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概述

2021-11-27龚敏芳

武夷学院学报 2021年8期

龚敏芳，陈平

（1.武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武夷山 354300）

武夷山摩崖石刻上起东晋，下至民国，纵跨一千五百多年，现存四百多方，近四万字，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夷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重要文化景观。本文全面梳理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作者概况、内容体裁，介绍摩崖石刻为古籍文献所收录的情况，分析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研究成果，提出武夷山摩崖石刻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更好地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武夷山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

一、武夷山摩崖石刻现存概况

据武夷山地方志编委会《武夷山摩崖石刻》（2007年）的统计，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438方。[1]这些摩崖石刻时间悠久、分布广泛、内容丰富。

（一）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

1.时间分布

武夷山现存摩崖石刻始于宋代，明清两代数量最多。（见表1）

表1 武夷山摩崖石刻时代分布Tab.1 Age distribu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2.空间分布

武夷山的摩崖石刻覆盖了武夷山景区及周边地区，主要集中在九曲溪景区、云窝——天游景区、武夷宫——大王峰景区和一线天——虎啸岩景区。呈现出分散与集中相统一的特点。分散指的是石刻分布面积之广，遍布于武夷山景区各景点；集中则见石刻分布地点之妙，即凸显出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点和主要线路，特别是以美景著称的九曲溪景区和云窝天游景区。（见表2）

表2 武夷山摩崖石刻空间分布Tab.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二）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概况

作者是摩崖石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制约石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在武夷山438方摩崖石刻中，除去风化磨损以及作者重复的石刻，共有230位作者。这些作者的籍贯地分布特点是以福建为中心，将其影响力辐射到邻近的省份，另外，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两地也有游客前来刻石。（见表3）作者的身份则主要有在职官员、罢辞官员、讲学者、隐居者、文人、僧道等。（见表4）

表3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来源Tab.3 Author home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表4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身份Tab.4 Authorship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三）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体裁内容

摩崖石刻是一种多元性文化，可按照多个标准进行分类。其中体裁和内容是两种最常用的分类标准。笔者以武夷山市地方志编委会的《武夷山摩崖石刻》为依据，将武夷山现存的438方摩崖石刻分类：若按照石刻体裁标准，可分为题字、题诗、题词、题记四类；（见表5）若按照石刻内容标准，则可分为赞景、景名、纪游、纪事、抒怀等类。（见表6）不管以哪种标准分类，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类型都很丰富。

表5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体裁类型Tab.5 Type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表6 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内容分类Tab.6 Content classification of Wuyishan cliff carving

（四）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丰富内涵

武夷山摩崖石刻内涵丰富，“几乎涉及了武夷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武夷山的图腾文化、山水文化、茶文化、理学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书院文化、帝王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等。”[2]本文仅举几例说明。

1.朱子理学

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朱子从14岁到武夷山直到71岁去逝，在武夷山从学、著书立说、办学授徒，生活达五十余年。朱子理学在这里孕育、形成、传播、发展，使武夷山成为理学名山。

在武夷山研究或参访朱子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比如武夷精舍、五夫的紫阳楼及其门前相传朱子手植的大樟树、朱子走过的小巷等，但其中能称得上活化石的，应该是朱子留在武夷山间的摩崖石刻。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大量反映朱子理学的石刻，遍布于碧水丹山之间。这些摩崖石刻以生动、直观、形象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朱子理学的博大精深，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朱子理学的遗迹，是我们研究朱子理学的活化石，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开发前景。

2.名人轶事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所记人物数量庞大，一是石刻的作者，二是石刻内容所涉及的人。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作者有二百三十多位，石刻内容中的人名数量更多，有纪功、记事石刻中的人名，也有纪游石刻中的同游人名，还有刻工人名等。例如位于六曲溪南响声岩的朱子题刻“何叔京、朱仲晦、连嵩卿、蔡季通、徐文臣、吕伯共、潘叔昌、范伯崇、张元善，淳熙乙未五月廿一日”，涉及9个人名。

武夷山摩崖石刻人物的年代时间跨度长，上起东晋，下至民国；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身份包括文武官员、诗人学者、高僧处士等。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故事，他们如何与武夷山结下因缘，也是一段故事。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物及其身上的故事，是武夷山摩崖石刻丰富内涵的重要体现。

3.历史资料

史书是人们了解历史原貌的主要来源之一，但书中所记载的史实也存在着不完整的情况，因为史书在编撰的过程中，出于体例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某些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载而不详，甚至缺而不载。摩崖石刻作为镌刻在天然石壁上的史书，其重要之处不仅在于它是题刻者即兴有感的创作，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所思所行，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还在于它涉及了各方面的内容，大到记录家喻户晓的重大历史，小到讲述了默默无闻的文人生平。

