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兵,吴周阳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是我们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社会改革运动”[1]412。学界对“五反”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五反”的过程、“五反”中的群体、中共领导人与“五反”运动、“五反”与私营工商业政策等几个方面(1)主要研究成果有：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见《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郑维伟：《嵌入社会：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团组织与青年学生探析》，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1期；郑维伟：《乡关何处：上海“五反”运动中的工商界上层》，见《史林》，2018年第6期；张婷、张玉瑜：《“五反”运动后上海私营企业产权的嬗变及其影响探究》，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王传利、方闻昊：《论“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经济建设协调性策略》，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4期；赵晋：《1952年“五反”运动前后的私营工商业——以上海刘鸿生家族及其章华毛纺公司为中心》，见《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李方祥：《“五反”运动后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整的经济史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谭幼萍：《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战略指导》，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等。。这些成果反映了学界关于“五反”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社会动员尤其对工商业者的社会动员角度开展研究者仍不多见。本文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工商业领域开展“五反”运动社会动员的具体策略，总结中共在“五反”运动中，兼顾合理范围内打击不法资本家和调动工商界生产积极性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以为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工商业领域开展“五反”运动社会动员的缘起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运动开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开展“三反”运动中发现，政府机关里的贪污腐败、浪费、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与不法资本家的拉拢有着密切关系，干部的堕落变质离不开不法资本家的腐蚀和影响，如北京市“三反”运动开始后，仅一个星期就揭露出2 923人的贪污受贿问题与1 659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2]。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从两个多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3]。周恩来在1952年1月5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进步的一面……同时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4]。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对整个工商业领域乃至国家、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几乎在每个地区、每个企业，乃至部分公营企业、机关生产单位中都存在数额巨大的偷漏税问题，甚至有些地区的偷漏税数额占全省税收的60%以上[5]。根据调查，1950年第一季度缴纳的营业税中，上海市351家纳税户有偷漏税行为的占99%，天津市1 807家纳税户有偷漏税行为的占83%[6]。这一不法行为给国家税收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不法资本家在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侵害了前线作战志愿军的权益。例如，为志愿军缝制的救急包是用从垃圾箱里捡来的“毒棉花”做的，给志愿军供应的蛋粉是用臭鸡蛋做的。志愿军战斗英雄王庆有愤怒地说：“美帝国主义要想杀害我们没有成功，奸商却从背后暗害了我们很多同志，这些伤天害理的奸商，和美帝国主义毫无分别。”[7]这种现实决定了在工商业领域开展“五反”运动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开展“五反”斗争还与国内政治环境和发展需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共全国执政地位得以确立，但社会主义目标仍未实现，一穷二白的国情亦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处于先进地位，当时的中国需要借助这样的生产方式来恢复和发展经济。正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所指出的，“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8]1431。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我们需要团结的对象，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需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9]。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提到，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10]，表明对遵纪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加以团结。团结并非一味地拉拢和纵容，并不是容许资本主义毫无节制地生长和泛滥，而是要对其进行限制，“要从各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8]1431。毛泽东指出，“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他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11]。周恩来在1952年6月19日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12]。毛泽东等人在重视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同时，清晰认识到这个阶级具有两面性，“它在政治上既有消极的一面，又有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的时期内，它在经济上也既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又有积极作用的一面。我们只有利用它的积极性，限制它的消极性，最终才能达到改造它的目的”[13]。这一认知蕴含了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五反”运动即是限制和改造思想的具体表现。

二、工商业领域社会动员的主体和对象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以配合先前在党政机关中开展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题的“三反”运动。由此，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五反”运动必然进行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由一定的组织者发起的、有明确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参与以完成一定社会任务的社会活动……战争时期的战时动员、重大政治活动中的宣传鼓动、全民性社会运动中的动员工作，都是由一定的国家、政党或团体组织进行的。”[14]64因此，中共作为“五反”运动的动员主体，指挥、领导着整个运动的进行，并将动员工作进行细分，强调“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15]。“五反”运动社会动员是在党的领导下，即以各级党组织为动员主体展开的。

