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

贾谊在文学史里的地位，南朝的刘勰评价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辞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陆贾除《新语》外，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贾谊实际取代了陆贾“扣其端”的角色，不妨称之为“汉赋初祖”。刘勰的依据是南朝时流传的五卷本贾谊集，他的评价更贴近贾谊在中国文学发展链条中的真实定位。世不可再生刘勰，包括他所处时代的阅读条件和文学史家眼光;但今之把握贾谊的文学史，仍需首先精读领悟传世作品，并结合史传及有关贾谊的（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献积累，做出新的理解、思考和定位。

贾谊是河南洛阳人，司马贞称又名“义”，出生在高祖七年（前200），卒在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得年三十三，依河南孟津贾谊墓碑。有文学史著述将贾谊的生卒年，系在高祖六年至文帝前元十一年（前201—前169），似未确。《史记》本传称怀王堕马死后，贾谊“哭泣岁余”亦卒，据《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说，怀王卒在文帝十一年，则贾谊当卒在十二年。贾谊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洛阳靠近政治中心长安，使他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年十八，即高后吕雉五年（前183），以能诵诗书属文而闻名郡中，遂受到河南守吴公的赏识而召置门下。《史记》称吴公在秦未亡时与李斯同邑，还曾“学事”于李斯，两人应该是兼具同乡之谊的师徒关系。贾谊从游吴公的经历，对他的思想构成和文学创作风格有着很深的影响。贾谊自幼诵习诗书百家，主流是儒家思想，这段经历又使他切身感受到法家思想濡染，重权谋之术，强调经世致用，与儒家的仁义学说相表里。还有记载称贾谊曾师从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而张苍与李斯、韩非皆出自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卿门下，更可印证法家学说的影响。贾谊的政治眼界和见解能够迥出时流，每有诏令议下，“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应该说与这些经历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贾谊通过吴公及张苍，有机会接触到李斯、韩非和荀卿等人的作品，从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讲究说理和气势，重文辞铺陈，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的遗风。刘勰在汉初延续秦代文学传统的脉络里界定贾谊所处的文学史地位，就充分注意到了贾谊的这些经历和影响。刘勰评价汉初的文学创作是“顺流而作”，“流”指的是“秦世不文，颇有杂赋”的文学传统，贾谊在此“流”里又起着“振其绪”的作用，这是很有文学史家眼光的判断。即贾谊继承的是北方文学而非南方楚辞体的文学传统，只能说他又受到了南方屈骚文学创作的影响。不知何故，现有的几种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均未提及刘勰的该判断，而是着眼于贾谊赋创作与楚辞之间的关系，似乎意在表达贾谊承接的是南方的楚辞体文学传统。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称贾谊的《吊屈原赋》，“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而《鵩鸟赋》“可以说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则称“贾谊赋在体制上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称“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该判断最为允当精审，实际注意到了贾谊的创作是南、北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要之，贾谊文学创作的主流是体现秦代即北方的文学传统，从他的作品来看又受到南方楚辞的影响。

吴公被文帝征为廷尉，贾谊也被召为博士，据清人汪中《贾谊年表》在前元元年（前179），时贾谊二十二岁。由此贾谊进入了人生中的第一阶段，意气风发，积极表达个人政治主张，有着强烈的建功立业追求。《过秦论》名篇便创作在这一时期内。《过秦论》分为上、下两篇，两篇称呼嬴政有不同，上篇称“始皇”，下篇称“秦王”，大概并非同时创作。上篇创作在贾谊任博士之后的一两年里，意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概括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篇写得大气磅礴，运用对比烘托的手法，环环相扣，说理透彻，很有战国时期纵横家说辞的遗风。贾谊在创作中有模拟李斯《谏逐客书》的地方，如《谏逐客书》云：“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过秦论》作“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这也是贾谊曾读过李斯作品，并受到李斯犀利透辟、纵横捭阖文风影响的证据。贾谊还不惜违背历史的事实，在篇中做了一些夸张的描写，如“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句，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宋吴枋《宜斋野乘》曰：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的情节是虚构的，《史记》有周慎靓王三年（前318）“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的记载，并非所说的“九国之师”。总之，《过秦论》产生在汉朝走向文景之治的历史进程中，很有蓬勃昂扬的气象，也很能展现贾谊的政治见识和文学才华。

贾谊的锋芒，得到了当权大臣周勃、灌婴等人的诋毁，称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贾谊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不擅长圆融地处理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加上年轻气盛，自视甚高，很容易会受到排挤。文帝也疏远了賈谊，不再采纳贾谊的政治见解，并贬谪他任长沙王太傅。司马贞解释说长沙王是吴芮的玄孙吴产，还不是刘姓诸侯王，可见文帝很是疏远贾谊。贾谊经受不住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由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阶段创作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惜誓》来看有黄老思想，甚至还有求仙问道的消极思想。

