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辉，谢戈扬

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工具均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危机，中央银行的本能反应是根据泰勒规则降低政策利率，以期达到增加总需求的目的。然而，即便政策利率的名义值已不断逼近于零，经济仍然没有呈现明显复苏的迹象。在经过几轮量化宽松之后，负利率政策作为应对衰退和停滞的非常规手段也逐渐被欧洲国家的货币当局接受，从而进一步冲击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货币化生产本质的理解，反对自然利息率概念，拒斥可贷资金理论，坚持货币内生和非中性，强调银行的货币创造和贷款创造存款的因果关系，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及其指导的货币政策实践进行了深刻批判，(1)国内学者中仅有范志勇从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分析了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渠道及其有效性，但没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回溯至利率决定的基本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基本逻辑，因此只是借用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工具，没有建立起后凯恩斯主义理解负利率政策的一般图景。参见范志勇：《基于后凯恩斯主义视角的负利率政策传导渠道及其有效性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为我们深化对货币金融本质和经济规律的认识，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首先考察主流经济学对危机后经济衰退和负利率的解释，接着在后凯恩斯主义逻辑框架内依次反思了负利率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施效果，最后是结论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