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荞，易 缨

模因论视角下“××人”流行原因探析——以“打工人”等词为例

杨 荞，易 缨

（萍乡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2020年“打工人”成为年度网络热词，伴随而来的是“××人”词语模式的走红，在此结构下网民创造了大量新词，如“干饭人”“工具人”等。模因论是阐释文化进化规律的理论，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语言学领域可以解释语言传播规律。文章认为“××人”模式之所以能够创造大量新词，一方面在于其模式符合模因规律，另一方面在于“-人”的类词缀化发展，两者共同作用使之具有便于复制的高能产性。

网络流行语；“××人”；打工人；类词缀；语言模因

一、引言

关于流行语的研究，大约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如1990年胡明扬、张莹以当时传播较为广泛的流行语为对象展开研究，概括了流行语的定义和特点[1]。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普及，流行语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影响越来越大，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逐渐丰硕起来。已有研究多从言语行为、语用价值和情景语境等语言学角度入手，但对关于流行语产生原因和其发生作用的机制研究较少。模因论于二十一世纪初由何自然教授引入我国，他在《模因论与社会语用》一文中介绍了模因的定义及其发展规律，并用这一理论解释学习语言时的模仿现象[2]，这为我们研究“××人”提供了新思路。

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人”由单语素词发展到双语素词“×人”结构，再到流行构式“××人”创造大量新词，其中“人”的词义在使用过程中有何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早在1942年吕叔湘先生[3]就提出了“近似词尾”的概念，后发展为“类词缀”概念。而近年来关于流行语的研究也有从类词缀角度出发，笔者依此从语义虚化、定位性和类推性三方面判断“-人”逐渐发展为类词缀。

本文将新晋网络流行语“××人”作为一个切入点，探析网络流行语的衍生与发展原因。笔者认为“××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被广泛复制传播，一方面在于“××人”结构符合模因规律；另一方面，长期位于词尾的“-人”在使用中逐渐类词缀化，使其更加便于创造新词。

二、“××人”符合模因规律

最早提出“模因”这个概念的学者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他在《自私的基因》中创造出“meme”这个词汇。道金斯[4]认为模因可以称为生物基因之外的又一种复制因子，是指一种文化传播单位。他认为在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文化领域中存在和生物基因繁衍与进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相类似的一种物质，这为人们进一步解释文化进程规律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和新思路。关于模因的定义很多，道金斯[4]认为“模因”是文化传递单位，“它通过一个过程而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布莱克摩尔[5]则认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因此我们认为，模因是能够进行模仿、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因子。

（一）语言模因及其复制和传播类型

语言是模因的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自我复制和传播”[6]。模因论认为语言是通过模仿传播而实现衍化，而语言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发展，就是依赖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语言使用者在生活中不断地模仿、复制、传播才得以稳固发展。“一般来说，用模因论这种进化论观点解释个体词语社会化过程，也能说明为什么有的个体词最终消失了，而没有成为大众词汇，因为这些词语模因存在激烈竞争，显然更有利于仿制的模因获胜了”[2]。因此，在语言中存在着强势模因与弱势模因的差别。

另外，何自然教授提出语言模因信息的复制和传播方式“内容不变但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复制，或者形式不改却以不同的内容加以扩展。前者称为模因的基因型，后者则为模因的表现型”[6]。

基因型传播是指同一信息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其表现形式可能发生改变，但是内容却不发生改变，即同一个信息可以以不同的形式传递。比如“医生”这一职业，古代称为“大夫”，从古至今，虽然名称变了，但是指的是同一个职业。表现型传播是指形式不变根据具体需要将内容复制成不同的模因，以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横向传播。这其中又分为同音异义横向嫁接、同形联想嫁接和同构异义横向嫁接三种表现方式。其中同构异义横向嫁接是指语言模因的结构和形式都不变，但内容由另外的词语所取代，例如，下面会提到的“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之后被人们复制为“考研人，考研魂，考研都是人上人”等内容。“××人，××魂，××都是人上人”就成为一个语言模因得到复制和传播，在不同场合出现同构异义的模因变体，本文论述的“××人”词语模式的传播也属于同构异义横向嫁接的复制和传播方式。