大致在文帝二至三年间（前178—前177），贾谊开始赴任长沙王太傅，在经过湘水时创作了《吊屈原赋》。据赋中“侧闻屈原兮”的话，推测贾谊在湘水停留期间听到了当地有关屈原的传闻，甚至还可能读到了屈原的作品。《吊屈原赋》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明确提到屈原的作品，司马迁在《史记》里将本属不同生活时代的贾谊与屈原合传，原因之一就在于该赋是了解屈原人格的重要文学史料。刘勰又将该赋视为吊文的“首出之作”，《文选》也收此篇在“吊文”里。贾谊有感于屈原的身世遭遇和自己贬谪的心境，在赋中以鸾凤、鸱鸮为喻，表现“谄谀得志”“方正倒植”的不公现实。又接着写道“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发出“远浊世而自藏”的感慨，追伤屈原，“因以自谕自恨也”。《汉书》所载的《吊屈原赋》更接近作品原貌，除“兮”字外，全篇大多以四字为一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继承的是荀子《赋篇》体制，也可以看到秦代刻石文辞的影响，说明贾谊传习的是北方（秦代）的文学传统。贾谊受到南方楚辞体的影响，主要就是在句末加上“兮”字，起到舒缓语气的作用。全赋虽然使用了一系列的物象，但意不在描摹物象，铺采摛文，而是重在阐发与世俯仰的人生道理，这也是荀卿、李斯说理文学影响的结果。

文帝六年（前174），担任了长沙王太傅两三年的贾谊，怀才不遇，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一时也没有朝廷要重新征召他的希望。贾谊看到鸮飞入寓舍，南方人又称鸮为“鵩”，《史记集解》引《吴录》云“鵩，黑色，鸣自呼”，是一种不祥之鸟，心情愈发低沉。贾谊是北方人，身处物候“卑湿”的长沙，“自以为寿不得长”，很是伤悼，为了宽解自己而创作了《鵩鸟赋》。赋中云“单阏之岁兮”，《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说认为是“文帝六年岁在丁卯”，汪中《贾谊年表》系在文帝五年。全篇大量袭用《鹖冠子》中的文句，如赋云：“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李善注引《鹖冠子》作“斡流迁徙，固无休息”;赋云：“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李善注引《鹖冠子》作“变化无穷，胡可胜言”;赋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李善注引《鹖冠子》作“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有《鹖冠子》，小注云作者是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此外还有对《庄子》文句的袭用，如赋云：“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庄子·大宗师》作“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赋云：“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大宗师》作“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贾谊心情抑郁，意志消沉，“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使他在创作中多使用道家类著述中的话。赋中述及道、命及福祸、吉凶、阴阳和生死等，也有明显的黄老思想。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推想贾谊的心情处在煎熬之中，《惜誓》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创作的。《惜誓》收在刘向编的《楚辞》里，东汉王逸作章句时已称“《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贾谊创作好模拟化用，《惜誓》也是如此，前半部分即模拟《远游》的情节，后半部分则多袭用《吊屈原赋》句意。如《惜誓》云：“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乃集大皇之壄。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吊屈原赋》作“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惪煇而下之”;又云：“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吊屈原赋》作“横江湖之鳣鱏兮，固将制于蝼蚁”。《惜誓》的作者对《吊屈原赋》的文本很熟悉，应该就是贾谊的作品。《惜誓》透露的思想更为消极，有求仙问道的倾向，“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乔皆在旁”。“登苍天而高举兮”，“驰骛于杳冥之中兮”，又何尝不是期望超离痛苦、纵情无挂碍的精神写照。但最终是清醒的，“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传达出内心的矛盾挣扎。《惜誓》的思想及艺术水准并不高，不过再次印证贾谊的创作技巧，注重模拟，适当予以改写。

文帝七年（前173），文帝因思念贾谊而征之入朝，不久又拜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开始了人生的第三阶段。任太傅期间，文帝“数问以得失”，贾谊也敏锐地察觉到汉朝潜藏的政治危机，以奏疏的形式积极议政献策，很能体现他的政治主张和治世思想。《陈政事疏》即创作在此时期内。由于疏文属政论文，不同于诗赋，文学史并不太重视此类文学体裁。曹丕《典论·论文》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奏疏类的政论文恰符合此类文章的定义，应该在文学史中多给予评价。

