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忠，李明轩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8~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提出要落实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农业政策导向逐步从增产转向提质。新时代民族地区农业开发的重点是特色农业，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最佳途径。关于特色农业的概念，农业部《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6-2015 年）》定义为“依托和发挥区位、资源、气候、市场、技术等优势，开发特色经济作物和特有生物资源，培育和构建有自身特色的、独特的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相对于高速增长而论的，包括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方面。我国历来重视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的发展，早在2002 年农业部关于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发布了《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内蒙古制定了《内蒙古特色农业发展意见》，其后印发的有关特色农产品的各项政策，均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2012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大对“互联网+”特色农业发展的支持，以信息化助推特色农业的工业化改造，在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民族地区基本形成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农业产业。然而，民族地区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对小农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造、促进传统农业向数字化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问题。

一、提出问题：资源稀缺与价值增殖的深层矛盾

威廉·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1]（91），即劳动必须与物质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创造价值和以社会财富形式存在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可见，就使用价值而言，劳动与土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使用价值创造离不开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处于矛盾之中，正如卢卡奇指出的，自然界对人类的限制逐步退却，但永远不会消失。特色农业既是典型的资源依赖性产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就产生了资源与劳动的矛盾，进而是人与自然的深层矛盾，即资源稀缺与价值增殖的矛盾，具体为生产、交换、消费等环节的矛盾，在民族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使得这些矛盾更为突出。

（一）人与自然：自然资源稀缺与粗放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我国，民族地区是指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贵州、云南、青海8 个省区，以及其他省内的自治州、自治县等。民族地区面积广阔且地貌丰富、地形多变、气候多样，以高原、沙漠、山地和草场为主，耕地面积较少，土壤肥力差，南北民族地区土、光、热、水资源分布不均，总体呈现“北方缺水，南方缺土”[2]（57）的特征。我国少数民族的生计方式绝大多数以传统农业为主，北方少数民族基本以种养业为主，包括旱地农业、传统畜牧业、绿洲农业等，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水田稻作农业。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基础和自然环境等原因，民族地区的特色农业普遍存在小农经济粗放经营的问题，表现为土地整体利用率低，且已利用土地的单位产出低。西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地形落差大，地块碎片化，不利于开展机械化的规模经营；西北地区沙漠、戈壁、高山占比大，最大问题是缺水，但又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既降低水资源利用效率，又不利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一些边远民族地区甚至还沿用原始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我国农村政策的核心是保持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稳定性，2020年1月1日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30 年承包期限到期后再延长30 年，这意味着具有土地占有权的农户仍然是基本经营和核算单位，迈因特称这些又小又分散的经济单位为“家庭企业”，行为目标是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由于特色农业比传统农业的经济效益更高，农民经营特色农业的积极性很高。然而，牧民片面追求牲畜数量增加，大部分草场超载过牧，造成单位面积牧草品种减少，草场退化、沙化严重，而农户为增加产量往往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既破坏土壤肥力，又损害生物多样性。民族地区普遍以增加GDP 为主要目标，重点发展高污染的重化工业[3]，片面追求以要素投入推动高速发展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工农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形成鲜明矛盾。

（二）使用价值：需求多样化与产品同质化的矛盾

特色农业的“特色”，既可以是特定生产区域孕育出的特色动植物品种，也可以是生产技术、制作工艺、加工流程等独特生产方式。当农产品的“特色”之处是品种专有，如果要实现农产品种养的规模化，种养范围就会超出物种原产区，产品数量就会激增，但产品品质可能会降低，导致“特色”泛化、淡化甚至消失，所以，当特色农业的“特色”源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的专属物种时，显然，“量大不如质优，做大不如做强”。当农产品的“特色”属于技术专属时，以规模发展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无疑更具优势，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价格进而以创造引致需求。我国正努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特色农业只有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才能达到高水平供需均衡。然而，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成为弱势，预期是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即现期种养前期市场价格高的农畜品种，造成特色不突出，产品同质化，进而通过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倾销产品，既造成经济学所谓“谷贱伤民”现象，也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存在品种单一化、产品同质化、加工初级化、品牌低端化等问题，不能满足消费者对使用价值多样化、健康化、高端化、专享化的需求，不但达不到低水平供需平衡，而且基本处于供需失衡状态，显然不利于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另外，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软实力，但民族文化没有被挖掘并融入特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及销售的各个环节，而且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且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意识较差，很多优质特色农产品仍没有做好市场推销、品牌塑造和商标注册，未能打造出差异化、品牌化、高端化的民族品牌，也未能形成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三）交换价值：实物收入与货币支出的矛盾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按历史发展顺序分为生计型、混合型和专业型三个阶段[4]（289），我国民族地区农业的生产的目的基本处于供给家庭和市场的混合型阶段。小农经济之“小”，首先是占有耕地少，未能形成规模生产，不仅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加大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无法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而且不利于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结果是农产品产量低、品质差，商品率、价格和收入均较低。民族地区从事特色农业的农民，其收入来源是生产出的实物性的农产品，而支出却需要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以在实物—货币转化率较低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实物收入与货币支出的矛盾。由于民族地区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硬件”较差，市场经济的“软件”环境不完备，造成实物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的困难，导致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无法进行有效积累，使得特色农业发展受到限制，长期停留在低水平再生产循环，甚至造成后脱贫时代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货币性支出最大部分用于生产经营，主要集中在农业机械的更新、维修、燃油等方面，以及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实物—货币转化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依赖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可以自给但不能自足，即能够提供农民自己生活所需的实物收入，基本可以维持简单再生产，但却无法提供足够的货币用于扩大再生产，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表现为有货币需求但无足够可支配的货币收入[5]（6）。实物—货币转化矛盾在民族地区非常突出，并与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成正比，即越不发达的地方越严重，更有甚者产生了农民货币缺乏性贫困。货币缺乏首先造成素质教育、技能培训和医疗保健的支付瓶颈，使得人力资本无法积累增殖；其次，导致物质资本无法深化和广化，制约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阻碍农业技术进步路径[6]（57）。

