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辛雪峰

一、“北宫乐府”石磬的考古发现

2016 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编号ⅡB2JZ2）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4400 余平方米。考古出土物以建筑材料为主，附属建筑物F3 出土石磬残块650 多公斤，“石磬上多见‘北宫乐府’‘左终’，以及‘宫’‘商’‘角’‘徵’‘羽’‘左终’‘右八’等反映音阶、所属、编序等内容的刻文。”①许卫红、张杨力铮、赵震、狄明《陕西秦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 年5 月5 日第8 版。此外还出土有铜甬钟的铜帽饰、铜铃饰、铜环等小件遗物。秦“北宫乐府”石磬及其相关文物的出土，为我们真实了解嬴秦的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府库建筑遗址出土遗物显示，焚烧的建筑物内曾存放钟磬等乐器，这些乐器应当是“北宫”所用乐器。

考古调查确认，发掘区东南部曾经有大型建筑，这些建筑可能包括石磬，以及其他一些生产制作区域和官署管理机构，咸阳城北区自西向东依次有手工业制作、府库、官署、宫殿等不同功能的大型建筑40 余处。

考古发现大面积的编磬残块，秦小篆字“北宫乐府”（见彩版图1②张天恩《新出秦文字“北宫乐府”考论》，载《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11 页。）等信息，不仅证明了建筑属性，还为乐府设置及其职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

二、陕西出土“乐府”文物与“乐府”设置

陕西考古发现的秦“乐府”文物，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乐府”设置时间及其职能的认识。

“乐府”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四《乐书》。其次是班固《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③［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2 年版，第1045 页。，颜师古注曰“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④同注②。。据此，20 世纪初，学界基本认为乐府始于汉武帝时期。

1976 年，陕西发现了秦“乐府”编钟（见彩版图2⑤孙伟刚、梁勉《考古陕西：大音希声陕西古代音乐文物》，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74 页。），这一发现促使学界开始重新认识乐府起源的问题。于是，有专家提出秦代已有“乐府”的观点。

2000 年，在西安市郊区的一处秦代遗址中，出土封泥325 枚，其中，与“乐府”相关的封泥有“乐府”“乐府钟官”“乐府丞印”“乐师丞印”“雍左乐钟”“左乐丞印”“左乐寺瑟”“外乐”等22 枚（见彩版图3⑥中国印学博物馆编《青泥遗珍——新出战国秦汉封泥特展图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年版，第5 页。）。这批封泥为乐府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不仅印证了秦有乐府，而且说明了它还是一个具有明确分工和一定规模的官署。

考古发现引起学界对乐府的重新认识，秦设乐府似乎成为共识，争议的焦点进一步延伸到乐府的职能。相比寇效信先生“早在秦代就有乐府”⑦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1 期，第35 页。的观点，周天游先生则进一步指出，秦乐府钟之“乐府”，“当之太乐令管理的乐器库和乐人都人教习之所。”⑧周天游《秦“乐府”新议》，《西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1 期，第43 页。从秦咸阳宫遗址考古发现来看，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战国时期已有乐府，且乐府最初的职能可能是制造和贮藏乐器。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咸阳宫遗址发掘情况来看，发掘区东南部曾有大型建筑，出土了与石磬质地相同的石料、成型的石磬残块，以及与生产制作有关的建筑材料，从建筑的体量等推测，“咸阳宫”西部应该是石磬等的制作区域及其管理 机构。

《周礼·天官》记载的大府、内府、外府等都有贮藏功能，据此推测，乐府也可能有贮藏功能，且这一功能源于先秦诸府。

战国时期，有许多以府为名的官署，乐府、少府都是以府命名的机构。杨宽先生指出：“不但国君所履带的大府或少府，设有各种作坊制造国君和宗室所需用的各种器物服饰，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府库也都设有相关的各种作坊。”⑨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7 页。战国时期的府库是官府主管手工业的机构，除了储藏物品，还有附属作坊。在秦咸阳宫府库遗址出土的大量石磬残块中，有30 余件刻有“乐府”“北宫乐府”的文字以及“八”“三”等数字编号，这些文字为秦置北宫并设乐府的认识提供了确凿的史料。

