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帆 李敏胜 李 郇 陈思宁 ZHANG Fan, LI Minsheng, LI Xun, CHEN Sining

社区公共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社区作为地域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属性。近年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的影响，社区物质环境有了明显提升，但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却呈现衰退的态势。在市场的影响下，不少公共空间被开发为景观式假山、喷泉等商业项目的陪衬品，而本应建立在公共空间上的公共生活日渐式微。同时，在当前城市存量发展的背景下，公共空间与社区规划建立了比以往更为紧密的联系。以公共空间为建设和改造对象的参与式社区规划，不仅关注物质空间的环境提升，更是依托公共空间从规划设计到建设管理的持续渐进过程来重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1]。通过引导多方参与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过程，并以此构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已经成为当前规划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焦点之一。

本文基于参与式规划理论，构建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结合儿童友好社区规划的内涵，以珠海市西城社区为案例，分析儿童友好理念下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响，总结公共空间公共性重构的机制，旨在为我国当前参与式社区规划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1 研究综述

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源于20世纪60年代特定的社会思潮和实践。学术界对现代建筑运动主导下城市规划忽视多元主体诉求的反思，以及自由主义思想复兴和民权运动影响下公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共同推动了参与式规划理论的形成[2]。随着规划思潮逐渐向互动性和沟通性转变，规划被作为多方主体沟通、协商、协作寻求共识的社会互动过程[3-4]。

当前我国转型期下城乡规划的发展也与规划思潮的转向相契合。城乡规划的重心从以往大尺度的新城新区下移到微观尺度的社区，参与式规划成为社区层面城乡规划的主要实践形式。以2010年《云浮共识》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科学依据，云浮市通过一系列的“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品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其间云浮市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总结云浮市发展经验，形成《云浮共识》。提出的“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为行动纲领，近年来厦门市、云浮市、广州市、珠海市等地开展了以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代表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实践探索[5]。新时期的社区规划从物质空间建设逐渐转向以人为本的社区全面发展。通过引导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建设和改造的实践过程，以此形成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生活，赋予公共空间以公共性，已经成为当前社区规划的重点关注内容之一[6]26。

聚焦参与式社区规划和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的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3方面展开探讨：（1）讨论公众参与和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关系。从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出发，公众参与本就是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的一个重要维度[7]。同时，公众参与也是构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有效途径[8]。（2）讨论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的多方参与模式。较多研究认为，公共空间的营造需要依托政府、居民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合作，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方参与模式[9-11]。（3）讨论多方参与下公共空间公共性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多方参与的公共空间营造过程不仅要关注物质空间环境的提升，更要以此为载体形成社会关系、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构建[12-13]。

可见，当前研究较多地探讨依托公共空间建设形成的公众参与模式，并逐渐关注到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社会层面的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上，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了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哪些内容，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怎样，仍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2 分析框架

2.1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

以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响内容和机制为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了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见图1）。结合参与式社区规划将公共空间作为建设和改造对象的特征，分析多方主体的参与过程，关注在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影响下公共空间公共性发生了哪些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机制。

图1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by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planning

基于参与式规划理论和当前我国广泛开展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实践，解读参与主体和参与过程的特点。不同于西方由公众自下而上兴起的公众参与，我国公众参与的明显特征是政府、公众和规划师多方合作的参与模式[6]30。同时，沟通、共识、行动作为关键要素，贯穿于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全过程，以动态循环的形式推动规划阶段的进行，实现整个规划过程的动态螺旋上升[14]。

本文选取“可达性”（accessibility）、“功能”(function)和“互动性”（inter-subjectivity）作为讨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维度（见表1）。这是因为，首先，“可达性”是已有研究提及频率最多的一个维度，将其作为评判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别的重要维度。虽然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可达性就是公共性[15]48-49，但比较多的观点还是认为可达性包括实体和社会意义层面的可达[16-17]。这本身包含了公共空间在权属、管控、功能和活动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本文认可后者的观点，即可达性是确定公共空间是否满足公共性基本要求的必要条件。其次，在满足可达性的基础上，公共空间还应具有促使人们开展社会活动的潜力。这体现在物质和社会两个层面。“功能”维度强调了空间应具有满足不同人使用需求的物质空间环境和设施，这与Carmona[18]提到的“功能”、Varna和Tiesdell[19]提到的“空间布局”和“活力”含义是一致的。在满足“功能”维度的基础上，“互动性”维度强调公共空间还应能够促进人们开展社会活动，尤其强调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20]。