（四）价值方面：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矛盾

传统农产品明显具有同质化特征，市场类型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典型代表，但特色农业是传统农业分工深化、细化的结果，是农业专业化的典型形态，其产品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市场类型是垄断竞争市场，由于价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致使平均收益通常高于传统农产品，在相同条件下，生产者往往可以获得一定的超额利润。特色农业的特种种植和特种养殖业属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者往往要付出比普通农业劳动更多的劳动量，这意味着特色农产品的个别价值应高于农业平均社会价值，但现实情况是，特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通常高于普通农产品价格，却低于特色农业劳动者的预期价格，也就是说，特色农业的个别价值往往会高于社会价值，结果是农产品劳动量大但附加值不高，二者之间的正比系数较低。这涉及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偏差[7]（36），包括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两个方面，主要方面是价值实现问题，即个别使用价值的社会接受程度较低，表现为特色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不高。以贵州山地农业为例，“立体气候”明显，污染程度低，投入高，劳动强度大，农产品的特色明显，品质相对较高，但特色农业发展模式不明确，品牌塑造和定位不清晰，造成山地特色农业综合效益不高。概而言之，首先，没有准确把握特色资源优势，农产品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不够突出，没有形成独有资源、特有物种、专有产品，产品外观参差不齐、色泽不匀、大小不均，暴露出生产经营管理不标准等问题；其次，特色农产品基本以原料生产为主，或只进行简单的初加工，缺乏产业前端的母种培育、产业中后端的精深加工、产业末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产品加工增值转化率低，增值空间有限；最后，特色产品缺少知名品牌。农产品缺乏地域特色，缺少对民族文化的深挖、创意和包装，导致许多农产品有口碑无品牌，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没有被充分挖掘。

二、理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劳动的形态决定着价值增殖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知识型劳动是一种日益重要的复杂劳动形态，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能。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农产品使用价值数量的增加，还要求使用价值质量的提升，这无疑需要提高知识型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一）价值生产条件：特色自然资源禀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价值生产的逻辑，即目的性具体劳动客体化于物质资料，生产出具有不同效用的使用价值，同时，抽象劳动创造出新的价值，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载体。恩格斯认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可见，自然资源是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特色农业之“特”，既有动植物品种的独特性，又有具体劳动的特殊性，但根本原因是生产依托的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可复制性。人类可以通过目的性劳动改造自然，但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一系列自然环境问题将会接踵而至，例如，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马克思告诫人们：“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8]（58）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道法自然”的“道”所反映的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马克思强调：“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9]（570）可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但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探索、认知、利用自然规律，以科学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至于改造世界。2019 年3 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10]因此，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与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环境保护需要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而新自然知识的认知主体无疑是掌握已有知识的高素质劳动者。