“北宫乐府”石磬进一步印证了《汉书·百官公卿表》早在秦王朝中央政府就有“乐府”的记载。结合唐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七》“太常卿”下“太乐署”条“秦汉奉常属官。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⑩［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356 页。的记载可知，秦王朝九卿之下设有太乐和乐府两个与音乐有关的机构。对照“北宫乐府”石磬、秦“乐府”封泥及相关文献，可梳理出大致的脉络，两个系统分别是：奉常太乐令系统——雍左乐钟、左乐寺瑟、左乐丞印等；少府乐府系统——乐府、乐府丞印、外乐、乐府钟官等。

三、“北宫乐府”石磬及其规模

“北宫乐府”石磬的再次出土，为乐府设置时间及其职能研究提供了新的物证，刻有“北宫乐府”字样的残磬，在陕西出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4 年，在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出土的十余件残磬中，就有一件刻有“北宫乐府”。张天恩先生认为，该磬属于咸阳宫殿区北宫的一套乐器，并推论乐府的建立应该在战国晚期，或者说战国略晚一些。⑪参见张天恩、侯宁彬、丁岩《陕西长安发现战国秦陵园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 年1 月25 日第1 版。但由于学界对墓主还存在争议，当时还不能确定“北宫乐府”石磬就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因为，有学者认同神禾塬墓主是秦始皇祖母夏太后，也有学者认为是汉惠帝张皇后，原因是“北宫”有皇后居室的意思，且史书有张皇后居“北宫”的记载。⑫参见段清波《关于神禾原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4 期。秦咸阳宫遗址“北宫乐府”石磬的出土，为解决这一争议提供了旁证材料。秦咸阳宫遗址“北宫乐府”石磬与神禾塬“北宫乐府”石磬，四字为完全一致的字划刻写较为潦草的小篆，且二者为同时期的遗物，据此认定，神禾塬“北宫乐府”石磬是秦的遗物，墓主当为夏太后，由此说明战国已有乐府，且乐府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分属机构。

从字面看，“北宫乐府”石磬包含两个信息，一是“北宫”这一宫殿，二是“乐府”这一官署机构。考察“北宫乐府”，先从“北宫”入手。北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宫殿名称，先秦时就已存在。郑玄注《周礼·天官·内宰》“宪禁令于王之北宫而纠其守”时说，“北宫，后之六宫”⑬［汉］郑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185 页。。可见，北宫是王后或妃嫔居住之所。从近年来在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北宫”“北宫宦丞”“北宫干丞”“北宫工丞”“北宫弋丞”“北宫私丞”等秦封泥来看，最晚在秦统一中国时，咸阳宫殿群中便设有北宫。那么，“北宫”是何地呢？刘庆柱、李毓芳等学者认为北宫是指“咸阳宫”，“其参照系是‘渭河’，这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有关渭南的文献记载即可一目了然。渭南是相对渭北而言的，它们都是以渭河为坐标。因此我们认为秦北宫应在渭河北岸的秦咸阳城内……秦北宫也就是秦咸阳城的咸阳宫。”⑭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 年第4 期，第440—441 页。

如果“北宫”确是“咸阳宫”，那么，出土石磬上“北宫乐府”应该指示的是乐府乐器的归属宫殿。钟、磬是宫廷雅乐所用的主要乐器，考古发现石磬残块、铜制编钟的附件，正说明钟、磬广泛用于咸阳宫的宴会等场合，这与石磬的功用相一致。钟磬是周代宫廷礼乐重器，周秦礼乐制度有着一定的承袭关系。