表1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构成维度Tab.1 The composition dimension of publicity of public space in this study

2.2 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

儿童是城市发展中应当关爱的弱势群体，儿童群体的空间需求在公共空间建设中更需要受到关注。从儿童的特征和空间需求出发，在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中为儿童创造更高品质的健康生活环境是公共空间公共性研究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以关爱儿童各项权益为导向的儿童友好社区规划，是构建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有效途径。“儿童友好城市”理论认为，家庭、社区和城市应以保障儿童利益为优先，通过促使儿童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倾听、采纳儿童的建议，以政策、服务方面的制度建设营造儿童友好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从而保障和推动儿童权益的最大化[21]。

其中，儿童参与不仅是儿童友好城市理论强调的基本权利，也是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建设的核心方法。城市规划中的儿童参与，以Hart[22]8基于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提出的儿童参与阶梯理论模型为代表（见图2）。不同于公众参与阶梯，该模型虽然划分了儿童参与的不同等级，但并不以此评判儿童参与程度的优劣。由于儿童参与能力受年龄、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模型中的参与阶段可能会在同一个活动中共存，儿童参与的程度也可能会伴随着活动的开展而变化，并非所有活动的目的都需要达到最高级别的参与[22]11。可见，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除了考虑儿童的积极参与以外，更是以儿童参与来促进家庭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本文基于构建的分析框架，以珠海市西城社区为案例，讨论儿童友好理念下的参与式社区规划是如何实现公共空间公共性重构的。

图2 儿童参与阶梯Fig.2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ladder

3 西城社区公共空间公共性的重构

珠海市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提出以儿童友好理念完善和提升儿童成长环境，吸引高层次人才家庭，以此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2019年6月，珠海市发布的《金湾区少年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工作方案》中将西城社区作为试点社区，在全市率先开展儿童友好社区试点建设。在此背景下，由金湾区政府牵头，联合规划团队、高校、社区居委会、居民、儿童等多方主体共同组建西城社区共同缔造工作坊，依托儿童及居民的广泛参与，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的探索。

3.1 社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西城社区成立于2014年，占地面积约40 km²，总人口约3.7万人，位于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见图3）。由于社区辖区范围较大，且社区内尚有大片未建设区域，考虑到规划实施效果，将研究范围缩小到居民日常活动较为集中的核心区域，具体范围为：北至珠海大道、南至中心河、东临机场东路、西至双湖路，总面积约7.3 km²，总人口约1.36万人。本文选取该范围主要是因为该区域聚集了社区内主要已建成的居住小区，且已建成各类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满足居民主要的社区日常生活。

图3 西城社区的位置和研究范围Fig.3 The location and research scope of Xicheng Community

选择西城社区作为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西城社区所在的金湾区是珠海市的西部城市中心，更是粤港澳大湾区港珠澳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探索和创新方面同样走在国内前沿，对该案例的探讨能为国内相关规划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其次，不同于乡村公共空间内生性和自发性的特征，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多是由外界统一规划建设的，往往没有与居民社会生活建立密切关联。西城社区作为建成7年的商品房社区，具有城市社区的典型特征，其公共空间公共性的议题更值得关注和探讨。

本文以参与式观察作为核心研究方法，结合非结构访谈、问卷调查，对案例展开长时间、多次、连续的追踪驻地调查，时间跨度从2019年3月到2020年1月。其中，问卷调查涉及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出行活动意愿等；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访谈，主要对居民、规划团队、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和记录，并通过图片、声音、文字和视频等形式详细记录过程信息。

3.2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缺失

当前社区居民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呈现以下特征。首先，社区人口结构整体偏年轻化，据调查问卷统计，18岁以下儿童占比高达22%，19—64岁人口占比为75%，儿童和年轻居民是公共空间的主要使用人群。其次，居民活动以必要性的活动为主，多发生在航空新城小学街道（以下简称“航小街道”）周边，该空间在儿童上下学时间段集聚了大量儿童和家长。此外，居民的自发性和社会性活动相对较少，但在周末和节假日时段较多地集中在金山公园。总体来看，航小街道和金山公园是居民社会活动发生较为频繁的公共空间（见图4）。

图4 金山公园和航空新城小学街道在西城社区的位置Fig.4 The location of Jinshan Park and angkongxincheng Primary School in Xicheng Community