（二）使用价值的量：全要素生产率与产量成正比

“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就是创造越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11]（41）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的数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农业劳动的社会结合程度、农业劳动的自然条件。“几千年以来，农民世代相传的各种生产要素和耕作方法，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突破性的发展。”[12]（61）生产要素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西方经济学研究认为，要素投入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即随着要素数量的不断增加，产量增量开始会持续增加，但达到临界点之后，产量增量会不断递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靠资本要素的投入，借助农药、化肥、薄膜等石油化工产品的大量使用，形成所谓的高效“石油农业”。近年来，支撑实体经济的成本优势正逐步减弱，要素价格持续上升，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支撑农业增产增收的动能减弱，迫切需要通过投入新要素及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13]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多种要素的函数，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本要素是数据，而且是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最关键要素。因为，数据不仅本身是生产要素，而且渗透到其他要素中，提高其他要素的质量和结构，并且有效衔接、组织其他要素成为具有新结构的配置格局，达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三）使用价值的质：市场竞争外在压力下的多样性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多样性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了多样的动植物品种，优良的自然环境为农产品的质量提供了生态保障，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特色文化为农产品的质量奠定了社会基础，因而发展特色农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较为充分。农产品种类丰富固然得益于多样的自然条件，然而自然条件仅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只有长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才能培育出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利用各种自然条件的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另外，市场化大大强化了这种多样性。市场竞争是单个小农发展特种种养业的外部动力，数十年持续出现的新特种种养业是多样性农产品呈现的基础。例如，内蒙古的杂粮杂豆、新疆的瓜果、宁夏的枸杞、广西的甘蔗等已初具规模。“以其不争而成其争”，即通过特色农产品来赢得在与传统农产品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是市场化小农的竞争之道。这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谋求新、奇、特、异，在一定时期依靠特种种养业形成某种技术和产品上的垄断地位，以获取高于传统农产品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特色农业将市场化小农的生产力充分激发，这是自给性小农所不可能具有的能力。对于自给性小农来说，出于个人兴趣和爱好，在偶然情况下可能会有特种种养活动，但普遍而长期追求种养品种的特异新优，是市场化小农的独有行为。随着基本农产品充足供应而来的是城乡居民普遍对绿色、有机、优质和安全的多样性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现实有效需求，为市场化小农发展特种种养业创造了市场条件。

（四）追求超额价值：农民增加收入的内在动力

特种种养业类似于工业研发资本的产品创新活动，可以获得不同于传统基本农产品而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特种农产品。在特种种养业未普遍化之前，市场化小农保有垄断地位。对于市场化小农来说，由于生产规模小，投入能力弱，技术水平较低，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大规模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受到限制；而充分利用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从事特种种养业，获得在创新型农产品上的垄断地位则是可行的，这种垄断地位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往往易于长期保存。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同等的劳动和资本量，特色农产品的新价值高于传统农产品新价值的余额形成超额价值。超额价值是生产特色农产品的劳动作为复杂劳动的产物，是市场化小农开拓的新的农业增收空间。它不是特色农产品价值超过物耗成本的余额，而是特种农产品包含的新价值超过同一块土地在同样投入情况下用于提供传统农产品所包含新价值的余额，它是市场化小农发展特种种养业的内在经济动力。市场化小农通过特种种养业获得的超额价值，既包括创新农产品的复杂劳动创造的较多价值，也包括一种新的级差地租。作为商品的农产品在经济上是一种二重存在，既是劳动产品，也是土地产品。超额价值作为市场化小农提供创新型农产品的复杂劳动的结晶，是创新产品上获得的超过传统农产品新创造价值的余额。某一特种农产品的生产固然离不开小农的劳动，但创造特种农产品特殊使用价值的生产力不是来自劳动，而是来自可以垄断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小农无法创造出来，却可归占有特殊地段的小农支配。作为对这种特殊自然力的垄断，小农可以从特色农产品的垄断价格中获得级差地租。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Ⅰ和Ⅱ，是反映同种农产品之间（不同地块、不同投资次数的产量间）关系的概念，而新级差地租是以特色农产品为前提，是对特色农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之间关系的概念规定。特色农产品的价值不仅包括复杂劳动创造的超额价值，还包括作为新级差地租来源的超额价值。

三、政策建议：以科技和组织创新提高劳动对资源的开发效能

民族地区特色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深入挖掘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提高知识型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对于知识的重要性，罗默研究认为，知识可以消除报酬递减的趋势，进而解释内生增长，丹尼森特别强调知识增进是长期提高真实生产率的基本因素。知识是由数据、信息逐层递进而来的，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分析数据间的关系获得了信息，在行动上应用信息产生了知识。数字经济不仅驱动经济快速增长，还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加快特色农业由“石油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化，促进农业经济结构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而形成新的经济业态，5G 技术、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加快产业的数字化进程[14]。

（一）民族生态：因地制宜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民族生态即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气候、水、土地等资源及多样化的动植物构成的系统。特色农业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产业，具有天然垄断性的特色自然资源是核心要素[15]，但生态保护离不开当地独特的人文环境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自然环境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经济人”理性行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往往会造成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的负外部效应，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即“市场失灵”，这就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应建立“绿色GDP”考核体系，对生态环境进行数字化精准评估，创新生态保护、修复和补偿机制，征收资源有偿使用费，建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基金，专款专用于修复生态环境和扩展绿色空间。民族地区以资源型高耗能重化工业为支柱，存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问题，政府应对污染企业课征惩罚性的纠偏税，使企业负外部效应内部化，让私人边际成本等于该行为的社会边际成本。支持企业充分利用智能化、机械化、信息化、数据化最新成果，采用新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释放的污染物，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主要通过生物技术研发出高产作物品种，将特色农业建立在生物生态学而不是石油化学基础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绿色革命”。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有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而且有助于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

