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莅

自17世纪开始，政治国家的产生在学理上被正式确立为“人造”而非“神创”的产物，从霍布斯、洛克经卢梭、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然法学说系统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发展线索。就其共性而言，以上学说主要从两个方向彰显了自然状态作为建构人类社会政治秩序的逻辑基础：其一，通过假定自然状态的野蛮和愚昧来反证自然社会向政治和文明社会过渡的必要性；其二，通过设想自然状态的自由美好图景来批判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陷入的堕落和奴役状态。在此过程中，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的显著差异已经昭然若揭，但关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历史过渡或转变问题(本文称为“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按照本文的理解，自然状态的历史化不仅涉及以自然法为中心的近代政治哲学的历史真实性和革命有效性，而且关联着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其共产主义学说的丰富与发展。以此为背景，本文聚焦自然状态的历史化及其政治哲学效应探讨，比较分析近代自然法学说、19世纪文化人类学和马克思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逻辑化、历史化和现实化方案。

一、自由个体：自然法论证的逻辑目标

如果说模仿神意是古典政治的内在目的，那么理性建构则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追求，并且这种理性主要落实于法律制度的建构。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解，“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