（二）“打工人”的走红

何自然将模因定义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认为是文化模仿单位，主要表现为一些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等；第二个阶段的模因被看作是大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复制因子，在第二个阶段模因才算形成。总之，任何一个信息，只有当这种思想或信息模式得以传播、仿制才具有模因性。因此，我们根据何自然提出的两阶段理论，分析“打工人”的走红过程。

1. 第一阶段

“打工人”一词源于某位网友上传的一条短视频。视频中这位网友身穿打工服，做出一副要出门打工的样子，并说：“勤劳的人已经奔上了塔吊，你却在被窝里伸了伸懒腰，你根本没把自己生活当回事儿。早安，打工人！”（B站）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浏览并转发，引起关注与模仿。一时之间“打工人”一词火遍全网，并出现大量流行句式，如：

（1）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但却不敢迟到，因为迟到扣钱。早安，打工人！（百度）

（2）打工可能会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早安，打工人！（新浪微博）

（3）外卖还不来，我可以不用饿了，要当打工人就要当最铁打的打工人！（豆瓣）

（4）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搜狗）

（5）只要我够努力，老板很快就能过上他想要的生活!该起床奋斗了!早安，打工人!（知乎）

在这个阶段，“打工人”在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和形式都未发生改变，处于第一阶段，即为文化模仿单位。

2. 第二阶段

伴随着“打工人”的热潮，就相应出现了其他“××人”模式的流行语，如：

（6）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微信）

（7）我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新浪微博）

（8）大家都是尾款人。（微信）

（9）考研人，考研魂，考研都是人上人。（微信）

例（6）中“干饭人”一词源于一个抖音主播，这位主播是四川人，每次发视频前都会大喊“干饭了！干饭了！”颇具有方言特色，“干饭人”由此孕育而出。“干饭人”以“干饭”代替“吃饭”，突出了话语使用者对美食的热爱与豪情，“干饭人”也就成为众多热爱美食者的自称，其中不乏调侃、自嘲之意。

例（7）中“工具人”是指个体为他人随时待命，任劳任怨地付出，就像是工具一样供人使用。但是在话语情境中，“工具人”多是一个中性词，属于自我调侃，感情上多是表达对对方的无奈之意。

例（8）中“尾款人”源于“双十一”网络购物活动，是购物时付完定金还欠着尾款的人，是以付尾款的行为代替支付尾款的人物。一般定金都是小额，而尾款是大额，所以“尾款人”就意味着负着一大笔欠款的人群，是一种消极的情况。用“尾款人”这个幽默式的结构表达自己的窘境，属于自我幽默。

例（9）中“考研人”是指那些备战研究生考试、挑灯夜读的人群。“考研人”以“考研”一词突出群体的学习目标，“考研人”一词既饱含漫长考研过程的辛酸，又是无数考研学子的自我调侃与自我激励，具有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

在此阶段，“打工人”的形式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内容却发生了变化，属于形式不改却以不同内容加以扩展的表现型传播，符合何自然提出的第二个阶段，“××人”成为存在于大脑中的复制因子，使之具有广泛的传播效应。

（三）流行构式“××人”语义固定化过程

语言使用具有任意性和系统性，“打工人”一词源于某位网友的个人使用，有自己的情感态度和立场，这是语言使用任意性的体现。同时，语言在社会中使用，本义会发展出引申义或隐义，语义在使用中逐渐被社会接受和认可，这时语言的使用就具有了社会约定性，这是语言系统性的体现。根据流行构式新运用的分析，其结构构式化和语义固定化的过程我们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 本义阶段

“打工人”是由动词短语“打工”和名词“人”构成的简单的偏正式名词性短语，最初是指“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的人”，这个阶段偏向于一个中性词语，没有涉及一些强烈的情感态度和语义指向。在结构上，这一阶段的传播以“打工人”原式传播为主体，词语形式没有发生改变。

2. 意义泛化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带有明显的语义指向，随着社会群体意识开始逐渐觉醒和身份上的不断认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有着怎样的待遇，他们都是在为老板“打工”。“打工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一些在工地、工厂从事最底层体力劳动的群体，而是发展为所有替人做事，拿工资的人群。使用群体不断扩大，语义也逐渐扩大，意义开始泛化。