（二）使用价值：科技支撑创新品种和提高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16]。特色农产品的“特”使其具有垄断性，垄断价格带来高额垄断利润，而高利润引发新资本加剧了竞争，进而使技术得到普及和利润平均化，这会促进创新，从而形成新垄断，由此，科技创新—垄断利润—经济发展形成内生的经济增长机制。对于特色作物品种，建议政府引进民族生态学科技人才，开展专项调查以全面彻底摸底，建立特色资源数据库和种子库，在各个不同气候资源区做好地方品种的保护，选择更加契合本地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作物品种进行推广。对稀有物种采取双重保护，一方面就地保护，另一方面进行迁地保护，对其特异性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潜在功用和价值，尝试品种改良和创新。加强新品种推广应用的基础研究，组织开展重大物种科研攻关，同时扶持企业进行育种研究，提升农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组织把科研成果推广给农户进行生产应用，加强相关生产技术的免费支持服务，同时，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进，即阿罗所提的“干中学”。以标准化生产提高特色农产品质量，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对特色农产品生产实行全程数字化管理，建立产品生产全过程可追溯机制，构建特色农业的数字信用系统。

（三）价值增殖：以产业升级融合延伸价值链

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的发展促进传统部门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工业、信息产业、服务业等将会促进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总之，一产是基础，二产增利润，三产提效益，在保证一产生产的前提下，做足二产，做活三产[17]。深度开发特色农产品，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产方式，以现代技术升级改进工艺流程，将特色民族文化融入生产过程，使特色农产品彰显地域特色、民族风情、传统文化，鼓励发展农产品生产领域的体验经济[18]。加强农业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发展民族地区农业文化产业，例如，展示少数民族农耕文化、打造田园景观文化等。以农业生产为中心向前后链条延伸，拓展到研、产、加、供、销一体，让广大农民能够赚取农产品流通环节的产品价值增值。在重视产品质量基础上，加强产品的包装、物流、宣传、营销，注重产品的新颖度、新工艺、新功效。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加大民族地区通信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建设，建立特色农产品供需双方的数字化链接，建立一批大型特色农产品专业市场、物流中心、科技服务区等，提高服务业集聚度和内外贸易一体化水平，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方便、快捷、多样的渠道支撑，营销渠道即产品供给方式，正如“需求创造供给”，同样“供给创造需求”，以数据为媒介构建高水平供需平衡。

（四）生产方式：以经营主体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小农生产关系的突破和创新，以新型生产要素组织方式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达到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力来提效增收的目的。厉以宁指出，要让农民成为清晰的产权主体，让土地的流转在各个产权主体、市场主体之间有序进行，制止土地使用中的寻租行为，保证农民有财产性收入。应明确土地产权，规范土地流转，完善“三权分置”，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存量、使用、价格等信息系统，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优化土地流转市场的软硬件环境，提高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效率，为特色农业的经营主体创新奠定产权前提和市场基础。财政政策支持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尤其重视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建设[19]，对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促进农牧民从传统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以信息技术改善农民对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增强议价话语权，适应产品市场化。金融政策支持民间资本、风险投资、保险公司、大型涉农企业、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多元主体助力特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发挥互联网的信息优势，增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创新网络销售模式，例如，通过O2O模式、微商、网红等推进农业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特色种养的经济效益。

（五）劳动质量：多形式提升人力资源效能

卢卡斯探讨利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认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需要教育和培训资金的投入。但是，仅仅依靠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有意识的研发活动带来的技术进步来避免长期的要素报酬递减。毋庸置疑，科学技术是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民族地区发展特色农业需要以本地区的科研院所为基点，加大农业科研的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外部的最新农业科技。农业科技终究还是归人掌握，所以，人才引进是关键环节。人才引进有多种形式，但鉴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科研条件，柔性引进是最可行有效的方式。构建外部专家与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通过兼职、技术入股等形式把急需的人才从“外部人”变成“内部人”，形成利益相关者甚至利益共同体。数字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首要技能，政府应当成为数字素质教育的引领者，扩大数字教育资源覆盖面，教育机构把数字技能融入各门课程教学之中，达到数字技能与农业技术的一体化，例如，农业物联网、农业遥感、农业无人机等，可以尝试到合作社、种植大户的示范田里现场教学，让农民更容易学到技术和方法，也便于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充实基层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队伍，建立长效的在职培训体系，及时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学习最新的农业技术，提升基层农技人员的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