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丹

(河南省图书馆 古籍部，河南 郑州 450052)

近年来，宋荦及其《西陂类稿》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西陂类稿》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万华：《〈西陂类稿〉版本源流考》，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77—180页。。《西陂类稿》的版本较多，不同版本的内容不尽相同，有些版本的内容还差别很大，给读者的阅读和利用带来不便，因而有必要对其版本情况进行一次学术梳理。

宋荦，河南商丘人，清代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和书画鉴赏家，生于崇祯七年(1634)，卒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官至吏部尚书。《西陂类稿》是其著述总集，系宋荦晚年整理汇编而成。关于宋荦汇编《西陂类稿》的情形，陈廷敬在该书序言中说：“吾友商丘先生所为咏歌风雅之文曰某稿某集者，数之凡三十有四，而书、奏、序、记、辞、令之文称是焉。于是综其条贯，列其叙位，次其时月，别其游处，胪其向所名者，汇为全编，名《西陂类稿》。”[1]此书有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宋至等增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三贤政书本、清抄本、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和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

《西陂类稿》的祖本是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全书共五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二十二诗文，卷二十三词，卷二十四序，卷二十五和卷二十六记，卷二十七杂著，卷二十八题跋，卷二十九尺牍，卷三十和卷三十一行述、墓志和祭文，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七奏疏，卷三十八和卷三十九公移，卷四十《迎銮日纪》，卷四十一《迎銮二纪》，卷四十二《迎銮三纪》，卷四十三和卷四十四《筠廊偶笔》，卷四十五和卷四十六《筠廊二笔》，卷四十七至卷五十《漫堂年谱》，卷首有序二十五篇(包括陈廷敬的总序和王铎等人撰写的“旧刻诗词及新编文稿各序”)，《漫堂年谱》记事截至康熙五十年(1711)五月十八日。此本版式为半页十行十九字，白口，单黑鱼尾。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是由毛扆、宋怀金、高岑校梓的，又称为康熙五十年(1711)毛扆等刻本。此本国家图书馆有藏。

《西陂类稿》宋至等增刻本也是五十卷，除了保留祖本的内容外，卷二十五增《祝圣恭纪》《重建三报祠碑记》，卷二十八增《跋宋儒遗墨卷》，卷三十一增《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卷五十《漫堂年谱四》的记事延长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二十一日。此版本国家图书馆和河南省图书馆均有藏。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宋至等增刻本卷末附有宋荦的《行述》《墓志铭》《墓表》，而河南省图书馆所藏宋至等增刻本卷末没有上述三篇内容。河南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宋至等增刻本的版式相同，均为半页十行十九字，白口，单黑鱼尾。关于宋至等增刻本所增内容，刘万华在《〈西陂类稿〉版本源流考》中说，宋荦生平最后两年所作《乐春园诗》十五首“附刻入卷二十一”[2]。河南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宋至等增刻本的目录中卷二十一确有新增十五首《乐春园诗》诗目，但卷二十一的正文中未见这些诗的内容。以宋至等增刻本为底本的清抄本、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和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的目录和卷二十一的正文，均与宋至等增刻本相同，都是目录中有十五首《乐春园诗》，而正文则缺这些诗。

