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多

宁夏镇所辖卫所、堡寨众多，文献记载难免繁芜琐碎，笔者曾考证过花马池守御千户所的设置时间问题［1］，由此发现明清志书关于此类细节问题，或疏漏，或重复，甚至抵牾。宁夏中卫下辖之枣园堡的设置时间，史料记载就不一。现有研究如《宁夏历史地理考》仅标注其地［2］233，并未做考辨；艾冲认为枣园堡建于弘治元年（1488）［3］92，但似与史实不符。嘉靖十八年（1539），枣园堡划归广武营，划归后又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宣德至成化年间，明廷设置宁夏河渠提举司，但其仅存在三十余年即遭废置。以上二题虽小，但目及所见尚未有论，故本文尝试解决。

一、明代宁夏镇枣园堡若干问题

（一）中卫枣园堡设置时间与地望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陕西》十一《宁夏镇·宁夏中卫》下“镇虏营”记载，“又枣园营，在卫东百二十里。永乐二年建”［4］2962，且设官军戍守。《大明一统志》卷三十七《宁夏中卫·关梁》记有枣园营：“在卫城东一百二十里，正统四年建。”［5］《弘治宁夏新志》［6］与《嘉靖宁夏新志》［7］虽记枣园堡，但并未明确说明其建置时间。至此，关于中卫枣园堡建置时间有永乐二年（1404）与正统四年（1439）两种说法。

现存明代宁夏地区最早方志为朱㮵的《宁夏志》（《正统宁夏志》），其中并未详细记录宁夏镇各卫管辖堡寨情况。《弘治宁夏新志》的纂修者胡汝砺为宁夏左屯卫（今银川市）人，其于弘治十二年（1499）因父丧而回乡丁忧，恰逢巡抚王珣请他重修家乡志书，于是欣然应命，并请管律为助手，历时三月而成。约四十年之后，管律在《弘治宁夏新志》基础上增加内容，扩充为《嘉靖宁夏新志》。二书均记枣园堡于嘉靖十八年（1539）划归广武营，缘由是因为秋青草牧采之争议。广武营设立于正统九年（1444），应是在宁夏防御体系由军镇卫所向分路防守演变的过程中，巡抚金濂出于“以其地当西路之 冲 ”［8］97而 奏筑。 广 武营 设 立后 ，“与 枣 园、石空、镇罗为西路完城矣”［8］98，说明广武营设立前，枣园诸堡已经设立。因此，广武营与枣园诸堡应该均是在正统时期“敌患日多”的大背景下建置，且因为设置初期分属不同分区而产生了资源纠纷事件。胡汝砺这位饱学之士，又是宁夏当地人，以他对当地的熟悉，但却没有记载该堡之建置时间，多少令人遗憾。此外，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之《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五《宁夏府》二“关隘”记载，枣园堡在“中卫县东北一百二十里。明正统四年建”［9］。民国《朔方道志》卷五《建置志》下“堡寨”记中卫县之枣园堡“在城东北一百三十里，明正统间建城。城周二里，清驻把总”［10］272。因此，笔者认为枣园堡应建于正统四年（1439），是正统时期“敌患日多”的大背景下建置。

《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嘉庆重修一统志》、《朔方道志》、《乾隆宁夏府志》①［11］98所记枣园堡地望略同。《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陕西》十一记载广武营：“其东北为大坝堡，其西为枣园堡；又西为石空寺堡，与中卫接界。”［4］2948广武营在中卫东一百九十余里处。《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陕西》十一引用《舆程记》之记载：“由广武营而南五里渡黄河，即宁夏中卫之鸣沙州。”［4］2948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7 册万历十年（1582）陕西（一）［12］59，可见枣园堡应为今中宁县枣园乡。

（二）枣园堡的隶属变化及其影响

《弘治宁夏新志》载：“枣园，初隶中卫。广武草滩在其地。枣园人恣取，致广武军困于陪补。后割地属广武，军困始舒。置操守。”［6］42《嘉靖宁夏新志》卷三《所属各地》三“中卫”记：“枣园堡，嘉靖十八年，奏割属广武营辖。”［7］219《嘉靖宁夏新志》卷三《所属各地》五“西路广武营”所记略同于《弘治宁夏新志》：“枣园初隶中卫。其广武营岁采秋青草湖滩则在其地。枣园人恣意牧取，广武军余困于陪补，官不能禁。嘉靖十八年，奏割其地辖于广武，人始知惧，略舒陪补之因矣。”［7］237-238由此可见，宁夏中卫之枣园堡在嘉靖十八年（1539）隶属广武营守御千户所，原因是为了解决枣园人“恣意”采取秋青草而造成广武军赔累不付。将枣园堡划归广武营，避免了枣园人随意樵采牧草，方便广武军征缴牧草。虽缓解问题，但还是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法令规定只能使枣园人“知惧”，在现实利益面前，总有迫于生计铤而走险者，因此此处仅言“略舒陪补之困”，而未作彻底解决或根除之论。

