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艳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临沧677000

刘震云是中国文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至今已发表9部长篇小说和10余部中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个性鲜明、人物类型丰富、对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描写细致，善于表现人物的生存困境。2011年，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再次引发世人关注。在作品中刘震云使用了“一出一回”的结构揭示了生命“重复”的主题，用人与人之间“说不说得着”贯穿全篇，揭示了人的“孤独”主题，用“喜虚不喜实”地书写揭示了“存在”的主题，最后用“不，得找”揭示了“寻找”的主题。

一、“一出一回”对“重复”生命主题的揭示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由《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部分构成，出延津的是杨百顺，回延津的是牛爱国，而两人又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可以说，刘震云对此结构的设置是有意为之的，“一出一回”正好表现了“重复”这个主题。

在《出延津记》中，小说讲述的主要是杨百顺的故事。杨百顺还有两个兄弟，一个叫杨百业，一个叫杨百利，三兄弟跟父亲老杨一起生活。杨家主要的谋生手段是卖豆腐，而杨百顺不满于此，加之父亲对自己的责难和对老三杨百利的偏袒，杨百顺决定逃离杨家庄，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做出这个决定后，他的生活就此进入了一种重复的逃离模式。

离家后的杨百顺遇到了剃头匠老裴，经老裴介绍，杨百顺和杀猪匠老曾学杀猪，一开始师徒关系很好，但后来因老曾生病，杨百顺便一人去村里给人杀猪，因师娘过分苛刻，只分几件固定的下水给自己，矛盾渐渐产生，跟老曾家生了嫌隙，杨百顺选择了逃离，这是他的第一次“出逃”。杨百顺的第二次就业是在蒋家庄，地点是老蒋家的染房，但他不是负责染布，他的工作是挑水，每天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水缸挑满。老蒋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喜欢和人交流，喜欢和猴交流，他养了一只猴子，取名“银锁”。但有一天杨百顺在逗猴的过程中，上了猴的当，不小心把“银锁”放走了，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再一次选择了逃离，这是他的第二次“出逃”。之后，杨百顺又去了老鲁开的竹业社，但最终也是“逃离”。因参加了社火表演，误打误撞被县长选到县政府后花园种菜，又因在县政府“上班”，被寡妇吴香香相中，“嫁给”了吴香香。之后因寻找跟人私奔的吴香香，而在路上丢了女儿巧玲，伤了心的杨百顺最终选择离开延津，在陕西过完了下半生。

代际之间的职业传递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子承父业在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古老中国，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形式，杨百顺本来可以跟着父亲老杨沿街叫卖一辈子的豆腐，注重“根”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会选择这种安稳的现世生活，不会贸然选择出走。无疑，杨百顺是一个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异类，他选择了艰难的逃离。

在《回延津记》中，小说讲述的主要是牛爱国的故事。牛爱国是巧玲生的孩子，是杨百顺的外孙，同时也是庞丽娜的丈夫。牛爱国的苦恼源于二人的“说不着”，因“说不着”导致婚姻的失败，妻子出轨婚纱摄影店老板小蒋，因为两人“说得着”。同样的“说得着”的人，也被牛爱国遇到了，那就是章楚红，牛爱国出轨章楚红，四人都是婚内出轨，但都遇到了“说得着”的人。

不仅同时代的人经历了重复事件，甚至跟隔代人也存在着惊人的事件重复，杨百顺当年被吴香香相中，并与其结婚，改名吴摩西，但实则俩人并无感情基础，彼此也说不着，吴香香最后出轨老高，俩人在舆论的压力下选择了私奔。最终杨百顺在陕西安定下来，直到终老，再没有回延津。同样的故事桥段重复在牛爱国身上，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也是说不着，两口子貌合神离，庞丽娜出轨其姐夫老尚，俩人最终也选择了私奔，逃离了延津。杨百顺的出走和牛爱国的回来，共同构成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中地“一出一回”模式，而这样的“一出一回”所表现出的惊人重复，这正是作者对个体命运的书写。或许刘震云想表达的是，“重复”是人生命的常态，也是人生命的主题。

二、“说不说得着”对“孤独”生命主题的揭示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反复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交流的倚靠，是人存在的必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够在交流中，通过他人对自己的看待，来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众多小人物的话语是小说的一大特色，刘震云很注重对人物语言的描写，特别是对“说不说得着”尤其关注，可以说，作品中“说话”是一个很核心的内容。“这个我们每天实践、亲历和不断延续的最平常的行为，被刘震云演绎成惊心动魄的将近百年的难解之谜。百年在刘震云这里，只是一个关于人的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只是一个关于人和人说话的体认”[1]。小说中的剃头匠老裴，因为老婆老蔡与其吵架时信口胡说他和自己的姐姐一块儿下流而发火，便动手打了老蔡。小说里写到“老裴怒从心头起，拿起砍刀，就要杀人，但不是要杀老蔡，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2]。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存在很大的冲突，根本说不着，这无疑是一种孤独的体验。

