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式视角下的在地性社区规划探索*——以武汉市登月小区为例
2021-11-26胡洲伟HUZhouweiGUOYan
上海城市规划 2021年5期
关键词:规划
胡洲伟 郭 炎 HU Zhouwei, GUO Yan
0 引言
转型期,社会冲突趋于常态化,公共领域的价值协调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城市规划逐渐难以满足新的需求[1]。一方面,自上而下、精英蓝图式的规划忽略了居民的社会交往需求,导致社会关系疏远、社会资本萎缩,进而造成城市老旧社区物质环境的衰败;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在地性元素逐渐边缘化,标准化的建设模式导致“千城一面”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基础单元,既聚集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城市治理和城乡规划工作也出现显著的“社区转向”[2],“社区”“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社区营造”“社区规划”等词汇成为热点议题。
“社区”(community)概念源自拉丁文communis,意指“亲密的关系”。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3]基于“机械团体”和“有机团体”,提出“社区”和“社会”概念,前者指基于自然意愿(nature will)的社会关系,而后者则是基于理性意愿(rational will)[4]。可见,社会而非空间,是“社区”的本质属性。费孝通[5]认为,社区是指基于一定地域和人口规模的、具有某种共同意识和紧密社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现代意义上的“社区规划”则源自西方20世纪初的“睦邻运动”,旨在培养社区居民的自主互助能力[6]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恢复重建期间,在联合国的积极倡导下,各国家和地区纷纷发起“社区发展计划”[7],指基于社区共同体利益的发展总体部署,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和建成环境方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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