3. 构式义稳固阶段

“打工人”一词的走红，引起广大网友的争相模仿与创造，“打工人”中的常项“××”部分，通过和其他词语替换再与“人”字组合，构成新词。被替换的部分可以是名词、动词或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结构整体固定为名词性词语，表示某个社会群体。同时这些词语大多同原式“打工人”一样具有群体上的身份认同，语义上的调侃自嘲，情感上的乐观自励，满足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表达需求。在这个阶段“××人”构式义得以稳固。

由上观之，在人们不断地使用下，“××人”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含义。从语法结构来看，“××人”依旧是一个偏正结构，“人”是这个结构的中心语，但从语法意义来看，“××”是该词语模式的中心意义，具有群体指称性。“××”指向的目标群体不再是像以往依据特定的标准进行划分，如“中国人”“美国人”等，而常常是由某一件事情引发产生，目标群体更加具体。这种情况使得“××人”的语义更加具有聚合性，某部分群体的特征得以凸显，同时在使用中更具有语义的抽象色彩和幽默的感情色彩。这种新的含义符合人们求新求异的心理特征，赋予“××人”文化因子更鲜活的生命力。

（四）“××人”传播契合模因传播规律

模因传播有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四个过程，语言作为模因同样具有这四个阶段，而流行构式“××人”在这四个传播阶段表现得更加便利。

首先，“××人”结构由“×人”结构发展而来，使用已久，这种格式早已同化在人们头脑当中，人们对这种结构早已掌握，可以随时随地根据需要从头脑中提取并使用，所以当“打工人”一词出现时，人们能很快适应并掌握。其次，在记忆过程中，“××人”三音节结构与“×人”双音节结构一样，具有简洁凝练的特点，便于人们记忆和使用，也就便于人们创造新的词语。再次，在表达上，“××人”结构虽然简单，但是不同于以往的偏正结构，其包含着更深刻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自价值，所以会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使用。最后，“××人”传播类型属于表现型传播中同构异义横向嫁接的方式。“××人”结构来源于“打工人”一词，是“打工人”的模因变体，“××人”中的变项“××”部分可以替换成很多词语，填充的词语灵活，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由此组合成丰富多样的新词，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人群之意。在模仿阶段“工具人”“干饭人”等模因变体的广泛传播使得“××人”语义逐渐固定，结构也逐渐定格为一个构式。人们通过反复替换变项“××”部分表达不同语义，使得“××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强势模因。

三、“-人”的类词缀化分析

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构词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但同时汉语在使用中也形成了一种与形态语言的词缀功能类似的构词成分——词缀，词缀又分为前缀和后缀，并由此产生一系列派生词。随着汉语的发展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还存在一种介于词根与词缀中间状态的构词成分，即“类词缀”。

（一）类词缀的定义

早在1942年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吕叔湘先生就将“人”划入类词缀，只是当时是用“近似词尾”来表示现代汉语中“类词缀”这个概念的，书中还列举了“势、生、世、者、丁”等19个“近似词尾”。吕叔湘先生“近似词尾”的意思是指这些字本身具有丰富的意义，但是同时又具有词尾“帮着造词”的功能[3]。另外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中还指出：“汉语地道的词缀不多……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和后缀，然而还是差点，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一个‘类’字，这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可以以词根的面貌出现。”[7]由此得出“类词缀”的概念。

类词缀的判断标准大多是以词缀为基础的，这是因为汉语本身没有词形变化，词性较难判断，所以关于类词缀的判断标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陈光磊[8]认为，类词缀是一种正在转变但还未完全虚化的词缀，将其称为“准词缀”或“副词缀”。薛莲[9]认为类词缀是没有可操作的标准的，不应再分这一小类；而汤志祥[10]把词缀分为三类：类词缀、准词缀和纯词缀，这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词义虚化的程度不同。类词缀是指语义完全没有虚化的；准词缀是指具有一定程度的语义，但是与原义又有一定程度的偏离；纯词缀是词义完全虚化，无实际意义。各家的分类标准不同，涵盖面广，其中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比如根据汤志祥的说法，语义如果是完全没有虚化，那么是词根，而不应划为词缀。