同样的没话说，还表现在夫妻间，而偷情者却能说得着。吴摩西和吴香香无话可说，牛爱国和庞丽娜无话可说，曹青娥和牛书道也无话可说，但是当说得着的人出现时，一切都变了。夫妻关系本是很亲密的关系，但却无话可说，与他人却说得着，个体的孤独和生存困境可见一斑。

三、“喜虚不喜实”对“存在”生命主题的揭示

要么交流存在冲突，要么无共同语言，小说中有一类人把对自我的确认转向了“喜虚不喜实”。杨百顺喜“虚”，他喜欢舞社火，喜欢罗长礼的喊丧，甚至在陕西定居后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罗长礼，喊丧可以把他放置在另一种身份之中。“一方面是借用死者的权威和恐惧，利用鬼魂的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规划和构建亲属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喊丧的人却有一种他者的地位，他几乎灵魂出窍，他成为一个旁观者，他指使别人来到死者面前，而他超然于死者的权威之外”[3]。杨百利也喜“虚”，他喜欢喷空，而且还喷得特别好，“所谓的喷空，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喷空，可以天马行空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按常理编故事。县长老史也喜“虚”，他特别喜欢听戏，其实就是因为戏中的人都不是真实的人。其实，除了喜欢听戏，老史更是把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假装自己是另一种虚拟的身份，实现了对县长身份的逃离，也摆脱了精神的困苦。喜欢戏的人还不止老史一个，还有开竹业社的老鲁，老鲁也喜欢“虚”，他喜欢的戏不是听戏看戏，而是喜欢在自己的脑子里走戏，随着走戏渐入佳境，由此完成了自己对现实身份的隐藏。无论是喊丧、喷空还是听戏、走戏，他们都从自己的真实身份中抽离了出来，把自己放入了一个非常愉悦、安全、自由的‘虚“的空间里。

除了选择“虚”的方式实现对自我存在的确认，小说中还有一些小人物把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放在了动物身上。在上部《出延津记》中开染房的老蒋和下部《回延津记》中开汽车修理铺的老马都是典型。老蒋喜欢养猴，喜欢跟猴打交道，对猴也特别的宠溺。老蒋平日里对染房的人很苛刻，也不喜欢与他们多说半个字，但对猴却是万般喜欢，因为他不能缺少了猴的陪伴。汽车修理铺的老马，也不喜欢与人交流，原因是找不到可以“说得着”的人，所以他也养了一只猴，每天除了捯饬车，就是跟猴耍，没有了伤心、没有了人际交往中的苦楚。

小说中的这些小人物，都是因为生活中寻不到说得着的人，才喜欢“虚”的东西和以猴为伴。其实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交流是人存在的一种证明和意义。但是当交流过程中只有冲突、矛盾、不理解、无法沟通等字眼时，他们的精神上实则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内心的孤独，这样的生存困境使得这些小人物不得不把自己的交流对象转向“虚”的东西和动物身上，以借此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四、“不，得找”对“寻找”生命主题的揭示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找”的定义是“为了要见到或得到所需求的人或事物而努力”[4]。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一词，可理解为对生命意义及出路的探寻。可以说作家的经历影响了“寻找”主题的创作。刘震云小时候曾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的缺席，给他的内心带来了一些孤独的体验。14岁时刘震云到甘肃入伍，走出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是作者永远的挂念，作品中小人物们的寻找，其实也是作者自己的寻找。杨百顺和牛爱国这些小人物，都是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都很孤独。他们的寻找，都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渴望寻到一个出路与一个“说得着”的人。

不同的是，杨百顺最后放弃了寻找，选择在陕西终老；而牛爱国则坚持寻找。牛爱国的前半辈子，可以说跟杨百顺很像，跟身边的人都说不着，妻子还跟人私奔了，但在小说结尾处，牛爱国坚定地说：“不，得找”。而小说中牛爱国的母亲巧玲和杨百顺的孙儿媳何玉芬都对牛爱国说过一句话“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无疑，“以后”、“从前”这两个词给牛爱国带来了一些思考，特别是“以后”，所以牛爱国非常确定地说“得找”。其实，这也正表明了刘震云的希冀，他对作品中小人物的精神困苦充满了同情与理解，并对他们寄寓了一些期待，那便是直面人生的困难与苦痛，并勇敢的去超越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