“五反”运动着重对工商业领域进行动员，主要在于工商业领域是斗争集中肃清的领域。“五毒”的泛滥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发展，要严肃处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应从不法资本家身上入手。同时，参与工商业活动者还有资本家下属的店员、工人、不法资本家家属等，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活动，如何将他们动员起来积极检举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此外，还要团结遵纪守法的工商业者，“对于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16]。

对违法的惩治与对未来发展的引导兼而有之。工商业者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新生力量，能够为国家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如何引导其在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健康发展，如何调动全体工商业者肃清工商业领域不良风气的积极性，是当时必须思考的问题。运动需要工商业界优秀人士的典型示范，通过动员榜样、榜样动员个体的方式，达到肃清整个行业风气的目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对工商业领域重要人物的动员。

三、工商业领域社会动员的方式

人是最主要的因素。社会动员的根本在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众多个体连结成一个具有相同目标、相同根本利益、积极、主动、奋进的共同体，这离不开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动员方式。“五反”运动中，中共在工商业领域开展社会动员的方式主要有思想动员、宣传动员、示范动员和物质动员。

(一)思想动员

“社会动员的核心是思想动员”[14]64，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7]。共同行为的产生离不开前期思想理论的灌输和指导，这一点在对工商业领域的社会动员中有所体现。

1.对不法资本家的思想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是相当猖獗的，他们肆意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不仅侵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甚至毒害党政机关干部和奋战在抗美援朝一线的志愿军。有评论认为，他们已经深受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影响，其“根”已经“烂”了，唯有将其连根拔除，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才有可能彻底改造他们，把他们重新拉回到社会主义方向的轨道上来，使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贡献。1951年11月2日，民主建国会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决定有步骤地开展会员和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并决定首先在工商界中推行思想改造运动。11月25日，章乃器在民主建国总会天津分会主持的“新世纪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报告。1952年1月，全国政协会议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周恩来指出，“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18]。

第一，设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各行各业人员系统学习基本理论知识、中国革命状况、各类政策文件。部分资本家的思想具有资产阶级的腐朽性质，“如果这种阶级意识仍然存在，而让它发展下去，就会脱离革命的实践，妨害到与其他阶级的团结，影响到新中国建设事业”[19]。因此，对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是必须的。《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学习委员会应根据需要设立不同分会，例如工商界分会等，专司各界人士的学习。学习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纲领以及各类重要的政策文件，以了解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树立正确的革命观点。学习方法主要有自修、上课和小组座谈等，强调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工商联、同业公会大都建立了学习组织，“通过组织引导，达成思想共识，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14]66。学习运动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广泛开展，成为工商业者提高政治觉悟、革除旧作风旧习惯，达到改造思想的必要前提。学习运动逐渐向基层工商业者渗透，最终在全国形成风气。

第二，积极的思想疏导。强调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消解不法资本家的敌视和误解。“五反”运动旨在拔除工商界领域的沉疴旧疾，势必引起不法资本家的不满和抵触，所以必须从疏通他们的思想认知入手，尤其要明确党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马寅初指出，“政府三年来对工商界的扶助是仁至义尽的……我们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奸商、投机家、小偷们冒险的乐园……我们今天要反掉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的思想和行为。至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四个朋友的一个，政策一点也没有变”[20]。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已经对人民生活、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使国家在各方面都遭受到损失，因此“五反”是必然的。但是，反对和肃清的并不是全体资产阶级和整个工商业领域，而是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行为，以及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和行为。毛泽东多次对“五反”斗争的界限做出说明，指出对待资产阶级，“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1]361，“在现阶段既然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只应责成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须经营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21]。而且，“破”是为了更好地“立”，“五反”斗争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所以，所有的工商业者作为工商业领域的一分子，有义务为推动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李烛尘指出，“我们有过贪污自肥事件的人……都应该解除一切顾虑，马上大胆地暴露出来，向组织上或行政上坦白，倘若不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些包袱丢掉，它将会压得你永远抬不起头来。况且能够自动的自行坦白暴露，正是你搞通思想，认清贪污这个罪恶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正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大家不但不会轻视你，相反地对于这样勇于坦白悔过的进步人士一定还会加以尊重的”[22]。通过给工商业者以积极的思想疏导和暗示，能够使部分思想动摇的不法资本家坚定坦白的决心。

