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出版，作为编者，有必要向读者作一些交代。

近十多年来，因为编撰《李泽厚学术年谱》的缘故，我和李泽厚先生的联系是比较多的。见面交流多次，邮件数十封，更多的是电话请教。每次联系，李先生很少主动讲起什么，总是我有所求教，他有选择地做些回答、解释，聊到高兴时，偶尔老先生也会宕开话题，作些与谈话话题有关或无关的发挥。但是，李先生从未主动提起过和刘纲纪先生通信的事。

知道两位先生有过许多通信的事，我是偶尔从《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篇访谈中，刘纲纪先生说：“我现在还保存着在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我的七十多封信，每封信都充满诚挚热烈的友情，文笔也相当好。如果他同意，可以公开发表。作为老朋友，我们相互帮扶，走了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访谈是2007年前后的事，而我在网上看到时已是2017年。其时，我正在张罗着修订《李澤厚学术年谱》，四处搜寻资料。这个信息太重要了！我赶紧向李泽厚先生求证。李先生表示：“确有这回事，但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接待你，愿不愿意让你看。”我想，凡事总得试试，碰壁了也无所谓。于是，我求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悦笛研究员，刘悦笛又通过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辗转拿到了刘府的联系电话，这样，我终于和刘纲纪先生建立了电话联系，刘先生也颇为爽快地同意了我择机去武汉看信的请求。

2017年12月初，我来到了位于珞珈山麓的刘先生寓所。刘先生很高兴，向其夫人介绍道，这是李泽厚介绍来的，专门来看信的。叙谈期间，刘先生回忆了两人之间的一些交往，还特意拿出一本十分精美的《刘纲纪书画集》，翻到其中一幅书法作品《唐杜甫诗·春日忆李白》，并且轻声朗读了起来：“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刘先生强调说：“我在写这幅作品时，心里想的就是李泽厚！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啊！”刘先生还说：“李泽厚的性格像李白，而我和杜甫相似。”我当即向刘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能得到刘先生的墨宝，就是重写这幅作品，并且题签注明，是为了纪念和李泽厚先生友情而写。刘先生答应了我，只是说时间要往后挪，当下手里还有七个博士生在读，指导论文的任务很重，很忙。我当时萦绕心怀的主要是信件——那些至为宝贵的信件，同时初次见面也不敢造次，心想，来日方长，以后一定有机会的。谁知，这一极具纪念和象征双重意义的书法佳构，永远也无法再次重现了！2019年12月1日，刘纲纪先生走完了八十七年的人生征程。远在大洋彼岸科罗拉多高原的李泽厚先生，第一时间通过刘悦笛的微信送了挽联：“忆当年合作音容宛在，虽今朝分手友谊长存。”如今，那个深秋的午后，在刘府宽敞的客厅兼画室和纲纪先生对话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写出这一段故事，我似乎有了一种记录和还原历史的感觉。

那次拜见刘纲纪先生的聊天，不知不觉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傍晚，刘先生坚持亲自送我到他家附近的武汉大学教工招待所，并安排入住。我就在招待所里安营扎寨，阅读并整理起那厚厚一大袋子李先生的书信来。尽管我知道李先生的字迹辨认起来难度很大，尽管我事先对刘先生夸过海口，我说我辨认李先生的字迹还是比较厉害的，在我撰写《李泽厚学术年谱》时，李先生在初稿上的修改和添加，许多地方可谓密密麻麻，但我基本都连认带猜地读出来了，为此还得到过李先生的赞扬，但是，这一次读信过程中，仍然遇到很多“拦路虎”，因为对写信时的一些具体情境不甚了解，有不少字怎么“猜”也无法“自圆其说”。我是答应刘先生帮助他将信的内容输入电脑的，这有些地方“半通不通”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的通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就这样交“作业”的。因此，电脑输入的速度极慢，三天下来才做了不到三分之一。于是，我在征得刘先生同意后，只好将所有信件复印出来，带回苏州慢慢“考证”“破译”。

回家之后的进展要顺利得多。一方面，根据《李泽厚学术年谱》，另一方面，依据李先生的著作尤其是两位合著的《中国美学史》，很多疑难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这样，大约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完成了这批信件的电脑输入，赶紧发给两位老先生。令我惊喜的是，李泽厚先生看到我发去的电子稿之后不久，便也寄来一大包刘纲纪先生给他的信件。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李先生纠正了我“破译”的一些讹错之处，有几处我们俩意见不统一，李先生说“我不可能这么说，这么说也不通”，我说“白纸黑字，您就是这么写的”。再后来，我学会了微信，有几个字是微信拍照发过去请李先生确认的。当然，结果还是人家那位写信的人说得对！

刘纲纪先生的信整理起来很快，这当然得益于刘先生字迹规范，那可是书法家的手笔;而且，写得也很认真。仅从两位先生的通信字迹，倒也部分印证了刘纲纪先生的说法，一位像李白，潇洒奔放;一位像杜甫，恭谨合度。

接下来就是整理编排了，这涉及体例。我最初想法是，你来我往，一一对应，这样阅读起来会更加方便。谁知道，很难！一方面，信件本身不全，有缺漏，更重要的是，双方写信落款一般都是月、日，很少顾及年份，而信封上的邮戳，除少数几封寄自新加坡的可以看得清楚，其他的都模模糊糊。于是，还得根据内容去做些“考证”，确定年份。应该说，这些“考证”工作花费了大量时间，但还是很难保证完全准确。若有讹错，当然责任在我。不过，两位学者围绕《中国美学史》写作交往、交流和磋商的大致线索脉络，已经是十分清楚了。

最后，转达李泽厚先生有关本书的两点说明：一、因在国内外数次搬家，刘致李的信有不少遗失，不全。二、李泽厚为《中国美学史》写的两个后记，作为这本通信集子的附录。

还要予以说明的是，征得李泽厚先生同意，编辑对个别内容作了技术处理，凡删节处都予以说明。刘纲纪先生生前，笔者曾就此和刘先生商量过，他也表示赞成。

感谢浙江古籍出版社应允出版本书，感谢策划编辑夏春锦先生、责任编辑孙科镂先生为此付出的努力。尤其是孙科镂老师，不仅为本书的编排提供了宝贵建议，同时在编校过程中，刨根问底、落水出石，纠正了原稿中的诸多疏漏，其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审慎求精的编审功力，令我十分感佩。这是一份记录《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诞生过程和幕后故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见证两位著名学者为中国美学事业倾心合作的一段学术佳话！唯一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部极具开创性意义的美学巨构没有能够终篇，否则，这本学术通信集会因之而更加丰满厚重。只能说，缺憾也是一种美。美好的事物总难免有遗憾，此事古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