武夷山每一方摩崖石刻也都记录着一段历史，涉及了武夷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武夷山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人物、宗教等，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有的在相关史书中已有记载，是史书珍贵的佐证资料；有的则是史书中没有记载的，是史书的重要补充。

4.茶叶文化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是对武夷山茶文化最精辟的概括。武夷山茶历史悠久，唐宋的建安北苑茶文化是文人学者的高雅追求，宋朝的范仲淹曾写诗赞道：“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武夷山茶文化更是远播海外。

文化是武夷山茶的灵魂，而武夷山摩崖石刻内容则大量涉及武夷山茶文化，这些摩崖石刻是研究武夷山茶生产、发展等茶文化的珍贵资料。

5.传说典故

武夷山是三教名山，自秦汉以来，就为羽流禅家栖息之地，更是儒家学者倡道讲学之所。因此武夷山的大多数摩崖石刻都有各自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的类型很丰富，有因历代与武夷山有关的高人雅士、文臣武将、羽流禅家而产生的人物传说（包括神仙传说、文人传说、政治人物传说等）和历史事件传说；有因武夷山独特自然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大量风物传说（包括动植物、习俗、物产传说等）。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塑造了许多典型的物象和意象，它们共同讲述着武夷山的历史，传承着武夷山的文化命脉。

6.文学作品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的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涉及诗、词、赋、散文，其中绝大部分是题诗类作品，达95首。这些题诗石刻的内容主要是赞颂武夷山美丽景色和抒发作者的情怀。从体裁上看，大都属于近体诗，以七言绝句和七言律诗居多。

武夷山摩崖石刻诗歌中最著名的当属朱子的《九曲棹歌》。淳熙十一年，朱子于武夷山创作了《九曲棹歌》十首，之后这组诗便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关注。自南宋至清代共有30位文人对朱子的《九曲棹歌》进行了唱和、仿作，多达300首。《九曲棹歌》还于13世纪传入朝鲜，影响朝鲜数百年，乃至形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九曲文化。

二、武夷山摩崖石刻文献资料概况

武夷山摩崖石刻为历代相关文献所重视并收录，这些文献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包括武夷山历代方志、金石类书、诗文类、风土笔记、石刻作者的文集等古籍文献。虽然收录比较零散，但若全面收集，则数量庞大，是研究武夷山摩崖石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一）方志类史料

1.武夷山志

武夷山秀丽独特的风光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为之驻足，并留下大量的诗赋文章。因此，从宋代开始就不断有明贤为武夷山作志。《四库全书提要·武夷山九曲志》记载：“宋刘道元初为作志……”[3]后明清两代，作武夷山志者更是大有人在。兹举例介绍之。

（1）徐表然《武夷志略》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成书，是现存较早，保存较为完好的关于武夷山的方志之一，作者明代徐表然，字德望，崇安人。《武夷志略·序》：“（徐表然）生寓山中最久，得山水最真，自谱自画神与山会笔共水流，武夷真艳千态古不磨耳。”[4]因而做《武夷志略》，分为行集、忠集、文集、信集四集。该志书为《四库全书·史部》所收录：“嘉靖中尝结漱艺山房於武夷第三曲，因撰次是书，分为四集。绘山之全图，及武夷宫左各景，宫右九曲诸胜，悉以题咏附於后。凡名胜、古迹，皆分附於《山川》。较他地志尤便省览，此变例之可取者。至於《寓贤》及《仙真》之类，人绘一图，则不免近儿戏矣。其名《志略》者，谓兹山已有全志也。”[5]

《武夷志略》描绘九曲的全景图，以及武夷宫周边景胜，每卷都附上游者的诗文和名胜古迹，共收入武夷山摩崖石刻35方。

（2）衷仲儒《武夷山志》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修撰而成，作者明末衷仲儒，崇安人（现福建省武夷山市）。“字穉生，崇安人。洪武初，荐授平远县知县。其书凡十一篇，首《名胜》，次《云构》，次《题刻》，次《仙真》，次《羽流》，次《存疑》，次《物产》，次《游寓》，次《祀典》，次《掞藻》，次《馀韵》。末一卷为《词订》，则诗文之续得者也。体例庞杂，殊不足观。《掞藻》一篇，几及全书之半，尤乖裁制也。”[5]

