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新

(中国戏曲学院，北京100068)

一、问题的提出

历史剧研究历来是中国戏剧理论中重要而独特的领域。无论是古代散见于各类戏曲作品序跋题记中的感性归纳，还是现代以来全面系统的理性分析，有关史剧创作的原则和标准一直是理论界的重要话题。相比较而言，西方虽然也有取材于历史题材的戏剧作品，但并不存在“历史剧”这样的严格题材划分，很少有剧作家声明自己的作品是“历史剧”——反倒是对中国戏剧界影响至深的当代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专门标明其著名的历史剧《罗慕路斯大帝》是一出“非历史的四幕历史喜剧”。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戏剧理论中虽然也不乏对此类题材的论述，但总体而言缺少系统性——即便是在浩如烟海的莎学研究中，诸如卢卡契的《戏剧和戏剧创作艺术中有关历史主义发展的概述(1945)》之类专门谈及戏剧与历史关系的经典文献，也仅是吉光片羽。但颇有意味的是，虽然西方戏剧理论中少有对历史剧的专门探讨，到现在也没有在此领域归纳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作原则和标准，但其经典历史剧作品从古至今却层出不穷，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迈克·弗雷恩的《哥本哈根》等都是至今在全世界舞台上不断上演的经典剧目。反观中国，虽然我们的戏剧理论总结出了历史剧创作的基本原则——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但有意思的是，每当人们把这一原则适用到具体作品时，又会出现“六经注我”的情形——当历史学家和戏剧理论家引经据典指责剧作家的创作不符合历史真实时，后者往往也会在历史文献中寻章摘句证明自己的创作符合了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