虽然关于类词缀的判断标准众说纷纭，但是根据吕先生的“近似词尾”和“帮着造词”的说法可以得出类词缀兼有词根和词缀的一些特点，作为词根来说，可以独立成词，具有词汇意义；作为词缀来说，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且位置固定。再从汤志祥、陈光磊的“语义虚化”标准看，这是指类词缀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语义，但是与原来的语义有一些偏差。汤志祥也说到“类词缀的语义是在常用义的基础上概括引申出一个更为抽象的意义”[10]。这是一个从词根到词缀的过渡状态，所以语义是部分但并不是完全虚化。

（二）网络新兴类词缀类举

二十一世纪以来，进入互联网时代，类词缀不断增多，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整理近年来关于类词缀的研究，笔者选择“-族”“-客”“-帝”三个词总结其划入类词缀的原因，并由此研究“人”的类词缀化现象。

1.“-族”

“族”的本义是表示家族、种族、民族等，在网络用语中表示具有某种属性的一类人，如“低头族”“不婚族”“日光族”等，是复数概念，但在使用中也逐渐向单数转变，人数多的这一词义在弱化。一些用法如“旷课族”，发展到后来“族”字有作词缀的用法。再如“学生族”，“学生”本身可表复数概念，在后面加“族”，具有羡余性，起到补充音节的作用，在这种用法中“族”的词义已经完全虚化，但是这种用法比较少。由以上例证可看出，“族”字正在向词缀发展，因语义虚化使用比较少，还不能称之为词缀，所以目前是一个类词缀。

2.“-客”

“客”字原义是对各地奔走的人的称呼，后来逐渐扩展为“说客”“侠客”等词。在这些词语的使用中，“客”的原义被削弱，省去了修饰成分，扩大了使用范围，这时“客”呈现类词缀的倾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出现了“黑客”“博客”等音译词。“客”字这时具有了较强的能产性，据统计由“客”组成的词有56个，“客”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类词缀。

3.“-帝”

“帝”原义是指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网络新词中的“帝”源于游戏里的概念，后逐渐扩大到各个领域，泛化开来，只要在某一方面具有特点或特长都可以用“帝”来指称，如面部表情夸张丰富的称为“表情帝”。除了指人外，“帝”还可以用来指动物，如“预测帝”指的是章鱼“保罗”，因为它连续七次在世界杯前都选择了获胜一方水族箱中的食物，人们由此认为“保罗”成功预测了欧洲杯与世界杯，所以称之为“预测帝”。所以“帝”由本义到意义泛化，从指人到指物，含“帝”的网络新词有29个，具有较高的能产性且意义泛化，属于类词缀。

（三）“-人”的类词缀化判断

从单语素词“人”发展到双音节“×人”结构，再到三音节“××人”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人”的语义在组合当中不断变化。根据类词缀判断标准，笔者认为类词缀必须具有语义虚化、定位性和类推性等特征，据此判断“人”归属类词缀的原因有三：

1. 语义虚化

“人”的本义是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并能进行思维与交流的高等动物。发展到中古汉语时期为了弥补语音简化的弊端，更好地区分同音词，同时收录新词，双音节词大量增加，因此“×人”结构得到快速发展，组成大批新词。在此阶段，“×人”结构为偏正短语，“人”为中心语。在“打工人”等流形语出现之前的“××人”结构中，“人”依旧为中心词，前面“×”或“××”部分都是对“人”的修饰限定，表示的意义是具有某种特点的人，属于偏正型结构，整个结构可释为“……的人”，比如“中国人、美国人、好人、坏人”可以直接在“人”前面加“的”理解为“中国的人、美国的人、好的人、坏的人”。而当“××人”结构发展到流行语时期，“××人”的结构意义发生变化，其结构中心不再落在“人”上，而主要突出“××”部分的语义特点，此时“人”的语义在“××人”结构中弱化。在这种构式中如果照往常释义为“……的人”，那就与要表达的原义大相径庭了，比如“工具人”就不能解释为“工具的人”或“使用工具的人”，意义明显脱离原义。而“打工人”“考研人”等词似乎可以直接在“人”前加“的”成为“打工的人”“考研的人”等，但仔细与原词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发觉“打工人”“考研人”等词中的情感色彩无法表达出来，词不达意。所以“人”的语义在流行构式“××人”的结构中逐渐被泛化。