从“可达性”“功能”和“互动性”3个维度来讨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基础。航小街道和金山公园都面向社区所有居民开放，没有限制居民进入的相关措施，并且允许居民多种类型社会活动的发生，具有较好的可达性基础。但在“功能”和“互动性”维度上，面对以儿童为主的空间使用群体，公共空间欠缺完善的功能和设施，未能完全满足儿童和家庭各种社会活动的需求。

航小街道存在安全隐患和人性化设施不足的问题，不能完全满足儿童上下学的必要性的活动。该路段平时车流量较少，但在学生上下学时间段机动车出行比例较高，缺乏交通秩序管理。同时，由于珠海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一年四季阳光强烈且多雨，街道缺少座椅、遮阳棚等人性化设施，大大降低了儿童和家长的舒适度。

金山公园在空间环境、使用设施方面未能满足儿童游玩、休憩等需求。首先，儿童游玩场地及设施不足。现有设施仅有跷跷板、沙坑、羽毛球场等场地，且部分设施多已损坏。其次，现有活动场地缺乏人性化设计。多处场地设计时未充分考虑珠海降雨充沛的水文气候特征，不少沙坑、休憩空间在下雨后积水无法使用。

3.3 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规划过程

3.3.1 公共事务的营造

公共事务是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提升社区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基础所在，是公共性生产的载体[23]。针对两类公共空间公共性缺失的问题，规划师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居民对儿童友好公共事务的关注。首先，规划师对上位规划和专项规划内容进行梳理，对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同时结合现行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标准，从自身规划专业视角识别社区在儿童友好方面的问题。其次，规划师同政府、社区家长和儿童等多方主体沟通，了解他们的现状诉求。政府主要从社区整体层面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儿童各类权益保障、社区发展资金和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建议。家长和儿童从自身日常生活出发，重点关注儿童户外游玩场地和上下学通勤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动员大会，引导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多方基于对儿童友好的共同关注形成了建设儿童友好社区的共识。

3.3.2 参与平台的搭建

在营造公共事务引导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规划也为公众搭建了多方参与的平台，保证公众参与的长期进行。针对社区居民普遍反映的“想参与却不知道怎么参与”的问题，从居民普遍关注的儿童友好议题入手，通过儿童参与带动政府、居民、社区组织、规划师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社区全方位的参与动员。为此，通过组建儿童议事会这一社会组织，为社区儿童和居民提供自主参与的渠道和搭建协商议事的平台。

首先，儿童议事会以社区儿童和居民为主体，成员选取秉承公平、公开的原则。首批成员分为16组（每组由1名年龄6—18岁的儿童及其家庭构成），通过社区儿童和家庭自愿报名，并由来自政府、居委会、规划院等的相关专家评委从中选举形成，代表社区居民向居委会表达诉求。其次，儿童议事会不仅保障了公众参与的长期进行，同时也作为政府、企业、社区、高校等多方主体参与的平台。在儿童议事会中，社区儿童和家庭代表是儿童议事会的主体，旨在从儿童的视角提出诉求，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治理。儿童及家庭可参与空间建设、主题活动、教育课堂等一系列与儿童发展相关的公共事务，并向社区居委会表达诉求；金湾区、三灶镇政府相关部门为儿童议事会提供政策、资金等方面支持；居委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社区组织负责儿童议事会的日常运作，对儿童议事会进行管理、监督和定期培训，开展日常事务活动；高校、企业等规划专业团队为儿童议事会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3.3.3 公共空间规划建设过程

基于多方对儿童友好议题关注形成的社区发展共识，依托搭建的儿童议事会平台，以空间建设为载体整合服务友好、政策友好内容，优化提升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塑造儿童健康成长的社区环境。近期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以为儿童提供舒适的活动场所和安全的上下学道路为重点，包括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改造提升项目。以近期空间改造提升项目为目标，规划以结合儿童特征的多种参与形式，引导儿童和家庭参与到需求表达、方案制定、决策公示、空间建设、评估反馈的公共空间规划全过程（见表2）。

表2 规划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实践Tab.2 Public participation practic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lanning

需求表达阶段，规划意在了解儿童、居民等多方主体的诉求，引导多方讨论形成对社区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统一认识。规划师通过引导儿童和家长参与“我们的草地真美丽”“我爱我家、共绘西城”等主题活动，组织不同居民群体之间面对面交流，使其对相互意见与想法有更多的理解（见图5）。儿童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想象力，表达了对西城社区的美好想象，家长更关注儿童成长环境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如日常生活体验和出行安全等。