这种由经济原因所致的行政区划调整，带来了与之相关的军事防御区域与军防力量的变化。明洪武年间，北方边区“重在省区和战略要地的布防格局”，永乐以后“区域防御开始以边防线为主体来规划和布局，进而形成九边区域布局的新模式”［13］。九边军镇下辖卫所，约5600人为一卫，卫下辖所，约1120 人为一所。正统后随着边防战事的增多，九边内部出现分防区。宁夏镇在正统八年（1443）、正统九年（1444）期间形成三路分守：“西路分守广武营、鸣沙州、宁夏中卫等营卫；中路在总体上负责管理宁夏镇的同时，分守广武营以北、黄河以西的沿边地区；东路分守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等河东沿边地带。”［14］分防区的意义在于“弥补了以九边为单位的大区域防守的弊端，加强了区域内部更加具体的目标责任防卫，取得了较为积极的防守效果”［13］。原本隶属宁夏中卫的枣园堡划归广武营，其充沛的秋青草无疑提升了广武营的战备防御能力。

（三）枣园堡的经济及灵州枣园堡

枣园堡划归广武营，这客观上造成广武营与宁夏中卫地域范围与军事防御力量的变化。枣园堡位于今石空寺镇与鸣沙州对岸黄河北这一地点之间，即今中宁县枣园乡。除广武草滩在枣园堡外，枣园堡亦有枣园渠②，渠“自闸口至渠尾，长三十五里，支水灌田九十五顷六十亩”［15］197，元时此处就已屯田［4］2962。清代黄恩锡的《中卫竹枝词》云：“亲串相遗各用情，年年果实喜秋成。永康酒枣连瓶送，蒸枣枣园夙擅名。”［8］422诗中所讲中宁县永康镇的酒枣与枣园乡的蒸枣，均为馈赠亲朋的佳品，尤其是枣园乡的红枣，“曾在宁夏历史上独享盛誉，号称‘中宁大红枣’”［16］232。现如今该地已建成红枣生产基地，发展势头良好。由以上可见，自明代开始，枣园堡即已形成多种经济并行的结构模式，以秋青草和枣果业为主，而农业种植比例则不高。这由枣园渠的长度及其灌溉面积可证。曾任陕西三边总制兼尚书的王琼在其《渡河过广武营》诗中有云“广武人稀非土著，枣园田少尽征科”［7］237，亦可为证。

此外，灵州守御千户所亦有枣园堡。《弘治宁夏新志》［6］39与《嘉靖宁夏新志》［7］185只记其名，未言其位置。《嘉庆灵州志迹》载枣园堡“在城西南四十里”［17］48，同时该志地图所示：灵州西南滨黄河、秦渠口位置，标示为“早元堡”［17］14，此当为“枣园堡”之简写或误写。《乾隆宁夏府志》所记略同［11］97。民国《朔方道志》记枣园堡“在城（灵州城）西南五十里，滨黄河”［10］274，同时《朔方道志》卷二《舆地志》上《疆域分图》之《灵武县疆域分图》作枣园堡位于灵州西南滨黄河［10］87，也就是《宁夏历史地理考》中认定的吴忠市吴西乡枣园村［2］242。

二、明代宁夏河渠提举司的置废

宁夏河渠提举司早在元代即已设立：“都水监，秩从三品。掌治河渠并堤防水利桥梁牐堰之事。……至元二十八年置。二十九年，领河道提举司。……大都河道提举司，秩从五品。提举一员，从五品；同提举一员，从六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18］2295-2296吴忠礼认为：“至元二十九年以后，又于重要河渠和大灌区设立河道提举司，归都水监管辖。”［15］234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八月，“宁夏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员，参以二僧为之”［18］502。元代宁夏河渠提举司废于何时，已无从知晓，若终元一直存在，则不过六十余年。