2. 定位性

在双音节组词阶段，“人”既可前置也可后置。前置，如“人物、人生、人民、人脉、人间”等；后置，如“坏人、恶人、小人、善人”等。而在“××人”组成的三音节构式中，不论是传统“××人”结构，还是流行构式“××人”结构，“人”字位置都固定在词尾，且决定了“××人”的词性。如“考研”“打工”等动词性词语进入到“××人”结构中，词性就固定为名词。所以“人”字的位置从原来的可前可后，到后来只能在后，位置逐渐固定，具有定位性。

3. 类推性

索绪尔认为：“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形式。”[11]所以，笔者认为类推机制就是利用已知的、具体的东西来引导没有的、抽象的东西，这符合语言的经济的原则。一系列“××人”词语的形成，就是以“打工人”一词为原型，按照“××人”的规律形式构成的。“打工人”一词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反复进行构词的语法复制，将新语素与既有语素以同样的结构方式来仿造构词，使临时性、偶然性的外来成分在汉语构词系统中得以固化。形成了流行构式“××人”词语模式，并构造了一大批新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能产性。

（四）“××人”具有高能产性

总之，“人”在使用过程中语义逐渐虚化，位置逐步固定，具有很强的类推性，能创造大量新词。笔者由此判断在流行构式“××人”中，“-人”归属类词缀，准确来说，是类后缀。

“人”的类词缀化发展是使得“××人”结构便于组合复制创造新词的重要原因。“人”作为类词缀具有同词缀类似的作用，这就使得“人”与前面“××”部分的语义关联减弱，更多的是形式上的组合，结果就是以往在语义上不能组合的词变得可以组合，扩大了组词范围。不仅如此，“人”还可以和三音节词组合，如“凡尔赛人”等，具有构词上的灵活性。此外，类词缀因为语义不完全虚化，又可以作实词来使用，组词灵活，作实词用则可前置组词，这是词缀所不具备的功能。所以，“人”的类词缀发展使得“××人”能产性增强，便于创造新词，进而被广泛复制使用，成为强势模因。

四、结语

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丰富了汉语词汇，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文以网络流行语“打工人”等词为例，从模因论角度和“-人”的类词缀化角度，分析“××人”词语模式之所以能创造大量新词的深层原因，使我们对其有多维立体的了解。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流行语是语言的一部分，是语言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表现。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出现于大众生活的网络流行语总是良莠不齐的，这需要我们加以甄别，摒弃网络语言中低劣、恶俗的部分，弘扬积极的、具有正能量的网络语言，以保证汉语的纯洁性。

[1] 胡明扬, 张莹. 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语[J]. 语文建设, 1990（1）:36–40+35.

[2] 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J]. 现代外语, 2003（2）:200–209.

[3]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4] 查尔斯•道金森. 自私的基因[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5] SUSAN BLACKMORE. The Meme Machi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J]. 语言科学, 2005（6）:54–64.

[7]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8]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9] 薛莲. 汉语词缀界定问题研究述评[J]. 宜宾学院学报, 2006（3）: 109–111.

[10] 汤志祥. 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146–160.

[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85–89.

Analysis of the Reason for the Popularity of “-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tics——A Case Study of “Labor Man” and Other Words

YANG Qiao, YI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Jiangxi 337000, China）

Along with “labor man”, one of the annual top words in 2020, comes the popularity of word structure “-man”, with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were coined, such as “rice man”, “tool man”. Memetic is the theory that explains the law of cultural evolution. Language meme explains the law of language transmis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word structure “-man” could create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because of its conformity to the law of memetic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quasiaffix development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makes it easy to replicate.

network catchwords; “-man”; labor man; quasi affix; language meme

H136

A

2095-9249（2021）04-0112-05

2021-07-04

杨荞（1998—），女，江西抚州人，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级本科生。

易缨（1967—），女，江西萍乡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汉语、普通话教学，E-mail：310339604@qq.com。

〔责任编校：王中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