2.对店员工人的思想动员。“五反”运动是“店员工人与不法商人的面对面的阶级斗争”[23]。一方面，店员作为不法资本家违法经营活动的见证者，掌握着许多资本家不愿透露的信息，最能摸清他们的“底细”，将他们动员起来能够提高“五反”运动的效率。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店员工人的政治觉悟、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都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必须将他们团结起来。但是，在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工人的动员还停留在讲解政策和简单的鼓动宣传上，工人们虽然认识到不法资本家的可恶，也在积极地同其斗争，但却不了解为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进攻，并没有理解深层次的阶级关系。对于店员来说，“由于过去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受着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许多店员又是资本家的亲戚和朋友，加之一部分职员(会计、跑外)还梦想着当老板、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在“五反”运动中的思想顾虑比起国营企业工人来说更为复杂。“他们怕被报复、解雇和失业，不敢和资本家撕破脸，这些思想顾虑是他们积极起来和不法资本家斗争的障碍”[24]，而要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绝不是简单的鼓动宣传所能完成的，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

第一，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许多店员尤其是高级职员，大都站在劳资间两头应付，在运动中表现出落后或中立的态度，对自己的阶级阵线十分模糊。对此，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杭州、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会举办了各种针对店员工人的训练班、学习班，说明了“谁养活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如何树立职工的主人翁思想等问题[25]。康天翔《和青年店员谈谈划清界限》[26]指出了店员工人应该如何认清和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通过这样一种系统的阶级教育，店员工人们深刻理解了为什么要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为什么要坚定工人阶级的立场等重要问题。

第二，说服教育。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或组织控诉会，对不同店员工人的思想状况，展开有针对性的说理和疏导，通过聊感想、联系实际、对比过去，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对他们存在的顾虑一一疏通，纠正他们怕与资本家“撕破脸”、怕“伤和气”等错误思想，动员广大店员工人积极投入到“五反”运动。陈毅号召店员、职员们积极进行“五反”斗争，“你们是‘五反’统一战线的主体，你们应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跟资本家分清界限，你们多年与资产阶级相处，你们深知资产阶级内部情形，只要你们一讲话，资产阶级逃避‘五反’的计划必遭完全的失败”[27]。

3.对资本家家属的思想动员。“动员资本家家属子女参与‘五反’运动是个创举。”[28]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兼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章蕴，明确指出资本家家属是“五反”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29]。但是，资本家家属的思想状况极为复杂。以资本家的妻子为例，一方面，她们和资本家利害相关，希望资本家多赚钱，经济上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另一方面，1949年以后，妇女的地位得到提升、作用得到重视，她们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新国家新社会带来的好处。所以，她们积极的一面需要通过思想教育动员起来。各地各级妇联组织召开资本家家属座谈会，开展政策教育，向资本家家属传达党对资产阶级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在“五反”运动中的责任，即鼓励亲属爱国守法、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对资本家家属的正面教育，指明了资本家的前途，为改造资本家创造了有利的家庭环境。通过这样的教育，有些人积极推动自己的丈夫、父亲交代问题、坦白错误，还有一些人表示自己要认真参与政治学习，愿意为人民作贡献[30]。

(二)宣传动员

思想改造是一个逐渐内化的过程，与之相应的，还需要外显的、具有一定冲击力的动员方式，这就是宣传动员，即利用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社会动员。“五反”运动中，中共主要利用报纸、广播、文艺类作品等进行宣传动员。

1.报刊宣传。《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扮演着宣传“五反”运动主阵地的角色，其刊登的文章或是通过揭露不法资本家的罪行给其他工商业者以警示，敦促资本家遵纪守法；或是记述资本家自我坦白、自我检举、改过自新，不仅及时纠正错误，而且得到宽大处理的情况，借以促使资本家早日坦白罪行。各省市着力发挥报刊在工商业领域的宣传作用，例如《青岛日报》《河北日报》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猖狂进攻展开了旗帜鲜明的斗争。上海市在利用报刊进行宣传的过程中，还注重针对不同群体展开特定的宣传：《大公报》主要针对大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资本家、高级职员；《新闻日报》主要针对店员、高级职员里的账房等；《文汇报》主要针对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资本家子女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新民报》主要针对普通居民群众，特别是家庭妇女和资本家家属[31]137。这样分工明确的报刊宣传，将受众划分为不同群体，提高了工商业领域社会动员的效率，使得动员更具针对性。