衷仲儒《武夷山志》全书十一卷，详细记录武夷山名胜、题刻等，其中收录了武夷山摩崖石刻42方。

（3）王复礼《武夷九曲志》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成书，作者为清代王复礼，浙江人，字需人，号草堂。清康熙、雍正年间寄居崇安，在武夷山大王峰下筑武夷山庄，撰《武夷九曲志》。《四库全书提要·武夷九曲志》：“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南三十里，其溪九曲。……是书成於康熙五十七年，前卷既以诗文分入《山水》，而后卷又列《艺文》一门，体例颇杂。又附录己作，连篇累牍，是竟以山经为家集矣。”[3]

王复礼《武夷九曲志》全书详细讲述了三十六峰说、九曲溪说、各曲图说等，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甚多，共有111方。

（4）董天工《武夷山志》

董天工（1703-1771年），字村六，号典斋，清学者，武夷山曹墩人，雍正元年拔贡生。董天工自幼生长在武夷山中，性爱山水，工于诗文，68岁因病卒于武夷山，墓葬于幔亭峰下今“大王阁”后山。董天工在山东观城任知县时，因其母去世，弃官返回武夷山守孝，为静心养性，居住在他的父亲构筑于武夷山九曲溪畔的留云书屋内，因深爱故乡的山水草木，他遍览武夷山水，收集旧志诗文，终于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完成了《武夷山志》全书的编写。该志书将明代衷仲儒、徐表然和清代王梓、王复礼修撰的四种版本的《武夷山志》进行考证、订正，重修《武夷山志》，集历代《武夷山志》之大成，是目前保存最完整、记述最全面的一部武夷山志。

董天工《武夷山志》详细记录了武夷的山水、形胜，介绍了历代到过武夷山的诸多名臣、隐士，以及山中的古迹、物产等。该书在目前可见志书中是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数量最多的，有161方。

2.其它方志

（1）《崇安县新志》

刘超然修、郑丰稔所撰，成书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全书分为三十一卷，记录了崇安县的山川地理、政治制度等内容。该志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30方。

（2）《福建通志》

清代最后一部省志，陈寿祺总撰，于同治十年（1871年）刊印成籍。全书共两百七十八卷，叙述了福建的山川地理、水利、古迹、田赋、物产、风俗等，根据府地划分，内容丰富、分类明确。该志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36方。

（二）金石类史料

为防止金石文字年久失传、金石铭刻因自然风化等侵蚀损坏，产生了记录金石文字的金石著作录文。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录原序》说：“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尔。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两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奕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6]武夷山不少摩崖石刻也为各种金石类古籍所收录。

1.《闽中金石志》

《闽中金石志》十四卷六册，嘉兴冯登府辑，是福建省出土或遗存的钟鼎、碑石刻文的专志。卷一至卷十三，按各朝代的金石文字先后编排，卷十四为“旧刻本未详年代、姓氏、以地分系”[7]的金石文字。该志共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43方。

2.《闽中金石略》

《闽中金石略》十五卷八册，考证五卷二册，内多摹刻文字及金石器图，是陈棨仁（1837—1903年）倾注毕生心血之力作。陈棨仁经历二十余年，行遍八闽名山胜迹，访拓唐、宋、元碑刻，收录自古至元代福建境内的碑铭崖刻，并著录清末保存在福建的钟鼎、牺尊、镜脰、印信等商、周、秦、汉古物，皆募其形状，附以考订，记述赅博，为福建金石学权威著作。该书共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50方。

3.《福建金石志》

《福建金石志》三十卷，为民国期间福建通纪局编撰，该书援引并考证相关旧志所记录的金石文字，“冯登府《闽中金石志》，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叶大庄《闽中金石记》《金石存目考证》多可采，今引诸书……”[8]。《福建金石志》共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36方。

这些金石类史料又汇编于《石刻史料新编》，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印行的金石类古籍汇编，共有三辑，每辑收入一般类、地方类、目录题跋类的金石古籍，共有90册，1017种金石古籍，数量庞大，对于研究金石有着极大的帮助。

（三）诗文作品类史料

武夷山摩崖石刻中有不少是文人的诗赋文章，这些石刻作品又往往为该作者的作品集所收录。这类文献资料数量不少，但很分散，只能从摩崖石刻的作者入手，一一查找。例如：

《九曲棹歌》是南宋理学家朱子携友人同游九曲溪时所作的七排诗，共10首，据民国《福建通志》记载，原全部镌刻于九曲溪各曲岩壁，至今只存一曲、二曲、四曲、五曲、六曲、八曲6方石刻。[9]《九曲棹歌》十首也见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其中文字与石刻文字有不少差异。[10]