（一）罗汝敬与宁夏河渠提举司的设置

明代宁夏河渠提举司于宣德六年（1431）设置，至成化元年（1465）废置，仅存三十四年。工部侍郎罗汝敬言：“宁夏、甘州田土资水灌溉，有势力者占据水道，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请增除六部或督察院堂工官二员往来巡视。宁夏、甘州皆请置提举司。”［19］1920可见，其设置是为解决豪强占据水利，是有利于屯垦建设的。罗氏对其官员配备及其辖属关系等建议：“宁夏正提举一员，副提举二员，吏目一员，司吏二名，典吏四名……专掌水利，兼收屯粮，俱属部院官提督，则屯田不废，边储有积。”［19］1920罗氏奏设河渠提举司事在朱㮵《宁夏志》中有记述：“国朝自洪武初，则立军卫屯田，以省民间轮运之艰。宣德五年，陕西布政司参政陈琰奏宁夏屯田、水利皆被权豪势要之家占使，致屯军缺水，输租欠少。上命工部侍郎罗汝敬驰传，同御史李钰，陕西布、都、按三司官行视分理。汝敬克奉上命，因奏设立河渠提举司。官有提举、副提举、吏目，以司水利。”［15］221明廷即依其建议而设置河渠提举司：“设陕西宁夏、甘州二河渠提举司。置提举各一员，从五品；副提举各二员，从六品；吏目各一员，从九品。隶陕西布政司，专掌水利。从侍郎罗汝敬所奏也。”［19］1926可以看出，官员的设置基本循罗汝敬所奏，只是官员数目有别，同时对官员品阶有所规定。

河渠提举司除了“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外，正统年间参赞宁夏军务监察御史郭智奏请增加“收放草束”等事务。其奏言：“宁夏等卫地方，草湖通计三百四十九处，一千七百四十五顷，每岁派草四百万束，俱委千、百户看守，官军以时采用。若不属官，虑后官旗侵占专利。乞将各湖隶宁夏河渠提举司掌管，明立薄书，收放草束，仍造册送该部稽考。”［20］739可见，其功能似有所增加，但宁夏河渠提举司真正发挥的效力有多少？实际可能并不乐观。

（二）宁夏河渠提举司因功能重叠而省革

宁夏河渠提举司设置后，其真实的情况如何？据正统年间参赞宁夏军务右佥都御史金濂奏：“宁夏原有五渠引水溉田，今鸣沙洲七星、汉伯、石灰三渠淤塞年久，田地荒芜，请令河渠提举司浚之，计用人力四万。然渠成可溉芜田一千三百余顷，分授军民俾人开五十亩，租税视成熟田减三之一，则人争赴工，而边储可充矣。上从之。”［20］1065疏浚渠道，解决水利纠纷等应为宁夏河渠提举司分内之事。但为何渠道淤塞已久，才由金濂上奏请浚修？说明河渠提举司不作为。金濂奏疏隐含不作为的一条重要原因即是人力的问题，说明宁夏河渠提举司不具有征人为其服役的权力，只有新溉之田，减其租税，军民有利可图，才能保障充足的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宁夏军民承担赋税的沉重，即便有渠有地也不一定成为军民自愿开垦的理由。不作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责权的重叠。宁夏河渠提举司的置废说明地方官僚体制问题犹存：“先是，以宁夏屯田水利豪强兼并，置提举司以理之。至是，言者谓自有管屯官当理，其提举司官皆袖手高坐，虚縻廪禄，故省之。”［20］5184可见，河渠提举司与管屯官之间存在责权不清，导致提举司官员无所事事，空享利禄。以宁夏镇为例，管屯官具体有“宁夏镇城理刑屯田水利同知”［6］153、“屯田都司”③等。以致景泰年间，先“省宁夏河渠提举司副提举二员、司典三名”［20］5184。至成化元年（1465），巡抚都御使陈价言“以宁夏水利有各卫管屯武官掌其挑修均放中，而镇守等官又便宜措料修理，本司官实无所事故也”，明廷“革宁夏河渠提举司”［21］423-424。至此，存在仅三十余年的宁夏河渠提举司被废除。

注释：

①《乾隆宁夏府志》卷五载枣园堡“在县城（中卫县）东一百三十里，驻把总”，与《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所记中卫卫城东一百二十里略有差异。

②吴忠礼认为，枣园渠“即中宁县跃进渠前身部分。曾名中济渠、枣园堡新顺水渠。1958 年合并于跃进渠”。参见《宁夏志笺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③屯田都司负责“浚渠、均徭，督理屯政以及分理、总理，庶有责成”。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年，第154页。