2.广播宣传。列宁将无线电广播形象地称为“不要纸张、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32]，正是有了广播，“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所看到的报纸”[33]。相较于报纸，广播具有受众范围广、覆盖面大、时效快、不受地域限制等优点。随着“五反”运动的展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纷纷建立起广播网，向不法资本家展开“阵地喊话”，并根据运动进行的不同阶段，及时对广播内容做出调整。例如，在运动前期，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内容主要是揭露不法资本家罪行和政治性宣传；随着运动不断深入以及对不法资本家斗争策略的调整，广播内容做了相应改变，重点报道“不战而胜”、资本家家属座谈会、中小户“现身说法”座谈会、党的政策等内容[31]139。利用广播动员工商业领域方面，从最开始的揭露、批判、斗争发展到情感动员，是当时对工商业资本家的限制、改造和利用策略的具体体现。

3.文艺类作品的宣传。为营造“五反”运动社会氛围，文艺界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运用歌曲、话剧、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推动“五反”运动的开展。陈正作词、刘斌编曲的歌曲《两条道路由你挑》写道：“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34]歌曲规劝不法资本家要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文艺界还编写和演出了《跟谁走》《识时务者》《是谁在进攻》等话剧，店员们看完话剧后深有感触，认为描写出了自己的处境，之后积极投入“五反”斗争，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这些歌曲、话剧对不法资本家本人的教育作用也很大，他们对国家政策有了深入了解，启发和推动了他们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35]。

4.召开坦白检举大会。1952年3月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向毛泽东递交了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谈到了运动开展的经验，“召开全市性的‘五反’坦白检举大会，显示威力，体现政策……召开各行业或几个行业的坦白检举大会……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掀起坦白检举的热潮”[1]350。毛泽东对这些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坦白检举大会实际是针对特定环境、特定事件、特定人群展开的宣传动员，短时期内取得较大实效。各市工商联纷纷组织召开坦白检举大会。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内，工商界已召开大小会议3 000多次，共有66 000多工商业者参加了会议，坦白检举材料达1 900多件[36]。行业工会负责人在会上积极动员工商业者自我坦白、自发检举，会后对有嫌疑的工商户进行个别谈话，经过多次反复宣传动员后取得良好效果。

(三)示范动员

1.政策的示范作用。“五反”运动中，大户资本家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所掌握的大企业代表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从全国来看，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37]。因此，在对工商业领域进行分类处理的时候要多方考虑，这对于确定政治上与我合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若干大户特别是大工业户，显得尤为重要[38]。以上海为例，在“五反”运动部署方面，对大户资本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保护过关”策略，过关内容不登报，不到大会斗；其他资本家则有的让他们衣冠整齐地过，有的让他们丢盔弃甲地过[31]75。许多大资本家感受到了政府政策的照顾，对此感激不尽，认为自己必须坦白错误，不然对不起政府的改造和原谅。除了对大资本家的政策保护，其实在运动进行到核实定案处理阶段时，党和国家对工商业领域反映出来的问题总体上秉持着宽大处理的原则。毛泽东指出，“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9]。这一政策给予工商业者很大的信心，有利于他们主动坦白错误和检举违法行为。

2.行业代表人物的示范作用。上层人士是基层工商业者的代表和榜样，他们在“五反”运动中的表现对于整个行业具有重大影响。约翰·洛克曾指出，“那种吸引或阻止他们去模仿的力量，是比任何能给予他们的说教都大的”[40]。如果能发挥他们正面的、积极的影响，那么就能更好地推动“五反”运动在整个工商业领域的展开。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士盛丕华在上海市工商界扩大代表会议中谈道，“我们工商界应该对这黑暗腐朽的一面……加以彻底的肃清……我希望大家……公开检讨，争取主动……政府对于一切坦白的人，一定会重罪减轻，轻罪减免”[41]。章乃器也指出，“只要我们工商界很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一贯地为人民效力到底……那末……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没有理由不给我们以生活机会和效力机会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42]。除了行业代表人物的规劝和思想引导之外，党还把一些大资本家主动坦白错误争得宽大处理、积极参与“五反”斗争的行为作为宣传典型。从事钢笔产业的汤蒂因，坦白自己把赚取的10亿元除去分红和交税外的剩余部分占为己有，鉴于她的态度，政府在将其划为守法户的同时只让其退赔2亿元[43]。这些资本家主动坦白的行为为自己争取到了宽大处理的机会，亦为其他不法工商业者指明了道路。

