，乡村治理主要面临内部治理主体缺失和治理体制落后两大困境[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等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大量乡村人口外出务工，乡村空心化严重。《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8）：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之路》指出，2017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39.7 岁，50 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例为21.3%，全国“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的综合整治潜力约为1.14亿亩[7]（13~14）。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失不仅改变了乡村人口结构，更使得农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由于农民与村干部的直接联系减少，加之发声渠道众多，使得农民对乡村事务的参与度大大降低，由此带来的是乡村治理效能的降低。

（二）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落脚点，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8]。当前，民族地区的“自治服务、协助服务呈现出网格化、精细化态势，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提高，也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和情感共同体”[9]。但城乡社区的行政设置导致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本质上是自治组织，其工作宗旨在于服务居民，在实际工作中却充当了基层政府的手脚，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政府各部门分配下来的任务。虽然这些事情有助于掌握居民情况，但却占用了社区工作人员本应服务居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造成“什么事情社区都管，但真有事情又管不了”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不仅社区工作者不能顺利高效地开展服务工作，而且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愿相对较低。社区工作者的综合素质相对偏低，对社区自治职能的意识不够强烈，更多处于执行行政事务的状态，缺乏主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服务居民的能动性。特别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工作人员公共卫生防疫知识储备不足，缺乏应急事件处理经验，加之医疗物资保障不足，工作任务艰巨，社区工作人员心理压力大，而较低的薪酬待遇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影响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三）校园治理

教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宗教在校园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境外宗教势力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渗透，打着“学术交流”“信仰自由”的幌子从事非法宗教活动，以学术研究的名义非法传教，发展学生信徒，干扰青年学生思想意识，危害校园稳定和谐。例如，美国“邓普顿基金”利用学术讲座等形式大力宣扬有神论，境外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发展成员宣传极端宗教思想，境外分裂势力对高校学生进行分化[10]。学校是青年最为集中的场所，也是社会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但是，近些年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现象逐渐增多，有些甚至受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破坏了校园的爱国主义氛围，究其根本，学生在成人阶段面临情感变化、人际关系、职业规划过程中产生的困扰未能得到学校教育系统及时有效的疏通和引导，致使学生缺乏对环境的归属感和信任感。同时，网络的高度发达，使得学生极易在网络上受到恐怖组织和极端宗教的影响。因此，在校园治理中，不论是教学、科研还是管理，都应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师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尽管各高校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课程教育，但是，仍然存在课程形式化、空洞化的现象，部分学生和老师将随意发表不当言论视为言论自由，对其他学生产生严重干扰和误导，影响到校园思想环境。

（四）企业治理

企业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就业、保障民生的重要支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面临诸多发展困境。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为缓慢，很多大企业都是从东部和沿海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高耗能和高污染产业，其消耗资源量大。因此，对民族地区来说，加快企业升级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时，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底线。当前，部分企业主体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对企业职工的安全教育不足，未能定期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导致安全事故频发。企业在合法经营的同时要保障劳动者权益，但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劳资矛盾纠纷仍时有发生，如何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也是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社团治理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政策的倡导者，更是社会价值的捍卫者和社会资本的建设者”[11]，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其公益性、志愿性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促进广大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且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关注流动人口、老年人群等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而社会组织这样的“第三部门”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意识相对落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愿不强，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民族地区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待遇，很难吸引熟悉社会组织运营的高质量专业化人才和高水平人才进入社会组织。同时，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不健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管理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偏低，法制意识淡薄，党组织的作用不甚明显，导致社会组织容易受到境外组织的不良影响，导致其功能发挥受阻。

（六）宗教治理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多元化特征明显。“一带一路”沿线是重要的宗教传播区域，也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猖獗的区域，一些非法宗教通过各种途径对信教群众进行渗透。随着全球化的影响，各种思潮暗流涌动，极端宗教的传播直接打破了原有的宗教生态格局，给民族宗教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给维护地方稳定、促进社会治理带来挑战。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非常完整的分布格局，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宗教的内在文化区位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宗教变量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宗教作为一种变量，其发挥的作用还具有不确定性，其风险会产生蝴蝶效应[12]。极端宗教思想的渗透，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冲突，影响了民族宗教的正常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带来挑战。

三、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践方向

（一）激活乡村内生力量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各地要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人才带动乡村振兴，在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引导他们自主参与，把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与资金、人才、技术资源相结合。同时，通过驻村书记等的带动，将当地农民培育成技术、管理人员，将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市场营销方法传授给当地农民，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卫生等资源的现代化水平，为优秀青年回乡创业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将大学生充实到农村两委班子，纳入乡镇编制序列，使大学生将所学知识和理论融入乡村社会治理。针对当前乡村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的现实，必须积极推进土地“三权分置”，引导乡村走上农业产业化之路。只有将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真正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步伐，真正发挥农村土地的价值。