宋至等增刻本卷五十《漫堂年谱四》中关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初四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十八日的内容，为宋荦在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刻成之后续订。此卷卷末宋至等人的按语，记载了宋荦从病到葬的经过及宋荦临终遗疏的情况。虽然宋至等增刻本没有具体刻成时间，但宋至等人的按语记载：“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谕祭于西陂赐茔。”[3]因此，此本增刻完成的时间应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后。另外，和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相比，宋至等增刻本还增加了一些避讳字，如：卷四十五“邓君胤不事边幅”[4]中的“胤”字，在宋至等增刻本中被挖改末笔。据统计，此本各卷中所有的“胤”字，都采用了避讳字。考虑到宋荦的儿子宋至卒于雍正三年(1725)[5]，可以推断宋至等增刻本当成书于雍正(1723—1735)初年。宋至等增刻本和初刻本相比由于内容有所增加，成为后世翻刻、抄录的底本。宋至等增刻本的版式、行款都与初刻本相同，除增刻内容外，刷印所用的版片仍为康熙五十年宋氏精刻本之版片，但此时版片多有磨损漫漶，故宋至等增刻本字迹模糊之处很多。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西陂类稿》是根据宋至等增刻本抄录而成的，但都只有三十九卷，均未收录《迎銮日纪》《迎銮二纪》《迎銮三纪》《筠廊偶笔》《筠廊二笔》《漫堂年谱》，且卷首均未收录“旧刻诗词及新编文稿各序”，卷八均未收录《李卓吾墓》，卷十一均未收录《偶读松圆诗集题卷末》，卷十八均未收录朱彝尊、孙致弥、吴暻、朱书、汪倓、吴廷桢、何焯、卢轩、吴士玉、李必恒的诗评，卷二十五均未收录《睿书恭纪》,卷二十一均增《乐春园诗》十五首。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的区别也十分明显。不少诗文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收录了，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没有收录。比如，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卷一有《送郭卧侯给谏还白门》，卷六有《三贤咏》，卷八有《寄悔人》《秋日戏为迭韵》《题王翚画》《题董文敏仙岩图》《遥送曹实庵之官新安十首》《秋日过南溪寺恭步先文康原韵》《题王黄湄都谏过岭集即用集中惶恐滩寄悔人韵》《雪园感旧诗》《新秋雨后悔人书来将偕诸公为河曲精舍之游赋此奉迟用儿至七夕后一日同悔人京邸小饮以立秋日为韵三首》及其《附原诗三首》，卷十一有《奉怀徐俟斋先生时得先生画芝兰图》《题李长蘅苍岩古木二首》《数月来闻汪钝翁王勤中恽正叔刘山蔚相继谢世洒泪赋此》《漫嗟再用西厓韵》《赠罗饭牛》《喜钱介维见过》《读鹅池生集》，卷十七有智朴的《次韵奉酬》《观桃花扇传奇漫题六绝句侯朝宗李姬事》，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未收录。另外，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西陂类稿》卷十一《秋日示介维》收录四首诗，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只收录三首诗。看来保存于内廷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显比保存于承德避暑山庄、远离宫廷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删掉的内容多。尽管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西陂类稿》收录的内容总体上明显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多，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陈廷敬所作总序和卷二十四《三家文钞序》，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并未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属于内廷保存本，全书由同一人抄录，且抄录水平较高，错误较少；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各卷由不同的人抄录，抄录水平参差不齐，因而有的卷错误较少，有的卷错误很多。

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西陂类稿》的版式是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单黑鱼尾，四周双边。此本内封上印有“光绪戊寅冬月重印”等字样，卷末有吴元炳的跋文。关于此本校印的经过，据吴元炳记载：“光绪三年，元炳感乡贤之谊并《西陂类稿》世少流传，有校印此书之念。然所得之本多漫漶阙略之处，因嘱傅怀祖、刘履芬补其阙略。后得孙懋宗所藏善本，因以活字铅板刷印。”[6]此铅印本以宋至等增刻本为底本，两者的卷数、篇目、内容相同，但吴元炳在重印《西陂类稿》时没有与祖本参校，因而宋至等增刻本的缺点在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中几乎原样保留。此本国家图书馆有藏。

三贤政书本实际上是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的节略本，卷首有陈廷敬的序，全书共三卷，卷一奏疏，卷二公移，卷三《漫堂年谱》。其中卷一的奏疏一、奏疏二、奏疏三、奏疏四、奏疏五、奏疏六分别与其他版本卷三十二到卷三十七的六卷奏疏内容相同，卷二的公移一、公移二分别与其他版本卷三十八、卷三十九的两卷公移内容相同，卷三的《漫堂年谱一》《漫堂年谱二》《漫堂年谱三》《漫堂年谱四》分别与宋至等增刻本、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清抄本、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和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卷四十七到卷五十的四卷《漫堂年谱》内容相同。此本河南大学图书馆有藏。其版式为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单黑鱼尾，四周双边。三贤政书本亦系吴元炳所辑，与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出版时间接近、版式相同，宋体为方块字，版面文字疏落、松散，外观不如刻本精美。