其次，北宫乐府是否可以理解为北宫的乐府？如果可以，说明秦代乐府的分工已经很细了，而且乐府的职责也相对汉武帝后的乐府较单一。那么，刻有北宫乐府的石磬及其他出土乐器应该由北宫乐府管理。

更进一步，结合“南宫尚浴”的秦印，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还有“南宫乐府”？这要依赖今后的考古发现。

除“北宫乐府”外，刻着“宫”“商” “角”“徵”“羽”等文字，说明了编磬所用的音名。由于出土石磬全部残损，不能测音，无法对其音列结构进行分析。仅从音名来看，这些编磬是按照五声音阶的音列结构制作的。

从目前出土的编磬来看，5 件一套的较少，10 件一套的较为多见。10 件一套的编磬有从低音do 跨两个八度到高音区的do的排列方式。“各音级之间的音程关系很明显：do—mi—sol—la—do—re—mi—sol—la—do。形成‘从宫音开始、到高两个八度的宫音结束的、在低音区缺一个商音的较为完整的五声音阶的音列’模式。”⑮王安潮《石磬形态通考》，上海音乐学院200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3 页。“北宫乐府”编磬是否完全按照五声音阶的音列结构制作？是否跟曾侯乙编磬一样可以旋宫转调？由于资料不足，无法展开讨论，只能做一些猜测。

从考古发现可知，战国时期的石磬数量从5 件至18 件不等，其中，10 件的最为多见。2006 年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出土秦文化体系的石磬实物，时代为春秋早期。出土石磬两组，“石磬为5 件一组，均按照由东到西，由小到大的方式排列。”⑯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6 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祭祀遗迹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11 期，第14 页。“北宫乐府”编磬数量显然不止5 件。石磬的制作一般是成套的，编号是制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左终”“右八”是石磬的编号，“左终”从词义解读，应是左边最后一个，“右八”应是右边第八的意思。从“右八”可以看出，北宫所编磬数量不少于8 件编组。另据故宫博物院馆藏3 件战国时期编磬，铭文篆刻“左十”“右六”“右八”等文字来看，其编磬两组总数不少于8 或10 件编组。⑰参见黄翔鹏总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 年版，第22 页。据此推测，秦咸阳宫遗址石磬也可能有“左十”等，只是遗址遭焚烧而毁坏。按照周秦宫廷礼乐制度推测，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其宫廷礼乐活动的规模不会低于诸侯小国。因此，秦“北宫乐府”所用编磬数量上甚至不会少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磬32 件，分两层悬挂在磬架上，音域跨三个八度”⑱韩伟《马家庄宗庙建乐制度研究》，《文物》1985年第2 期，第31 页。的规模。

秦咸阳宫遗址出土石磬残损严重，无法判断准确的套数、件数及其形制。磬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具有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先秦以来，磬作为礼乐的重要乐器，其形制、股部和鼓部的长度比在演奏实践中不断完善。郑祖襄先生将出土磬和编磬划分为“不规则形”“钝三角形”“倨句形”三种类型，其演变过程表现为远古—商周—春秋战国三个历史阶段，⑲参见郑祖襄《出土磬和编磬的考古类型学分析》，《黄钟》2005 年第3 期。数量由几件发展到10 件一组，再扩大到13 件、22 件、25 件等，曾侯乙编磬甚至两组编列。

四、北宫乐府石磬与秦乐府职能

秦代乐府的职能，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文献资料都没能提供较为明确的信息。但是，从陕西秦咸阳宫遗址考古发现入手，可以做一些探讨。

第一，秦乐府有制造乐器的职能。从考古现场看，这一功能是毫无疑问的。笔者曾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秦都咸阳城考古队长许卫红去遗址考察，现场留有石磬切割、锉磨和抛光等制作痕迹，这都是石磬制作的重要工序，而F7 出土的磨石或许为石磬校音修整所用。据此，可以认定考古发现附属物是石磬制作机构。李文初先生曾经结合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指出：“秦及汉初乐府的职能确是负责制造乐器的。”⑳李文初《汉武帝之前乐府职能考》，《社会科学战线》1986 年第3 期，第290—294 页。

