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冰

（河南工程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莫言小说在成功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莫言小说不同语言的译本也受到了文学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葛浩文的英译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最大。本文运用皮埃尔·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考察莫言小说英译所处的文学场域，以及翻译实践在文学场域中推动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作用，以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

布尔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其理论体系的构成可以简述为三部分：场域、惯习和资本。布尔迪厄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场域”界定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这就使其与传统的社会学在研究对象的层面上有所区别。在他看来，所谓的“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整个社会是由一系列场域组成的，这些场域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系的。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单纯的个体，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社会。

布尔迪厄在运用社会学理论审视文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创立文学场域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不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从新闻传播的层面上解读文学问题，从史学角度审视文学问题，他的文学场域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文学作品价值的生产者不仅仅是作者本身，它的价值体现主要依靠作为信仰空间的文学场域对文学生产者的影响程度和认可程度。［1］作者的创作活动赋予了文学作品一定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的体现却依赖于一定的场域——信仰空间。信仰空间是一个复杂的构成：一是构成信仰空间组成的复杂，二是这些构成信仰空间的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因此，为了充分揭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场域”这一网络式的构成中，各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都是我们分析其文学场域的重要内容。

二、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

（一）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

对于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版本，之所以我们运用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审视，其理由如下：首先，译者系统地翻译了莫言的诸多小说作品，如自传体小说《变》以及《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酒国》《檀香刑》等十余部小说。在大量的翻译实践里，译者精准地把握了莫言小说创作的精髓。其次，葛浩文英译的莫言小说成为翻译界探讨的重点。在翻译界的学术研究中，葛浩文英译本已经成为探讨研究翻译问题的典范。再次，葛浩文“结合语义、语境及读者审美体验等因素，运用文化意象阐释法、明示法及置换法等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再现源语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达到文化传真的效果。”［2］民俗文化和习语的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为了使国外的读者能够理解小说中特有的文化内涵，葛浩文运用以文章意象阐释法为核心的多种方法对其进行了个性化的处理。从翻译方法的角度讲，多种翻译方法的运用也是构建一个新文学场域的手段。

（二）英译中文学场域的构建

葛浩文翻译的众多中国当代小说中，《红高粱家族》是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英文版在国外大受欢迎，不但使其成了莫言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了其海外作品的标杆。从某种程度上看，翻译是对小说的再创作。因而，这样的再创作行为同样可以接受文学场域理论的指导。正如上述所言，文学场域是一个“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其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在小说的传播过程中，文学场域这个网络可以理解为：一是以原小说文本为存在核心的网络；另一是以翻译后的小说文本为核心的文学场域。这两个文学场域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之间的联系由翻译者构建；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因翻译者与原文作者及译文读者之间的差异构成。因而，探讨文学场域问题，既能拓展我们对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的理解，又能引导我们反思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三、布尔迪厄文学场域视角下的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

（一）文学场域的构建

文学场域的构建是小说英译的关键。首先，加注释是最常见的构建新文学场域的方法。例如，《酒国》英译本中葛浩文对于“白匪”的注释是：Kuomingtang，white bandits［3］.有研究者对此这样评价：“用加注的方式翻译了原义，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又忠实于原义的描写。”［4］在这里，“加注”就是一种构建新文学场域的方式。因为面对英语读者而言，他们或许能够理解“匪”的含义，但当它被“白”所修饰之后，他们就很难理解“白匪”的确切含义。但是这样的词语又不能不出现在译文里，所以加注。翻译的方法有许多，但并非所有的方法都是构建文学场域的方式。“增”的翻译方法是一种典型的构建文学场域的方法。就如上边这则案例而言，加注就是如此。与此相同，还可以在原文添加语词，也可以起到加注的作用。

其次，形式的保留也是构建新文学场域的一种方法。因为语言上的差异，中国的章回小说翻译是一个难点。于是葛浩文采取了保留小说形式的方法来努力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场域。《生死疲劳》原文中的标题形式均为对偶句，在翻译时，译者不仅注意了信息的转述，而且保留了原文中对偶句的形式。以第四十三章的标题为例：“黄合作烙饼泄愤怒 狗小四饮酒抒惆怅”。葛浩文的译文为：Angered，Huang Hezuo Bakes Flat Bread Drunk，Dog Four Displays Melancholy.［5］英语中没有这样的对偶句式，而译者保留原著中的对偶形式的文体，不仅是内容上的传递，也是一种特有文化形式的传递。因此，从单纯的一次翻译而言，这样的形式保留是构建新文学场域的实践；从长远的翻译过程来讲，这样的形式保留式的翻译也是通过文化的传播，再构新文学场域的过程，因为阅读这一文本后，读者再见到类似翻译的时候，就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了。

再次，直译相结合也是在传播中构建新文学场域的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方式。直译不仅保留了中国文化的语言特点，而且可以依赖传播语境实现构建新文学场域的目的。在对《檀香刑》中“爹”与“公爹”进行英译时，葛浩文没有按照惯例将其翻译成“father”（父亲）和“father-in-law”（岳父），而是创新性地音译成了“dieh”和“gongdieh”［6］。这种翻译手法除了反映原文的语言特点外，译者还把本民族的文化传递给不同文化的读者，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在翻译“中国工农红军”时，葛浩文采取了直译的方式：China’s peasants，workers，and soldiers。通过对“红军”组成成分的逐一翻译，英语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知晓“红军”的性质。换而言之，这种对“红军”组成成分的逐一说明，其实质就是在从不同的层面构建一个新的“网络”：一是构建与“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名词相联系的网络；二是构建与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网络。前者是显性网络，后者是隐性网络，两个不同网络的整合则是读者明确小说文本内涵的具体过程。

（二）文学场域的影响

翻译中文学场域构建的影响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总结：首先，从翻译的角度讲，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场域可以拓展翻译作品的影响。因为，在这样的新场域里，读者更容易理解原著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其次，从文化传播的层面上分析，依赖翻译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场域，它的影响是长远的。从暂时的角度讲，新文学场域的构建是译文读者理解本篇小说的关键，从长远的层面上说，任何一次翻译中的新文学场域的构建都为下一次文化传播中的场域构建奠定了客观的基础。再次，翻译与文化交流的整合。在翻译中构建新文学场域，其实质是为文化交流做准备。在许多小说作品里，相同意义上的语词均会有重复出现的机会。例如上边提到的如“白匪”“中国工农红军”等中国特有词语的翻译，它们不仅出现在莫言的小说里，也可能出现在其他作者的创作中。当译文的读者从莫言的小说理解到“白匪”这样的词语之后，他们再一次在其他作品里遇到同样的词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也就是说，虽然这里探讨的对象是莫言小说的翻译，但这种新文学场域给予文化交流的影响却不仅限于如此。

（三）构建文学场域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构建一个新文学的场域是翻译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为了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场域，翻译者需要通过多种翻译方法的综合运用来实践。其次，在翻译中构建一个新的文学场域要有长远的意识。一次翻译中构建的文学场域可能会成为日后其他翻译所需要构建场域的基础。因此，翻译中的新文学场域需要不同的翻译者共同努力，需要在文化的交流中去构建。而且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新场域的构建也会不断地更新。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构建文学场域的实质就是组建一个不同文化之间的网络，然后运用这样的网络去实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为此，结合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实践对此进行了审视与说明，并希望这样的抛砖引玉之举，引起更多文学翻译者对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的关注，在文学场域中从跨文化对话的角度关注多元文化的研究，从而使中国文学在成为世界文学阅读和流通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