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出版，作为编者，有必要向读者作一些交代。

近十多年来，因为编撰《李泽厚学术年谱》的缘故，我和李泽厚先生的联系是比较多的。见面交流多次，邮件数十封，更多的是电话请教。每次联系，李先生很少主动讲起什么，总是我有所求教，他有选择地做些回答、解释，聊到高兴时，偶尔老先生也会宕开话题，作些与谈话话题有关或无关的发挥。但是，李先生从未主动提起过和刘纲纪先生通信的事。

知道两位先生有过许多通信的事，我是偶尔从《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中看到的。那篇访谈中，刘纲纪先生说：“我现在还保存着在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我的七十多封信，每封信都充满诚挚热烈的友情，文笔也相当好。如果他同意，可以公开发表。作为老朋友，我们相互帮扶，走了一段不短的人生旅程。”访谈是2007年前后的事，而我在网上看到时已是2017年。其时，我正在张罗着修订《李澤厚学术年谱》，四处搜寻资料。这个信息太重要了！我赶紧向李泽厚先生求证。李先生表示：“确有这回事，但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接待你，愿不愿意让你看。”我想，凡事总得试试，碰壁了也无所谓。于是，我求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悦笛研究员，刘悦笛又通过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辗转拿到了刘府的联系电话，这样，我终于和刘纲纪先生建立了电话联系，刘先生也颇为爽快地同意了我择机去武汉看信的请求。

2017年12月初，我来到了位于珞珈山麓的刘先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