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新 郑志浩 高大洪 李珂1、

(1.西藏大学医事法学研究中心,西藏 拉萨 850000；2.西藏大学政法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3.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重庆 401120)

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护航舰”，也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依法治国现实视域下，依法治藏是西藏治理科学化、现代化的枢机所在，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重要论述和战略布局的必由路径。依法治藏宏观系统，卫生事业关乎基础民生与社会稳定，依法治医当属其中重要维度。同时，在当前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健康西藏”必不可少。故如何更好地实现西藏医事法治，为“健康西藏”保驾护航，以依法治医助推依法治藏，是西藏法治建设和卫生发展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1]。”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特别是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医事法学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相关立法实践紧密跟进，其中涉及相当广泛和前沿问题，比如器官捐献、克隆技术、性别转换、人体试验、基因隐私和安乐死等[2]。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医事法学研究整体起步较晚，虽然已取得较大进步，但对于很多理论问题尚未展开较为充分论证，更未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连医事法学的学科定位也尚不清晰[3]，学科名称亦是处于混用和争论状态，比如医事法、卫生法、医疗法、生命法、医学法等[4-5]。在此现实情境下，西藏作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