三、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现状

近二十年来，学者在武夷山摩崖石刻的收集、保护以及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收集、整理与保护研究

武夷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武夷山摩崖石刻》（2006）全面收集武夷山摩崖石刻，测量、记录、拍照，介绍了它们的作者、所处地点、题刻时间、题刻类别和大意等基本信息，工程甚巨，贡献尤大；汤众等《武夷山摩崖石刻现状实录技术研究》（2010）对武夷山摩崖石刻现状实录技术及描绘材料技术、历史描字材料类型及其颜色进行研究，其科学保护贡献不小；胡静等《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摩崖石刻时空分布特征研究》（2014）介绍了武夷山景区内摩崖石刻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提出关于如何保护摩崖石刻的建议。

（二）思想内容、文化艺术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朱平安《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武夷文化研究》（2008）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武夷山摩崖石刻所蕴含的山水文化、茶文化、道教文化、理学文化、神话传说等；陆永健等《武夷山书法大观》（2008）在按朝代介绍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基础上，以较为典型的石刻为例分析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孙迎春等《写意武夷人文自然体到和谐生态美》（2009）研究了武夷山摩崖石刻所蕴含的人文自然和谐生态美学思想；梁继武等的《摩崖荟萃》（1993）选取了100方武夷山摩崖石刻，介绍它们的基本信息并注释其中的部分词语。

也有不少论文探讨摩崖石刻内容：黄胜科《朱子与武夷山摩崖石刻》（2005）分析了朱子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特点及历史贡献，邹全荣《陈省与武夷山摩崖石刻》（2007）探讨了隐者的修身养心与隐逸情结在石刻中的体现，郭伟峰等《基于生态视角的道教文化旅游：以武夷山胡麻涧摩崖石刻群为例》（2011）分析了道教摩崖文化与宗教旅游的教化功能，黄丽娟《从武夷山摩崖石刻看明代旅游现象及其特征》（2014）从石刻看明代旅游现象及其特征，巩志等《武夷山摩崖石刻上的官府茶禁事》（1999）、黄贤庚《武夷摩崖石刻中的岩茶佳话》（2001）均研究石刻所记载的武夷山茶叶种植发展情况，黄培兴《武夷山历代摩崖题刻中的生态保护意识》（2016）分析了石刻所体现的古人的生态文明意识，陈平、方磊《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研究》（2019）分析武夷山摩崖石刻传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蕴含的社会风俗、自然观，陈平、洪婉艺《论九曲溪摩崖石刻的补史价值：补官员政务资料》（2019）考证了武夷山九曲溪一线摩崖石刻对古代福建任职官员政务活动的补充价值。

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在收集、保护和文化解读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对石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在内容上只涉及文化方面，对现有石刻的作者、传说、异文、脱落、讹误、佚文等都几乎没研究；在对象上主要以景区现存石刻为主，《武夷山志》中所记石刻文略有提及，但对金石类书、文学作品集等其它古籍所记石刻文的收集未见；视角上多从文化、艺术角度研究，但取语言、文献、史料角度者少，且不够深入。

四、武夷山摩崖石刻研究展望

针对以上所述武夷山摩崖石刻的存在状况以及学界的研究现状，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武夷山摩崖石刻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武夷山摩崖石刻辑佚

因为岩石磨损风化或地理环境变化等原因，造成武夷山部分摩崖石刻亡佚，或者某些石刻的部分文字磨损、亡佚。好在历代武夷山方志、金石类书、诗文类、风土笔记、石刻作者的文集等古籍中往往都有或多或少地收录武夷山摩崖石刻，可全面收集、比较、考证之，以尽可能弥补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磨损残缺文字以及遗失的石刻。

（二）武夷山摩崖石刻异文辨析

武夷山景区石刻文字与文献石刻文字之间存在大量的异文，需要全面收集、整理、辨析，勘正讹误，写出校勘记；辨清石刻异文的致异原因、形式类型以及异对应字词之间关系等各方面情况。

（三）武夷山摩崖石刻考释

武夷山摩崖石刻内涵丰富却语言简洁，比如人名，武夷山摩崖石刻所记人名数量很多，然而石刻上往往只有人的名字，人物信息很少或完全没有；又比如文字，武夷山摩崖石刻误刻的文字不少，有字形上的讹误，也有文字的增衍、脱漏现象；还有传说，武夷山的大多数摩崖石刻都有各自的传说故事，或在当地民间口耳相传，或散见于相关古籍文献中。因此需要从文字、词汇、典故、人名、传说、史事、背景等方面对武夷山摩崖石刻文字做全面的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