方案制定阶段，规划师以儿童外出游玩、通学出行等关乎儿童切身利益的议题为吸引点，引导儿童和家庭参与方案设计过程。在“一起做个白日梦”“社区学道齐参与”的主题活动中，规划师、儿童、家长分组调研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借助游憩设施卡通卡片、纸上绘制涂鸦等方式引导儿童表达自身的想法（见图5）。其中，儿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如认为公园石子滩趣味性不足，建议改造为戏水喷泉；植物景观不太丰富，建议开辟城市菜地。家长则更关注儿童日常出行体验和安全，如希望在公园增种树木，避免儿童游玩时长时间暴晒，希望在航小街道建设儿童专用学道，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等。多方经过讨论形成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的改造方案（见图6-图7）。

图5 需求表达和方案制定阶段的主题活动Fig.5 Theme activities in the requirements presentation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stages

图6 金山公园改造方案Fig.6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Jinshan Park

基于规划方案，儿童、居民、规划师、政府、社会组织参与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过程。在“童心旧物造乐园”和“共绘安全上学路”空间共建活动中，多方主体展开集体行动（见图8）。儿童和居民作为参与主体，街道、居委会负责组织和策划整个活动，金湾区人社局、教育局、宣传部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为活动提供了资金和宣传支持，航空新城小学和幼儿园美术老师与规划师为儿童提供绘画和方案的专业指导，联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在空间建设环节中给予施工材料和技术的支持。

3.4 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提升

在儿童友好理念的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下，航小街道和金山公园的公共性在“功能”和“互动性”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提升。

3.4.1 配套设施使用功能的完善

经过一系列改造措施，航小街道提升了儿童上下学出行活动的安全性和趣味性。宽1.5 m、总长约1.4 km的儿童学道连接航小街道周边出入口；机动车停车线到斑马线之间用彩色涂装提醒司机行车注意；小学门口正南侧绿地硬底化后改造为广场，设置家长等候区和风雨走廊，禁止机动车驶入，方便上下学时学生集散。这些措施显著提升了儿童上下学活动的安全性。此外，在儿童安全路径上由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绘制的趣味涂鸦提升了儿童上下学步行环境的趣味性，小学门口增设的风雨走廊让家长在等候时有了遮阳避雨的休憩场所，能够满足家长在接送儿童上下学过程中休息、聊天等一系列自发性活动（见图9）。

图9 航空新城小学街道改造成效Fig.9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streets near Hangkongxincheng Primary School

通过对儿童游憩设施的改造，金山公园完善了亲子户外活动的相关功能。相比以往儿童只有放风筝、露营等基础项目，改造后的金山公园针对0—3岁、3—6岁、6—12岁和12—18岁不同年龄段儿童进行功能分区，包括探索历奇、室外攀爬、航空探险、室外休憩、童心旧物乐园等多种不同主题的活动区域。同时，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特征，增设不同类型的游乐设施。如为3岁以上的儿童增加传声筒、精英鼓、小狗双人跷跷板等设施，为6岁以上儿童设置室外攀爬、航空探险等主题游乐设施（见图10）。改造后，金山公园儿童和家庭游憩的场地和设施数量增多，遮阳避雨设施及休憩座椅增加，更加适应儿童和家长的自发性活动需求。

图10 金山公园改造成效Fig.10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 of Jinshan Park

3.4.2 公众社会互动显著增加

公共空间使用功能的完善增进了公众社会互动的产生，主要体现在以休憩游玩为主要功能的金山公园。金山公园在满足居民自发性活动的基础上，促使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一方面，公众参与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提升了居民之间的社会互动频率。在规划介入之前，除了社区老年人较多地参与到居家养老服务站、老年人志愿队等社会组织外，年轻居民群体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在对儿童友好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下，从刚开始儿童参与逐渐成为儿童和家庭共同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过程，居民之间形成了更为频繁的互动。

另一方面，随着居民自发性活动的增加和对儿童友好议题的持续关注，西城社区开展了更丰富的社会活动。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金湾区政府和社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引入多类社会组织，以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为载体，持续开展不同主题的社会活动10余场（见表3）。依托成立的儿童议事会组织，西城社区持续关注儿童友好的公共事务，逐渐形成了关爱儿童成长的公共生活。

表3 西城社区自发组织的社会活动Tab.3 Soci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Xicheng Community