(四)物质动员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4]物质“利益”是社会动员中天然的、不可避免的推动力，忽视了它，社会动员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社会动员就是诉诸利益以驱动行动的过程”[14]149，要让被动员者按照动员者的预期展开行动，除了在思想上进行改造和教育，还必须从物质“利益”上着手。

“五反”运动中，物质动员集中体现在定案处理阶段。1952年3月，北京市人民政府通过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根据有无违法行为、违法行为的轻重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等标准，将核定的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针对不同类别的工商户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违法情节较轻、主动坦白、自发检举的违法工商户的处理会酌情减低。合记铁店经理刘锦芳曾投机倒把，偷漏巨额税款，违法情节严重，但经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组的教育后，比较彻底地坦白了不法行为，还检举了其他不法工商业户，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人民政府即宣布予以宽大处理。有较大立功赎罪表现的俊兴铁工厂经理王俊杰，受到了不退、不罚的宽大处理[45]。一般违法工商业者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今后要以积极参加检举和搞好生产的行动来报答政府的宽大处理。鸿大中药店的经理周化鹏，由基本守法户改为守法户以后，高兴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政策真好，工人阶级眼真亮”，表示要积极参加查账，协助政府搞好“五反”运动[46]。“五反”斗争并不是将违法犯罪的工商业者、资本家一棒子打死，而是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根本目的并不是扼杀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为了荡涤不良风气，促进工商业更好的发展。为此，党提出一系列物质激励措施，例如宽大处理主动坦白的工商业者，减免罚款，甚至免罚等。这些与工商业者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措施，解决了其后顾之忧，使其能主动坦白自己的错误，积极检举其他违法行为。

四、结语

“五反”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47]。“五毒”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危害，给国家建设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共通过全国范围的“五反”斗争，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守法经营教育的同时，亦挽救了一批党政干部，行业风气、社会风气得到肃清和改善。这一社会治理实效的取得，与党在工商业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社会动员紧密相关。“五反”运动中，许多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成为检查和斗争的对象，中共从大局出发，对工商业者一直采取团结、斗争兼顾的策略，将其作为可以团结的对象，但对其腐朽思想和行为开展及时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思想动员方面，通过设立学习委员会，系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革命状况、政策文件；强调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消解不法资本家的敌视和误解；通过给工商业者以积极的思想疏导和暗示，使部分思想动摇的不法资本家坚定坦白的决心；对店员、工人、资本家家属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通过个别谈话或组织控诉会，开展政策教育，使他们了解党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改造政策。宣传动员方面则借用报刊、广播等媒介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宣传动员，提高了工商业领域社会动员的效率。示范动员方面，通过政策示范给予工商业者以信心，使他们主动坦白错误和检举违法行为；发挥行业代表人物的示范作用，使部分资本家积极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并为其他不法工商业者指明正确道路。物质动员方面，通过采取诸如对主动坦白的工商业者减免甚至免罚等物质激励措施，提高其坦白错误、揭发检举不法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中共对工商业领域的社会动员是“五反”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通过这一政治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肃清了社会不良风气，筛除了党内的一批腐败、蜕化变质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48]。但在斗争过程中，由于初掌政权，“革命思维难以彻底转换，革命年代暴风骤雨式的影子依然清晰可见”[49]，部分资本家因暴烈的社会压力而自杀。杨奎松在分析上海“五反”经过时指出，“1月18日到2月19日的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四反’和‘五反’而自杀者49人(未遂16人)……整个2月份已自杀死亡73人”[50]。出现问题后，党内迅速厘清斗争对象、明确斗争目的，及时对运动展开调整。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注意“五反”斗争的界限，重视团结和斗争兼顾的策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到，“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51]。这一论断无疑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五反”运动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五反”斗争中，党对工商业领域开展的一系列动员活动，推动运动顺利进行的同时，亦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些许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