河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五十卷。其版式是半页十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此本除卷三十一没有收录《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外，其文句、条目、板式等与宋至等增刻本的重合度较高，因而该抄本应是以宋至等增刻本为底本。该抄本附有另纸浮签，浮签上有一枚阳文“昚思”钤章和手书“似斋”二字，“昚思”疑为闲章，“似斋”为抄主或藏主的室号。书中字体不一，应为众手所抄。此本多数卷的字体为舒展圆秀的软体字，整体抄录风格和清早期刻本的文字风格相符。河南省图书馆将其著录为清抄本，全国古籍普查平台将其著录为雍正年间(1723—1735)抄本。但通观全书，该抄本在照录宋至等增刻本讳字“玄”“胤”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弘”“曆”两个讳字，但避讳并不严格，时讳时不讳。另，此本对乾隆皇帝以下诸帝名字并不避讳。据此推测清抄本的抄写时间应该在宋至等增刻本成书后，下限是乾隆年间(1736—1795)，为雍正至乾隆年间(1723—1795)抄本。由于抄录者眼讹手误，该抄本出现了诸多倒讹衍脱的现象，整体错误较多，对文献的准确性有一定影响。

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的版式也是半页十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此本全书也是五十卷，序、目录和各卷正文内容与宋至等增刻本完全一致，因而该书底本亦为宋至等增刻本。此抄本卷三十一收录了《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这是它和河南省图书馆藏清抄本的一个重要区别。另外，通观此本全书，其文字不是典型的清代风格，书写稍显拙劣，认真有余而美观不足，亦未见有清代避讳字，故暂称为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其抄录年代有待方家考证。

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西陂类稿》五十卷，补遗一卷，卷末有宋明善的跋，是足本。其底本是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但刊刻质量不及底本。此本将四库全书本《西陂类稿》卷二十一所增十五首《乐春园诗》和宋至等增刻本所增四篇古文汇为一卷，勒为《补遗》。之所以说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的底本是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依据有三：其一，宋明善在该本卷后《重刻西陂类稿跋》中说，“求得原版初印”[7]，据以重刻。其二，宋至等增刻本因版片的漫漶造成的脱字、讹字，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都变为正字。其三，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不仅卷首二十五篇序和五十卷的篇目、内容与初刻本相同，且版式行款、边栏界行、书口鱼尾与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近似，避讳字亦依原样照刻。此本河南省图书馆有藏。

总之，《西陂类稿》成书以后被增刻、翻刻、抄录，版本较多，其中三贤政书本和四库全书本均为节略本，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刊刻最精但所缺内容较多，宋至等增刻本、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清抄本和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内容虽较祖本有所增加但仍非最全，只有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是足本。

《西陂类稿》的版本较多也折射出此书的内在价值。宋荦的诗文自成一格，曾领袖文坛近二十年，与王士祯南北呼应；他与汤斌、张伯行、刘榛、田兰芳、郑廉是同乡，曾随侯方域等人结雪苑社；宦游期间广交文士，与陈廷敬、王铎、邵长蘅、王世禛、吴伟业、陈维崧、周龙藻、汪琬、尤侗、朱彝尊、张自烈、高珩等人过从甚密。因此，《西陂类稿》中关于宋荦与他们诗文唱和、交游情形的记载，是研究清代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宋荦家在河南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早年到东南诸省游历，曾任黄州同知、直隶通永道、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西巡抚、江宁巡抚，因而书中的诗文、杂记、奏疏、公移、日记和年谱对这些地区经济、社会、风俗、文化等方面的记载较多，对于研究清代的地方史和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宋荦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出为封疆大吏，入为吏部尚书，尤其是康熙皇帝的三次南巡都由宋荦接驾，因而书中相关的记载是研究康熙朝政治不可或缺的资料。总之，尽管《西陂类稿》不同版本的卷数、篇目和内容不尽相同，刊刻也精粗不一，但它们都是研究清朝前期历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