第二，乐府还可能有存放、发放乐器的职能。在秦都咸阳城宫区以西的胡家沟源地，发掘了房顶有秦代特征的瓦片，下为四面夯土垣墙，结构相似的四个大房间，建筑内出土了大量编磬残块，其中23 件刻有“北宫乐府”。这组建筑距20 世纪80 年代发掘的秦咸阳宫遗址不远，是秦咸阳城的大型国家府库。

从考古发掘来看，附属建筑F3 出土石磬残块，F7 出土大型磨石1 件，F2 发现一枚“大□□缯官”的封泥。据专家判断，该封泥应当是“大府缯官”㉑同注①。，即朝廷管理丝织品的官员，据此推测，建筑内可能存放过丝制品。笔者以为，建筑内存放的丝制品极可能是“北宫乐府”乐工们奏乐时所穿的服装，而这些服装的制作和发放归“大府缯官”管理，如此，贮藏石磬的库房附近发现“大府缯官”的封泥就不足为奇了。

从距离来讲，制作和贮藏编磬等的府库出现于咸阳宫附近，方便为咸阳宫运送物资，刻有“北宫乐府”的残磬从这里大量出土，说明“北宫乐府”很可能有存放、发放乐器的职能。“府”在古代有贮藏之义，战国时期各国政府所设的府库具有多重功能，既是器物的贮藏处所，也是制作各类物品的手工业作坊。由此推测，乐府设立之初，其职能可能只是制作和发放乐器。

这组建筑毁于大火，从考古现场来看，当时火势很大，墙体都被烧成红色，石磬局部被烧成白色。据此，这组建筑的废弃很可能与秦末战争有关。

五、秦乐府音乐考辨

关于秦乐府的活动，史籍没有太多的记载，这给秦乐府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探微访古，大量遗存重现于世。借助考古资料，可以依稀窥知祭祀乐、宗庙乐、倡乐、燕飨乐、角抵戏等秦乐府音乐的面目。

（一）祭祀乐

祭祀乐是祭祀天地时使用的音乐。秦因护驾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始蒙车马礼乐之事。《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载：

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祭祀，君子惧焉。㉒［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685 页。

秦自襄公立国，每位秦公都非常重视祭祀，先后在秦都雍城等地建立起称为“畴”的祭祀场地。1978 年，在宝鸡太公庙出土了5 件铜钟、3 件铜镈，从钟体所刻铭文来看，乃秦武公为祭祀先祖而专门铸造的一套“和钟”。据此可知，最晚在秦武公时期（前697—前678 年），秦人已经开始吸收周人的礼乐传统进行祭祀了。2020 年，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发现距今2600 年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该遗址是秦宣公设立的密畤祭祀遗址。

《通典·礼》载：

秦祠四帝。秦襄公、秦文公、秦献公祠白帝少昊，秦宣公祠青帝太皞，秦灵公祠黄帝和炎帝。秦末则废除了郊庙礼。㉓同注⑩，第1168 页。

《史记·封禅书》载：

其礼颇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㉔同注㉒，第1366 页。

由此可见，秦的祭祀行为属于秘密活动，故其祭祀礼仪没有被史籍记载而为人所知。但陕西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的发掘，为我们研究秦之祭祀音乐活动提供了一些线索，出土20 余件倨句形的残断石磬铭文显示，秦景公亲政典礼祭礼祭天，周天子亲自参加。