4 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机制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物质空间与社会生活两者的相互联系中，两者并非直接产生相互作用，而是通过“人”这一空间公共性表达的作用主体和媒介来实现。公共空间在人的实践下其物质环境发生变化，通过“促进”和“限制”的措施来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进而间接地影响社会生活[24]。而参与式社区规划之所以能够构建公共空间公共性，正是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促使多方主体参与到以公共空间为载体的规划实践路径来实现的。

4.1 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

首先，规划营造的公共事务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参与动机。社区规划中有关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规划内容，本身就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与居民的个人利益紧密相关。规划前期开展多次调研、讨论和主题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多方主体的诉求，共同确定社区发展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在规划师的引导下，政府和居民逐渐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形成建设儿童友好社区这一共识。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将居民的个人利益和社区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激发了居民共同参与的意识。

其次，规划搭建的多方参与平台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参与渠道。作为社区居委会、议事会的有益补充，儿童议事会建立了相关的议事委员制度体系，包括定期举行会议、开展成员选举和换届仪式、围绕会议规则和议事公约等方面开展议事委员培训，明确参加会议讨论委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打通了居民的需求表达渠道，建立了儿童和家庭长期参与社区事务的参与机制，为居民增加了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的渠道。

此外，政府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提供了制定政策、构建工作机制、资金支持等多方面的保障，确保公众参与的长期进行。一是政府通过提供政策和资金对儿童友好社区建设给予支持。金湾区政府将西城社区列为儿童友好社区试点，并设立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专项资金，这是参与式社区规划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二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建立了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金湾区政府成立儿童友好试点社区建设工作小组，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牵头，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统筹推动公共空间规划建设，区妇联负责统筹开展儿童友好主题系列活动；三灶镇作为建设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设计建设工作的具体推进，多部门协作建设，保证社区建设工作的有序推进。三是在公共空间建设完成后，政府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儿童教育培训、组织儿童活动、融合亲子家庭关系等一系列社会服务，协助社区自组织活动的开展。

4.2 以公共空间作为公众参与的载体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必须要依托客观的物质空间才能形成对所有人开放的、不同人群可以聚集和交往的公共平台[15]47。物质空间是规划的建设和改造对象，也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在参与式规划确保的公平和开放的秩序下，公众就共同关注的儿童友好议题展开沟通协商，并将规划实践行动落实到公共空间的设计、建设、管理这一渐进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可以进行平等且真诚的沟通与对话，这也确保了对公共空间的建设和改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多样性的社会需求。

公众参与建设和改造公共空间的过程中，公共空间亦影响公众的意识和行为。公众在参与到空间设计、建设的公共空间规划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公共事务的共识，这是在社区层面公共意识的培育过程。而在此基础上，公众才能跳出个人利益认知的狭隘，以实际的行动去寻求公共空间中公共性的实现。居民在参与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改造的过程中，形成了持续关注儿童外出游玩和日常出行的公共意识，并主动维护和提升社区环境以保障儿童健康成长。依托西城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站，不少居民自发加入金山公园环境保护志愿服务队和航空新城小学交通秩序维护志愿服务队，倡导居民自发爱惜和维护公园的公共设施，辅助维护学生上下学的交通秩序。在共同形成的公共意识下，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不只是改造后的物质空间，更是承载着居民社会认同的地域共同体。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影响相关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构建了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分析框架，以西城社区为案例，探讨了儿童友好理念下参与式社区规划对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影响内容和机制。主要结论为：首先，在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下公共空间公共性的“功能”和“互动性”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共空间的物质环境和设施提升，使用功能更加完善，能够满足居民多样性的社会活动需求，并进一步促使居民开展更多的社会互动和活动。其次，参与式社区规划之所以能够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主要通过：（1）营造公共事务为公众提供参与动机，搭建多方参与平台提供参与途径，并在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下形成公众参与的长效机制；（2）以公共空间作为建设和改造对象，引导公众参与到公共空间规划建设过程，进一步影响公众的意识和行为。

针对当前社区发展中公共空间公共性缺失的问题，本文证实了通过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是可行的。但同时，案例的实践也揭示了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本文选取西城社区的金山公园和航小街道，本身已具有良好的可达性基础，在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下其可达性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对于自身可达性基础较差的公共空间，在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影响下可达性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会影响本文已总结的参与式社区规划重构公共空间公共性机制，后续研究需要通过更多类型的案例实证给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