《陈政事疏》由班固选自《新书》，贾谊在创作中引经据典，层层说理，善用譬喻，文风跌宕有致，很有说服力。也集中体现了贾谊儒、法兼及的政治思想，如云：“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斧斤也。”贾谊还注意到诸侯王势力过大影响中央集权的问题，实际是提前预感到七国之乱，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这就是后来武帝通过“推恩令”以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举措，贾谊在此时已经提出来，很有政治眼光。贾谊在写作中，也参考了《过秦论》的上篇，个别文句存在模拟改写的痕迹，如《陈政事疏》云：“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讲胡亥不得贤臣辅助，加之秦朝固重刑罚，以至忠言诤臣遭到杀戮，将帝国推向了覆灭。《过秦论》下篇则云：“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虏没矣……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两者有关秦亡的所述文本高度相合，都谈到了秦政暴虐、秦俗严苛和秦主无辅三种现象。特别是“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句，与《陈政事疏》里的“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句文意相同。此外贾谊还创作了《论积贮疏》，收在《汉书·食货志》里，今《新书》所载的有关政事的篇章大概主要创作在这个时期内。

贾谊还有一篇《旱云赋》，收在《古文苑》，赋中写到天旱不雨而徒有云布的情形，存在描写云之形状变化的语句，如“遥望白云之蓬勃兮”“运清浊之澒洞兮，正重沓而并起。嵬隆崇以崔巍兮，时仿佛而有似。屈卷轮而中天兮，象虎惊与龙骇”“或窈窕而四塞兮”等，这段以白云为物象的细致描写，意味着《旱云赋》开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先河，与《吊屈原赋》《鵩鸟赋》重在说理、不重体物有着明显的不同，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汉赋创作。武帝时的东方朔撰有《旱颂》，就是模拟此赋而作，只是改动了个别字词。

文帝十一年，怀王堕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很是伤心，一年后也死去了，一代英才就此殒没，令后世人感慨悲叹。据《汉志》的著录，贾谊的作品主要保存在“贾谊五十八篇”和“赋七篇”里，前者就是后来的《新书》，内容可能有所窜乱，后者则是后世所编贾谊集的主体。这些作品有的是贾谊呈进而保存在秘阁档案里，由秘阁人员整理编定，有的可能是贾谊卒后由秘阁人员就其家抄写的。除了官方保存的这两部分作品外，贾谊之孙贾嘉可能还保存着作品初稿，根据是《汉书》称：“孝武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贾嘉最好学，世其家。”颜师古注“世其家”云：“言继其家业。”贾谊作品在汉代以后的流传，主要是作为子书的《新书》和文学作品的集子《贾谊集》。文学史一般不讲集子编撰及流传的情况，编贾谊集最早应该出现在魏晋之后，现所知有南朝时编的五卷本，含目录一卷在内。该本正文四卷不可能只是《汉志》著录的赋七篇，应该还包括了《新书》内的某些篇章，如《过秦论》等。唐代至北宋流传的是两卷本，南宋以来未见有单独的集本之编，而是将贾谊的赋作和《新书》编在一起，如《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十一卷本《贾子》，首篇是《过秦论》，末篇是《吊湘赋》（即《吊屈原赋》）。明代乔缙和贾谊是同乡，寄托遥祭乡先贤之意，故而刊刻了十卷本《贾长沙集》，实际正文十卷是《新书》，贾谊的作品保存在了卷首的《洛阳贾生传》里，即《吊屈原赋》《鵩鸟赋》《论积贮疏》《论时政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过秦论》和《惜誓》共八篇。此后张燮编刻《七十二家集》本《贾长沙集》三卷，是现存第一种独立于《新书》之外的贾谊作品集。该集收贾谊文共十二篇，其中赋体四篇即《吊屈原赋》《旱云赋》《簴赋》《鵩鸟赋》，骚体一篇即《惜誓》，疏体六篇即《论时政疏》《论积贮疏》《上都输疏》《谏铸钱疏》《请封建子弟疏》和《谏立淮南诸子疏》，论一篇即《过秦论》，是阅读及研究贾谊作品的依据性版本。明清时期刊刻的贾谊作品集，还有《新书》，其中所附的序跋，还有注释评点等，是理解贾谊和贾谊作品的重要文学资料。

贾谊在《陈政事疏》里说：“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如果要来重新写贾谊的文学史，不知这样的写法是否能够得文学史的“大体”？遥想两千多年前的贾谊，他的政治追求、人生起伏和苦惱悲戚，以作品穿透时空，屹立在一代代人的面前。司马迁、班固以正史传记的形式，镌刻贾谊，定格历史;贾谊作品的保存、编定和抄刻者，前赴后继，使斯文不灭。自从产生文学史这种著述以来，言汉代文学史必称贾谊，其魅力值得在文学史里不断书写。拙作倘能够在既有的文学史著述之外，切实提供一点新的理解和参考，如此于贾谊既有功焉，亦己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