（二）重塑社区共同体

要进一步厘清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物业公司等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逐步将社区角色从基层政府的“手脚”转变成群众自治组织，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功能，激发社区服务居民的力量。同时，坚持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充分调动物业公司等市场力量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部门需要转变理念，大力购买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满足公民需求，增进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公共服务购买范围，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环境、就业、医疗、住房等多方面。建立专业化、多样化的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共服务购买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探索适宜的购买模式，充分发挥购买公共服务机制的效能。

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必然要求其治理过程需要基层政府、社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方参与。首先，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在具体运行中，不仅要完成服务居民的各项事务，还要完成基层政府下达的各种任务，使得社区工作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因此，要积极培育和引入社会组织进入社区，使社会组织承接基层政府的部分任务，这样社区工作人员便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居民服务，逐步实现社区自治的目的。其次，根据每个社区的特点和需求，寻找一批有能力、有资源的社区居民，让他们成为促进社区黏合和互动的“积极分子”，以增强社区成员的熟悉感和归属感。最后，深入了解社区居民意愿，有针对性地开展符合社区居民实际需求的服务，让更多不同职业和年龄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

（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第一，产业升级是民族地区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各地党委和政府要通过宏观政策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以财税政策刺激企业复工复产。一方面，通过财政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金融政策缓解企业因资金流断裂而产生的还贷压力，鼓励企业引入信息技术和科技支撑，提高信息技术软件和硬件的使用率，提高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水平，加快产业升级换代。

第二，绿色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前提。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要强化落实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让他们担负起防控风险安全生产的政治责任和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保护措施，做好事故灾害应急准备方案，加强前期监测和预判，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要做好预案，强化应急演练。同时落实部门监管责任，精准排查安全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工会的积极作用，加强劳动执法检查力度，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确保企业在合法生产经营的同时，切实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保障劳动者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生命安全，促进劳动者得到全面发展。

第三，高质量发展是企业创新的目的。企业要坚持创新发展模式，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实现企业收入增加的同时，注重履行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加快高科技成果的引进和应用，培育独具特色的品牌、人才、社会信誉等竞争力。提高市场需求敏锐度，以工匠精神打造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加快实现开放透明的经营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对企业的信任和认可，有利于掌握竞争主动权。及时调整公司各项管理体制，为应对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挑战提供制度保障。

（四）引导宗教法治化发展

新时代，我国社会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各种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相比其他地区，民族地区信教群众较多，如果出现思想意识偏差，将很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矛盾、经济纠纷等问题当作宗教问题来处理，势必会损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对地方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民族地区各级干部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要划清宗教问题与其他问题的界限，是什么性质就按什么性质处理，不能把宗教问题泛化”[13]。不论学校和社会各界，领导者都要用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理清矛盾的主要根源所在，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不可将民族宗教问题与其他问题混同对待，避免激化人们以往的冲突情绪。在实际生活中让社会成员对宗教问题“脱敏”，是宗教治理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和基础。

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习惯关系密切，二者相互交叉，但不能单纯地将民族风俗习惯等同于民族宗教。虽然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宗教信仰的规约和影响，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要提高这类知识的普及力度，让国民对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有正确的认识，以尊重、理解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当前宗教管理体制机制低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必须注重宗教体制的改革创新，实现宗教法治化。完善与宗教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宗教事务与非宗教事务的界限，规范与宗教相关的社会关系、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各级党政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宗教事务，坚决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对我国国民的宣传渗透，加强网络宗教传播治理。深入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信教群众正确处理教规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保障信教群众的合法信教行为，引导其自觉开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宗教活动。

（五）完善社团法人治理

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机制，完善理事会、监事会等管理制度，规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流程，健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机制，监督社会组织按照规章制度规范运作，促进建立权责明晰、治理有效的法人主体。注重法人主体的能力建设，主要分为社团负责人的业务能力、政治素养、项目监管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有效开展社会服务提供法制保障。

要完善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健全内部管理体制，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的治理和服务经验。健全监督考核机制，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低，要树立接受监督的意识，逐步健全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以高质量的社会服务赢得社会认可度。规范组织内部财务制度，保证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加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引进和管理，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工作者的福利待遇，在人才引进过程中，更加注重专业性。定期组织工作人员接受教育培训，赴东部发达地区考察学习，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工作者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健全。基层政府应逐步转变观念，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方面的应有作用。

（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课程教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程教学设计，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历史等优质资源，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探索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把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效果落到实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武装头脑，通过思政课广泛传播国家历史、党史、国家政策法规等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要将思想教育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创新教育方式，利用新媒体、高科技让各族群众自主接受和践行民族团结，并且通过各种文艺、节庆活动使人们在交流互助中感受民族文化多样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