秦公一号大墓出土大量残破的石磬，据王辉等人考证，这些石磬是祭祀奏乐所用。这些残磬的文字大致描述出祭祀用乐的场景，石磬的铭文可能就是敬神、乐神、祈神时所用的乐歌，即秦景公时代的郊祀乐歌。从“百乐咸奏，允乐孔煌”“鉏铻载入，有飢载漾”㉕王辉、焦南锋、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残铭考释》，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 本，第264 页。等磬铭可以看出，春秋末期秦的祭祀用乐演奏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出土遗物还有一小漆筒，上书“寂（祡）之寺（持）簧”四字。漆筒是用来装“簧”的，可见，“簧”也可能与当时祭祀活动有关，此“簧”当与《诗经》中的“吹笙鼓簧，承筐是将”的“簧”是同一乐器。对口簧研究有较高造诣的范子烨先生认为，诗经中的“簧”即现今的“口弦”㉖范子烨《〈诗经〉之“簧”考辨——揭开〈小雅〉“巧言如簧”之谜》，《甘肃社会科学》2017 年第2 期。。

秦非常重视祭祀，也重视祭祀礼乐制度的建设，这在《史记》中多有记载：“秦代太乐机关掌其郊祀、宗庙用乐。”“外乐”的出土，大致可以证明秦太乐中设有专门外祭用乐的机构和职官。

考古发掘显示，陕西区域内的秦人音乐文物主要有铜钟、铜镈、于等铜质及石磬等石质乐器，而钟磬正是周秦宫廷祭祀所用的主要乐器。

（二）宗庙乐

秦宗庙礼乐制度的建设，是与祭祀礼乐建设密切相关的。秦人自春秋开始就吸收了周人的礼乐文化，渐次创立了自己的礼乐文化。秦人生活在西周的故土，受周文化的影响，喜好音乐。秦先公宗庙建置依照周之诸侯旧制，这在考古挖掘中已得到充分的澄明。“秦公的陵园中的大型墓可分为中字、甲字、凸字、目字、圆坑等类型，小墓中的用鼎制度、棺椁、车马殉葬的数目与周代相同，这说明秦国与中原诸侯皆遵周制。”㉗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 年第4 期，第175 页。

从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的秦武公及王姬编钟、编镈“乍氒龢钟，霝音鉠鉠，以匽皇公，以受大福”㉘卢连成、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 年第11 期，第1 页。的铭文可想象，秦宗庙乐的宏大气势。秦“宗庙建置承袭了殷天子五庙、诸侯三庙的制度，建太祖庙一、昭一、穆一，且每庙各部分别具有祭祀、燕射、接神、藏祧的礼仪功能”㉙同注⑱。。

从前文“雍左乐钟”封泥可以窥视祭祀乐和宗庙乐的一些信息。“雍”则今陕西凤翔县，秦在此定都近三百年，先后在“雍”城等地建立起称为“畴”的祭祀场地，按照季节祭祀白帝、青帝与社主等神灵。“雍左”应该是指“雍之左畴”，即西畴白帝祠。据专家考证，“雍左乐钟”是祭白帝专用之器，可见，秦在“雍”时，有专职乐官以司宗庙祭祀之事。

《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㉚同注③，第1043 页。叔孙通奉命制作的宗庙乐，共有五个仪节，这一系列繁杂的仪节形式，当汉吸收秦宗庙之乐的结果，由此可见，秦的宗庙音乐所用乐曲与礼仪具有严格的规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加重视宗庙建设，其宗庙建设规模之大，超过其历代先王。《史记》卷二十三《礼书》载：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旧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㉛同注㉒，第2722—2723 页。

（三）倡 乐

倡乐又分倡女之乐和倡优之乐两种。倡优之伎往往男女杂坐，贵贱不分。秦人尚倡乐，始皇时更盛，近年来，秦始皇陵园百戏俑坑出土的乐俑是秦倡乐繁荣的确凿证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秦优旃的故事，优旃擅长表演，然而调笑之词都能合乎道理。他的机智幽默促使秦始皇下令卫士减半值班，还终止了扩大射猎区域的计划。

结合史料记载可知，秦代倡优之伎是非常繁盛的表演艺术，主要由乐府机构掌管，对两汉及魏晋倡优伎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燕飨乐

秦代宴飨音乐非常繁盛，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女乐。李斯在《谏逐客书》记载：“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㉜同注㉒，第2544 页。单从这条记载来看，似乎秦人音乐就是击瓮、叩缶、搏髀（拍大腿）。再加上《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击缶”“完璧归赵”的记载，容易让人将秦的音乐与落后联系起来。由于有关秦人宴飨音乐的历史文献失载，导致对秦人音乐的认识局限于上述两条史料。后人多据此认为，秦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居，其音乐也简单粗糙，但从近年来陕西考古发现秦音乐文物来看，事实绝非如此。秦公大墓出土的磬铭文显示，“到了春秋末期秦的音乐文化已高度发展，乐器种类繁多，演奏程序已相当完善。”㉝姜彩凡《秦公大墓的磬》，载《秦文化论丛》（第七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547 页。秦地民众富庶，从宫廷到民间均具有悠久的音乐传统，特别是秦灭六国后，六国音乐进入秦之宫廷，这不仅丰富了秦的宫廷宴飨音乐，还在一定程度刺激了中原音乐在秦地的发展和流行。

近年来，在秦始皇帝陵园青铜水禽坑（K0007）发现大量与音乐有关的文物，包括一些陶俑、喇叭状骨器及圆筒状骨器，还有一件青铜锥状器及一件银义甲。㉞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K0007 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05 年第6 期。

出土陶俑15 件，按姿势可分为跽姿（见彩版图4）和箕踞姿两类。在部分陶俑的周围，发现银、铜、骨质小件共70 余件。呈弧拱形指甲盖状银器，似为拨弦乐器的义甲；有铜锥形器，有学者认为是击乐器——筑的棒棒；喇叭形骨器，似为乐器的弦钮。这些小件似乎与击筑、鼓瑟、掐筝等有关。出土陶俑及小件器物表明陶俑可能是执掌一定的乐器，以音乐来驯化水禽的。㉟同注⑤，第90 页。

（五）角抵戏

“角抵”一词首先出现于秦朝，原本是古代军事训练活动的内容，战国时演变为娱乐活动。秦时角抵已用于军队和宫廷，秦灭六国，天下兵器，聚之咸阳，“讲武之礼罢，为角抵。”㊱［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卷15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1491 页。自此，“以为戏乐，用相夸视”之娱乐“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放淫乐中矣，”㊲同注③卷23“刑法志”，第1085 页。《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秦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俳优之戏”㊳同注㉒，第2559 页。。

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秦国就有缘杆之戏，在咸阳秦三号宫殿遗址的廊梁上，发现有秦孝公时绘制的壁画，画面上绘有两长杆交叉成三角形，有一杂技艺人正缘竿而下。㊴参见张旭《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壁画》，载咸阳博物馆编《秦汉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2—203 页。秦统一天下之后，集六国伎乐俳优等艺人于咸阳，统称“角抵俳优之戏”。

1999 年，陕西秦始皇陵园百戏坑第一次试掘，出土11 件陶俑，修复6 件，这些陶俑体形健壮、姿势各异，充分展示了秦代角抵杂技的繁荣景象。近年来，经过全面发掘后的百戏俑坑更是发现了多件其他类型的陶俑形象，进一步展现出了秦代斑斓多彩的杂技世界，待所有陶俑修复完成后，将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秦代宫廷音乐的繁荣景象。

结 论

从秦咸阳宫遗址“北宫乐府”石磬、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编磬、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大墓出土石磬、秦始皇帝陵园等秦音乐文物来看，乐府在战国时期已经设立，早期乐府具有制造和储存乐器的功能。秦人在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容的礼乐文化，建立了整套的乐府机构，并影响了汉代及其后封建王朝的礼乐制度。可以这样说，乐府制度产生、发展、变化是造成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乐府文学史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